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妈妈圈起的狭小而封闭的空间里，还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小。我没有去过幼儿园，也从来不在楼下玩耍，妈妈不交朋友，不访亲戚，连最熟悉的邻居，也只是在楼下遇到的时候才寒暄几句。这个世界上我认识的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多数时间，我们哪里也不去，只是待在家里。家是两间很小的屋子，统共不到三十平米，被塞得满满当当。妈妈喜欢买东西，虽然生活很拮据，她却坚守着这一丁点乐趣。托在外贸批发站工作的女同学买来的旋转木马八音盒和打着太阳伞的洋娃娃，在玻璃厂门口抢购的低价处理的残次花瓶，到古玩集市上淘回的失了声的老收音机……她像一只筑窝的燕子，隔些日子就要衔回一点什么。这些没用的东西总是摆在家里显眼的位置，鞋子、雨伞和脸盆那些常用的东西，却因为缺乏美感而被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它们在床底下挤得快要窒息，有时会撩起床单，露出半个脑袋透一口气。我们躲在密封罐头似的家里，把时间挡在了外面，所以那段日子好像过得特别慢。
我奶奶很不喜欢我妈妈。事实上我爸爸娶任何人她都不喜欢。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她觉得这个世界上都是坏人，都是她的敌人。我妈妈嫁过来以后，奶奶自然没有“亏待”她。让她在洗衣板上跪一下午，还拿擀面杖打过她。对这些，我妈妈早就习以为常。
“这个给你，”她说，“拿着吧。”她看起来比我奶奶年轻一些，一双大眼睛包裹在柔软的皱纹里。
我惊愕地站在那里，任凭姑姑抬起我的腿，把堆在脚踝上的裤管拽下来。她用两根指头捏住裤子的两端举在空中，“你瞧，这颜色还新着呢，一看就没洗过几水，要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好好的衣服干吗要扔掉？”
正午的阳光明晃晃，我站在院子中央，看着他走出礼堂，手里拿着一只塑料袋，从里面掏出一双蓝色塑料凉鞋。
“太多了，给几颗就行了，”妈妈笑盈盈地看着蜜饯叔叔，“你这样我以后可不敢再来了啊。”
如果还有别的选择，我一定不会把对妈妈的感情转移到姑姑的身上。你是见过她的，但可能根本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说话的时候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像个受委屈的童养媳。小时候有两样东西阻碍了她的发育成长：饥饿和恐惧。饥饿令她长得非常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恐惧使她总是含胸，缩着脖子，努力想把自己变得更小。她并不难看，五官也算端庄，只是长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对于她来说，就意味着置身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她希望人们最好把她完全忽略掉。和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能做到让他们忘记她的存在。
我爸爸的恶劣行迹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小学没毕业就跟着一群红卫兵混，无恶不作。后来世道太平了，他却停不下来，动辄就和别人打架，也没有正经工作，没钱了就想一些敲诈勒索的法子。他砍伤过别人的手臂，打断过别人的鼻子，自己当然也没少受伤，左腿被敲断过，有一点跛，跷着脚走过来的时候让人感到不安。他从小在南院长大，这里没有人不认识他，他们见了他都躲着走，背地里管他叫“程玩命”。我相信你刚来南院的时候，肯定就有人对你讲起过。
“别抖搂了，脏死了！”奶奶狠狠地戳了一下姑姑的肩膀，“快去翻翻他带来的包，把那些死人衣服都抱到楼下烧掉！”
“刚才烧衣服的时候，从裤子的口袋里找到的。”姑姑说。
“好。”我抚摸着银色的车把，头也没有抬。
