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过了很久才发来回信。他说：“李老师，这些我都想过。但是我做不到。学习这件事我坚持了这么久，必须再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总有一丝希望，对父母亲人都有交代。这么多年我撒了一个大谎，现在没法回头了。”
反应过来以后，我立即行动，尽我所能地采取补救措施。很快我就跟面试官取得了联系，道歉，解释原因，并且厚着脸皮询问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她接受我的道歉，但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她说必须内部讨论之后决定。几天之后她再次联系我，说恭喜！你可以有第二次机会（也许是看老头儿的面子）。
你可以想象，那时天光大亮，我心满意足地睡饱起床，打开手机，抱着随便刷一刷的心情，忽然发现好几条错过的视频邀请，好几通来自国外的未接来电，还有好几封措辞困惑的邮件的那一刻，我是何等的震惊和自责！
这时候我再回头去看当时那封offer，发现最下方醒目地标注着——我发誓第一遍看的时候绝对没有看见这行字，或者看见但是被我忘了——“如果你接受这个邀请，请在一个星期内回复本邮件。逾期不回复代表拒绝。”
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要花很久才能相信这一点。
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除了在面试前一晚狂欢以外，还有“碰巧”把时间记错的，以及让自己在面试中表现糟糕，大大低于水准的。有人在头天晚上会失眠或加班，第二天起不来床，或者精神不振。
我告诉他，他的想法完全正确，存在那百万分之一的风险，所以，不坐电梯对他来说是更安全的选择。可是他看着我，表情反而更加困惑。在他的生活中，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胆小，试图让他承认风险并不如他想的那么大。那些声音如此强烈而一致，以至于他真的以为自己跟正常生活完全脱节了，他在“心理疾病”的作用下，错误地逃避了一种正常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还在看这篇文章，如果你想到你逃避的那些东西，你也许会意识到，我们逃避的往往不只是那些东西看上去本身，更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拥有选择的自由，每一次逃避都有我们隐秘的偏好。或者不如说，我们逃避的，是藏在“逃避”这两个字之下，我们所不愿意真实面对的内心。
我想，生活本身如果是自由的，就无所谓什么东西非争取到不可，自然也就无所谓逃避。所以当我们用“逃避”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预设，生活没有那么自由。我们盼望得到一些什么，却又事与愿违。我们被指引往一个方向走，同时被另一种力量拽住了脚步。两股力量之间，是巨大的撕扯和胶着。既徒劳地说服自己，也恨铁不成钢地憎恨自己。“现在没法回头了”，玩红心大战的人说。但我们都知道，想回头和没法回头的力量，都来自我们心里。
你一定有过。事实上，当你在手机上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在逃避别的什么东西。这篇文章看完之后，你还会看下一篇，会看看新闻，会点开一个游戏玩两把，会听歌，会看看群里有没有人说话，会在朋友圈里刷新一遍消息。这也许是在逃避工作，也许是逃避学习，也许是逃避地铁上的孤独，逃避起床，或者，也许只是逃避把手机关掉躺上床，结束一天时的不甘心。
“你想要方便，就要牺牲一点安全。想要安全，就要牺牲一点方便。”
项目的主持人是个外国老头儿，几年前在中国我们打过交道。他给我发信，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要花不少时间，报酬不高，但可以学很多东西。我很喜欢这个老头儿，他的邀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当然有兴趣。
我报了名。有一个例行公事的视频面试，时间可以自己选。我定在了一月底的某一天，因为有时差，所以是一大早的面试。我选这个日期是因为前一天刚好学校放假。我猜第二天我心情会超级好，什么事都没有，同时，生物钟又还没有进入假期模式导致难以起床。面试结束，还可以再睡一个回笼觉。
老头儿很满意，回信给我一个报名链接。
我们并不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理解自己。
后来也没细想。直到五月，我自费以一个学员的身份，参加这个项目在北京的一期培训，我发现这才是我需要的：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全勤，不用去外地出差。照样可以学到东西，可能没有期待的那么多，但是付出的也少。整个五月我的日程很紧，完成这期培训已经是我左右腾挪，能凑出来的最大余裕。我感到一丝庆幸：如果当初我入选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全程参与——我面试的时候满口答应，没问题——但我真的能应付下来吗？
然后——大概只过了两个星期吧——放假的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庆祝工作告一段落。吃饭，聊天，喝酒。玩到很晚回家，开开心心地躺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对，我们狂欢时还说，反正明天可以不上班）。
好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心理咨询师。他们倒没有生气，只是在我问还可不可能再有第三次机会时，他们温和地提醒我：也许你两次错过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你要不要问问自己看，你是真的想参与这个项目吗？
其实就算他们不拒绝，我也不好意思再加入了。
他的行为不再被当作“逃避”，而是在安全与方便之间博弈的——选择。
于是喝一点酒，晚一点入睡，以便把第二天睡过头。
我千恩万谢，重新定了一个时间，是在大年初六早上。
理智的部分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切。有时候我们会着急，我自己怎么会管不住自己？我们可能找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开脱自己或者责怪自己，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叫做“逃避”，明知正确而不敢做，把它变成单纯的勇气问题。有时候我们干脆说自己生