他凑到那个女人的身后，踮起脚跟，眯着眼睛假装在看高处站牌上的字。然后不经意地抬起手，将那支冒着火星的烟蹭在女人领子上。女人正朝车开来的方向张望，全然没有发觉，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只有我和妈妈，我们看着火焰咬着荷叶边，一丝一丝吞下去。妈妈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叫出声来。那是多么漫长的一分钟，我们是如何绷住身体，把自己留在原地的？荷叶边被火焰蚕食掉一小块，留下一排黑色牙印。车来了，女人走上去了。妈妈松开了我的手。
有一次她买了一套水彩铅笔送给我。作为报答，我坚持要为她画一张像。于是她在我的凝视下，艰难地坐了十五分钟，整个脸涨得通红。也许从来没有人这样认真地看过她，我猜想我大概是第一个。
临走的时候，他又叮嘱我要常去，做个品德好的人。
我奶奶家也是两间小小的屋子。世界上所有人的家，可能都是两间小小的屋子吧，我心想。房间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只有大大小小的木箱、纸箱，看起来像一个仓库。我环视四周，想要找到一点花瓶、相框之类的小摆设，但唯一找到的只有墙上那面方形的钟表，表盘下方写着一行红字：“庆祝医科大学建校90周年”。后来我发现，我奶奶酷爱这种红字，茶缸上有，脸盆上有，暖水瓶上也有。不过庆祝的内容不太一样，有的是建校，有的是建党。
“骚娘们儿！”他低声说。
从记事那天开始，我就总是看到妈妈被打，也看到她对此早已习惯。她只是希望暴力发生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如果还没有，又或是被惊醒，妈妈也希望我能像睡着了一样，不要哭，不要叫喊，好让一切快些过去。我的确是这样做的，乖乖地待在黑暗里，屏住呼吸，不发出任何动静。作为奖励，或是补偿，等到那场暴力结束，妈妈再次回到我身边的时候，会让我抓着她的乳房入睡。在溶着月光的夜色底下，她那小小的锥形的乳房，像一座洁白的神邸。我栖息在上面，噩梦就没有再来找我。
“咦，这是谁家的小孩，从来没见过。”其中一个矮个子女人打量着我。我穿着肥大的汗衫，上面破了很多小洞，领子大得露着半个肩膀，脸上蹭的都是灰，身后还背着好大一个竹筐。
“谁见过这么恶毒的妈哟，给自己的亲儿子穿死人的衣服……”
“你奶奶没骗你，”姑姑拾起丢在地上的线衣，翻过来让我看接缝处的水洗标，那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这些旧衣裳是你妈妈在海右市场买的，那里卖的都是用集装箱从国外运来的垃圾。”
“程恭。”我说。
“不用了。”我攥紧它，把那只手缩回袖子里。
“是啊，可是我真不喜欢他奶奶……”高个女人小声嘟囔。
“我说什么来着，绘云的心肠就是好，咱们都得跟她学。”矮个女人对高个女人说。
生日的前一天，早晨我刚醒，一颗牙齿从嘴里掉了出来。我开始换牙了。我把那颗牙齿托在手心，观察上面褐色的蛀斑，口腔里漾起一股酸液，久违的甘草味又泛上来了。但它很快退去了。那短暂的涌现似乎只是为了和我道一个别。姑姑说，上排掉的牙齿要埋进土里，下排掉的应该扔到高处，这样新牙才会长得好。我站在奶奶家的院子中央，用尽全力一跳，将那颗牙齿扔到了加盖的杂物间屋顶上。可是当时姑姑没有告诉我，把牙齿扔到哪里，就是把根种在了哪里。
还有一个绾着银白色发髻的女人，一直没有说话，她又走进礼堂，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把糖。
我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没有带我一起走。是我什么地方令她失望了吗，使她决定抛弃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相信她会真的那么做。我总觉得等她安顿下来，就会回来接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愿意住到奶奶家去，我只想待在家里等她。可是我爸爸根本不会问我的意见。他只想找个地方把我丢下，就再也不用管了。
“正合适嘛，”他说，“穿着吧，旧的那双别穿了，带子断了容易摔跤。”
“喏，这个给你。”她从毛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放在我手里。凉滑的蜡纸摩挲着我的掌心。我低下头，是蜜饯叔叔给我的蜜饯。
“你还当你妈给你穿的这些衣裳是宝贝呢，哈哈，”奶奶站起身，抄着双手朝地上啐了一口痰，“这些都是从死小孩身上扒下来的！浑身烂臭，长满了蛆的死小孩！现在上面粘着的蛆卵已经爬到你身上，钻到你耳朵里去了！”
姑姑蹲下身，一只手箍住我，另一只手去拽我身上的灯芯绒裤子。
我竟然在那幢楼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妈妈的确有在外国的亲戚。她的祖父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从那里又去了美国。不过据我所知，她的祖父没有联系过她。她的父亲是独子，被祖母一个人拉扯大。她出生不久，祖母和父亲病死了，母亲在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里饿死。她被过继给祖父弟弟的儿子，由他抚养长大。“文革”中，表叔一家因为有她祖父的海外关系，成天被批斗。她在整日的惶恐中长大，生怕他们会因此抛弃了她。
已经到了晚饭时间，桌上摆着几只黑漆漆的海碗。只有三把椅子，姑姑搬来缝纫机凳，让我坐在上面。奶奶抱怨第四把椅子是被我爸爸砸烂了，他声称会给她再配一把，可是根本没做到。然后她开始历数我爸爸没兑现的承诺，从买炸糕到给她镶金牙，一件一件，都记得很清楚。我奶奶说话似乎不用舌头，字还没有咬出形状，就从喉咙里滚了出来。那种古怪的声音，让我想到鹧鸪，或是别的什么鸟。我爸爸则好像一副听不懂这种语言的模样，泰然自若地吃着饭。
除了那些没用的摆设，我妈妈还很喜欢买衣服。不过其实她的很多衣服也是摆设，根本没有穿过。但它们非常漂亮，大衣有别致的领子，裙子有特别的下摆，羊毛衫的毛线一点也不扎人，软得让我总想用脸去蹭一下。妈妈把一件因为颜色太艳而从来没有穿过的桃粉色毛衣给了我，让我枕着它睡觉。因为我很喜欢闻那上面的一股特别的香味，像腐烂了的甜苹果。我也有一些漂亮的衣服，虽然没有妈妈那么多，背后有绊扣的小西装坎肩，红黑大方格的呢子外套，还有胸前绣着船锚标志的白色毛衣，它们只有一个缺点，就是都不怎么合身，多数太肥大了，妈妈说再放几年就能穿。虽然很少外出，但是每次出门妈妈都会把我打扮一番。我记得有一次和妈妈在巷子口遇到楼下住的美珍阿姨。她用羡慕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瞧瞧，”她伸手摸着妈妈身上那件驼色呢大衣的领子，“这身行头又是那个外国亲戚寄来的吧？”妈妈微笑不语。我抬起头看看她，我可从来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外国亲戚。
相比之下，我姑姑算是奶奶家唯一正常的人了。她性情胆小怯懦，这些年在家里一直是个逆来顺受的角色，我妈妈嫁过来以后，有人分担了她承受的压迫，让她轻松了不少。她们有过一段短暂的友谊，那主要是靠我姑姑单方面的努力。她用各种方式讨好我妈妈，利用工作的便利，帮她开各种药，还把医科大学浴室的洗澡票分给她。她有点崇拜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举止优雅，谈吐不俗，而且，她实在是一个好看的女人。那种好看，如同一串昂贵的项链，就算不能拥有，也想要凑近了看一看，想象一下自己戴上它的样子。想象过后又不免神伤，所以姑姑会忍不住在奶奶面前说我妈妈的坏话，导致她们的关系越来越糟。
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一只胳膊已经被姑姑抓住了。她拉起我身上的条纹线衣，去解前面的一排扣子。
我没伸手去接。自从蜜饯叔叔之后，我对陌生人给的糖果充满警惕。那个叫绘云的女人抓起我黑乎乎的手，把糖塞在手心里。
早晨醒来的时候，妈妈又回到了床上，正靠在床背上，抱着肩膀发呆。我端详着她手臂上被香烟烫起的水泡，用手指轻轻地触碰它们。指肚掠过亮锃锃的凸面，有一种奇妙的触感。我数着她身上的瘀青，一块一块，就像下雨之前天空里的云彩。新的，旧的，似乎从来没有彻底好过。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并不是每个女人的皮肤都像妈妈那样，薄得近乎透明，幽蓝色的毛细血管曝露在表面，那么脆弱，轻轻一戳就破裂了。我喜欢看她受伤的样子，那时的她显得特别美。所以我以为她也喜欢自己受伤的样子，甚至是为了受伤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做一个品德好的人。”他拉住我，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能记住我刚才在台上讲的话吗？”
星期天我又去了教堂。等所有人都走了，我才过去跟牧师说，下个月就是我的生日了，我想要新衣服和自行车。这一次牧师没有把东西变出来，他甚至也没答应，就只是说你下星期再来吧。好不容易又到了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跑去了，几乎旁听了整个仪式，牧师的话太长了，神啊罪啊说个不停，我趴在最后一排的桌子上睡着了，直到结束的时候才醒。和几个围着他的人讲完话之后，他转身消失在讲堂后面。过了一会儿，他推出一辆小自行车。车身是大红色的，在礼堂幽暗的灯光下熠熠发亮。从来没有人对我有求必应，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感动，甚至觉得就算让我当牧师也行。
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塑料袋，牧师从里面拿出两件衣服。一件是白色衬衫，一件是蓝白条的圆领汗衫。他在我身上比了比，又放回袋子里，“你看这样好吗？”他笑着说，“以后每年生日都满足你一个愿望，想要什么可以提前告诉我。”
“快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我爸爸吃过晚饭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奶奶在后面喊，让他记得每个月交我的生活费。我收起桌上的脏碗，走到厨房交给姑姑，然后站在旁边殷勤地接过洗好的碗，用干布擦去上面的水珠。我猜想讨好她应该比讨好奶奶简单。直到姑姑洗完碗，擦完灶台，把厨房的一切都收拾妥当，我才跟着她回到外面的房间。
我怀疑这种毫无来由的恶，可能是基因里就有的。因为我搬到南院以后，发现在这里我奶奶比我爸爸还有名。大家都还记得她是怎么跑到对面附属医院辱骂一个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她的小护士，害得对方惊吓流产的，也一定不会忘记她每天捧着痰盂拎着垃圾倒在护士长家的门口，只是因为她为那个小护士说过几句公道话。但是他们说她原来没那么可怕，是我爷爷在“文革”中受迫害，成了植物人以后，她才慢慢变成这样的。可是他们又说，我爷爷在变成植物人之前，也是个狠角色，那时候是副院长，在附属医院呼风唤雨的，别人都怕他。所以到底是不是基因的问题，我也弄不清。
奶奶打了一个臭烘烘的哈欠，欠了欠身，走进了她睡觉的房间。
我穿着单薄的秋衣站在屋子当中。隔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迷茫地哭着，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因为失去了那些心爱的衣服，因为害怕死小孩身上的蛆虫钻进耳朵，还是因为妈妈欺骗了我。我想到我枕着睡觉的那件桃红色毛衣，上面好闻的腐烂苹果的甜味也许是一个死了的女人身上的香水味。曾经美好的记忆变得毛骨悚然。从前再熟悉不过的妈妈也陌生起来。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么爱她了。
我摇摇头，朝门口走去。
“过来吧，你跟着我睡。”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
“裤子！还有裤子！”奶奶嚷着。
“妈妈只有小恭，小恭也只有妈妈。”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这样说，然后把我拉到怀里，轻轻抚摸我后脑勺上的头旋，“是不是这样啊？”看到我点头，她才松了一口气。当然如此，在我看来这根本没有询问的必要。可是妈妈却总是喜欢这样问，一问再问。
恐惧的阴影一直留在她的眼睛里，如同白垩纪时代动物逃亡时留下的足迹。她的美丽与那种恐惧相互依存，当我爸爸第一次在展览馆门口遇到在那里做讲解员的她时，也许就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他想要赶尽杀绝的东西。我妈妈可能过了太久寄人篱下的生活，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所以才会和这个无赖似的缠着她的男人交往。她很快发现他是个混蛋，但自己却怀孕了。为了不给表叔家再添任何麻烦，她决定和他结婚。很多年以后我陪一个女孩去买紧急避孕药的时候，忽然想到要是当年就有这种药，我和妈妈的那场亲缘就根本不会存在了。
我没道谢，攥着那把糖跑掉了。
不过后来妈妈和姑姑疏远，并不是因为姑姑爱挑拨，而是因为我。从我懂事开始，她就有意将爸爸一家人隔绝，不让他们侵入我们的生活。她希望我被各种美好的事物包围起来。我刚出生不久，有一次姑姑来看我妈妈，我妈妈正抱着我在阳台上晒太阳，录音机里放着交响乐。她把食指放在唇边，示意姑姑不要做声，让我继续安静地听完那首曲子。你瞧，他听贝多芬听得多入迷，我妈妈说。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我姑姑觉得很可笑。他什么都懂，常常都会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妈妈微笑着说。她给我听交响乐，讲童话故事，在墙上贴满梵高和夏加尔的画，那时候她野心勃勃，非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可。但是这种信念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渐渐消失了。残酷的日常生活磨损掉了她全部的耐心。
我穿着新凉鞋往回走，心里有点纳闷，教堂是个聚宝盆吗，怎么里面什么都有，转眼就能拿出一双我这么大小孩穿的凉鞋。也许牧师会变魔术。不是一直在讲那个叫上帝的神吗，可能神传授给他一点法力。回到家，我跟姑姑讲了这件事。姑姑说一定是上一次我去的时候，牧师就看到我脚上的凉鞋破了。可是我记得那次牧师根本没有看到我。但姑姑没兴趣探究这个，她关心的是为什么牧师要让我每个星期都去。哦，我知道了，她说，他是想培养你，他发现你不是个普通小孩。我问培养我干什么。做牧师啊，她说。我说我不想当牧师，我要当飞行员。知道了，她说，可是也别辜负人家的一番好意。她想了想，你再让他给你买两件衣服吧，都破了，穿得太费了。哦对了，再买个遥控车，你不是一直想要吗？就当你的生日礼物吧。我说我改变主意了，想要一辆自行车。她拧了一下我的耳朵，行啊你，够贪心的。
春夏之交的傍晚，我站在门边，看着爸爸粗暴地收拾着东西，把我们曾经的家装入两只塑料编织袋。天光渐弱，黑暗把空旷的房间再度填满，使摘去照片和画框的白墙不再那么刺眼。我蹲下身，从爸爸准备扔掉的破烂里，悄悄捡回一只发条铁皮青蛙和几颗玻璃弹珠。爸爸把两只口袋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我们就向着奶奶家出发了。他骑着车子，让我跟在后面跑。起先骑得很慢，后来穿过一个拥挤的集市，变得不耐烦，就快了起来。我在后面拼命地追，险些撞翻一个水果摊，还碰掉了一个小女孩手里的风车。口袋里的玻璃弹珠蹦跳出来，滚落到地上。我拼命地奔跑，生怕下一秒爸爸也会从视野中消失。
鞋子是新的，还带着标牌。我狐疑地看着他，慢吞吞地脱下破凉鞋，把脚伸进新鞋子。
但也有的夜晚，妈妈没有再回到床上。在梦的间隙里，我醒过来，跳下床，走到另外一间屋子的门边。妈妈和爸爸躺在大床上。爸爸的褐色大手，笼盖在我的神邸上面。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感觉我爸爸其实不擅长打架。他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情绪，但他不知道该恨谁，就漫无目的地发泄着怒火。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难得一起出门，到南院来给我奶奶过生日。酷热无风的下午，我们站在站牌底下等公车。等车的人群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比我妈妈年轻一些，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大荷叶边的领子在背后开得稍低，露出一截脖颈。我爸叼着烟，盯着她看。
“哟，老程家的小孩……难怪呢。”矮个女人盯着我脚上绑满胶布的塑料凉鞋。
星期天我又去了教堂。礼拜结束后，她走出来，又对着我笑了。这次她没有给我糖，跟牧师匆匆道别之后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院子里晃荡了一会儿，正打算离开，牧师走了过来。
我哭累了，趴在缝纫机凳上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听到身边有动静，睁开眼睛看到姑姑正把椅子搬走。她把两把椅子并排放在床边，将那张单人床加宽，又从床头的木箱里取出一条百衲被铺在上面。
“你胡说！”我大叫。
那是一件女士秋衣，穿在我身上成了到脚踝的袍子。她伸进长出一大截的袖子，把我的手拉出来。
春天到奶奶家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幼儿园开学，我奶奶也懒得再去想办法，索性让我在家里待到秋天，直接去上小学。南院有很多小孩，可是他们都上幼儿园，我一个也不认识，就只能和自己玩，从春天一直玩到秋天。没多久我爸爸和一个寡妇同居了，很少回南院来，生活费也拖着不给。我奶奶每次想起这件事，就会把火发在我身上，抄起扫帚追着我打，嚷着说明天就让我滚蛋。但其实我是有一些用处的，可以帮她拔草，给丝瓜和葫芦浇水。她在后院种了很多蔬菜，但是到了春天，她就开始惦记外面的野菜，野荠菜包馄饨、槐花炒鸡蛋，一想到这些就会流口水。每天早晨她给我背上一个筐子，让我出门去挖野菜，捡槐花。还有杨树花絮，就是一串一串长得很像毛毛虫的家伙，奶奶会把它们剁碎了混进肉馅做包子。在济南的土话里，杨树花有个名字叫“无事忙”，人们是笑它空开花，不结果子，到头来白忙一场。那时我不大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只是念着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伤感。我站在高高的杨树底下，挥动几下竹竿，然后仰起头，看着那些白忙一场的花纷纷落下。
她们问了我很多问题，直到问出我爸爸是谁，奶奶是谁。
我真的忘了第一次和妈妈去泰康食品店是什么时候了。后来我爸爸一再追问，要不是他非要逼迫我想起来，我或许还会忘记。我只是记得每次都是下午。我妈妈领着我穿过一条街去泰康食品店买点心。那个男人在店里做售货员，因为每天跟点心和糖果打交道，身上有一股甜味，讲起话来也很黏腻。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也可能从来都不知道。我只是管他叫蜜饯叔叔。妈妈每次带我去，蜜饯叔叔总是会抓一大把彩色蜡纸包裹的蜜饯塞进我的口袋。
“秋衣也得换，”她看了看我，“这是你奶奶的意思”
“成功？哈哈，好名字。”他眯起小眼睛打量着我，“你知道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吗？”
姑姑就去撕拽那件线衣，扣子一颗颗掉到地上，然后她揪住后面的衣领，把它从我的身上扒了下来。
“费什么劲，直接扯下来！”我奶奶说。
“尽量多记几句，会有用的，知道吗？”他拍拍我的头，“先别走，等我一下。”
“试试看合不合脚。”
我又摇了摇头。
“好了。”她帮我挽好袖子，坐在床边看着我。我把头扭向一侧。
屋子里的光线暗得让人缺氧。只有餐桌上方的墙上悬着一支灯棍，豆绿色落满尘埃的灯罩投下大片阴影，像张开的蝙蝠翅膀。黑白电视机嗡嗡嘈嘈地响着，奶奶躺在窗户底下的沙发上。那是一只很破的竹藤沙发，很多藤条已经断了，到处支棱着半截的枝茬。沙发中间有一个凹陷的大坑，刚好兜住奶奶扁小的身体，看起来像是躺在树梢上的一个鸟窝里。我以为她睡着了，正要松一口气，她却腾地坐起来，眯起眼睛上下打量我。然后，鹧鸪的声音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后面传出来。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临走的时候,蜜饯叔叔又给了蜜饯。蜜饯多得吃不完，睡觉的时候，我的嘴里也要含上一颗，连做的梦都有一股凉飕飕的甘草味。
“下星期天再到这里来，好吗？”她对我笑了一下。
他又拍拍我的头，“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说。好吗？”看到我点头，他也满意地点点头，“不过我希望你每个星期都来，这样你就能长成一个品德好的人。”
“就这么一块了，”她说，“你要是爱吃，我以后再给你买。”
我骑着自行车从教堂出来，凉爽的风吹着脸颊，双脚越蹬越快，脚踏板好像就要从脚下飞出去了。那种快活的感觉我一直都记得。在记忆里，那天好像是个分水岭，那天之后，我似乎才真正在南院住下来。陌生人的善意使我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我相信牧师的恩惠也不是随便给人的，就像姑姑说的，我不是个普通小孩。虽然我还是不想当牧师，可是他对我的那份期望很重要。如果说妈妈的离开令我很沮丧，从内心深深地否定了自己的话，现在总算找回了一些自信。
在大多数白天，我都不记得自己还有一个爸爸。他总是在深夜回来，带着一身酒气，眼睛里的红血丝好像就要喷出来了。他从来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却一直很忙，借着做运输生意的名头，整天在外面鬼混。他酗酒、嗜赌，好像非得如此才能释放掉体内过多的能量，倘若体内还是有剩余的能量，他就打妈妈。
她拿起搭在床上的豆沙色的秋衣说，“先穿这个吧，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去给你买两身新的。”
缝纫机凳很矮，我必须挺直身体，伸长脖子，可是悬在手里的筷子却不知道要落在哪个碗里。哪个碗看起来都一样，无论肉片、西葫芦，还是茄子都浸在一钵酱油汤里。馒头不知道馏过多少次了，吸饱水的馒头皮已经烂掉，一块块掀起来。我拿着馒头，偷偷去看奶奶和姑姑，希望有谁会把剥下来的馒头皮扔掉，可是她们却放进了嘴里。奶奶还捏起一块，在酱油汤里蘸了一下。爸爸则连剥也没有剥，就直接吞下去。他们看起来真像一家人啊，我万念俱灰地摘下一小块馒头皮吃了下去。它像块肥肉似的迅速在舌头上化开，我呕了一下，险些吐出来。
按照八字先生的说法，我在六岁那年起运，从此开始十年一轮的大运。老人说，起运之前的命是轻飘飘的，很容易夭折。起运以后，人生才算真正开始，就好比树木牢牢地扎根于泥土。我倒情愿没有扎根。所谓的“起运”，更像给一匹马套上嚼子，从此被命运牵起缰绳，循着它早就设定好的路线向前走。我一直都很怀念六岁之前的生活。那时候，命运还没有找上我。
没过两天，我妈妈又带着我去了。我的口袋里再次塞满了蜜饯。午后的店里没有什么顾客，妈妈把手肘支在柜台上，和蜜饯叔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柜台很高，高过我的头顶，我一个人在底下吃蜜饯，把皱巴巴的糖纸捋平，叠成小人。上面忽然传来妈妈嘤嘤的哭声，震得脚底下的影子发颤。我抬起胳膊，想要去拉妈妈的手，可是她的手已经被别人拉住了。
我背着筐子到处游荡。那时候觉得南院真大，从这头到那头要走好久。不过我有的是时间，要是我愿意，可以在外面待一整天，奶奶也绝对不会出来找。我的游荡范围不断扩大，渐渐不局限于南院，医大的校园、附属医院，还有门前那条街上的小商店，我把周围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一遍。
我看着姑姑拉开塑料编织袋，绣着船锚的线衣、连帽风衣、鸭舌帽……她一件一件从里面拎出来，像是为了让我最后一次再看看那些衣服。它们散逐到空气里的气味如此熟悉，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妈妈的，还是那些死去的小孩的。姑姑把挑拣出来的衣服塞进一只空纸箱，抱着它下楼了。
“你自己来的？你家住哪儿啊？”高个女人问。
有一天，我出了南院，不知不觉拐到另一条街上。那里有一座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教堂。深褐色的石墙，刺入天空的十字，看起来非常壮观。大门是敞开的，里面传出歌声。我穿过院子，站在礼堂门口朝里面张望。所有的人都站着，牧师说一句，他们跟着重复一遍，像小学生。还有几个女人哭了，越哭声音越大，也不去擦眼泪，别的人也没过来安慰。但等到仪式结束，她们立刻就好了，有说有笑的，和先前完全两个人。散场之后人们陆续往外走。前排的三个老年女人经过门口的时候，注意到了我。
隔天我跟着姑姑去南院的食堂买馒头，在门口碰到了那个叫绘云的女人。她应该也住在南院。我以为她会过来跟我说话，但她看见我像不认识一样，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了。我心里有点失落。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她就是你的奶奶。虽然那时她对我的态度和第一次见的时候截然不同，但我仍旧对她心存感激。
临睡前姑姑把辫子上的皮筋解掉，散开一头长发，关掉了灯，在我的旁边躺下来。也许是太暗了，又或者因为思念，又或是她那有显著特征的凸额头和高颧骨都被长发遮住了，当我转过头去看她的时候，竟觉得有一点像妈妈。我努力地忍着，才没有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乳房上。过了一会儿，轻微的鼾声响起来。
她见我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就蹲下来帮我换衣服。脱秋裤的时候，她一不小心连着里面的内裤一起拉了下来。我那只小小的生殖器暴露在灯光下，她的脸腾的一下红了。像是害怕被我察觉，她立即把秋衣套在了我的头上。
有一天我从甘草味的梦中醒来，屋子里空荡荡的，我妈妈不见了。她走得很匆忙，什么也没有带走，不过好像也没留下什么。她唯一留给我的，是两颗因为吃太多蜜饯而蛀坏的牙齿。
在黑暗中，我窸窸窣窣地剥开糖纸，把最后一颗蜜饯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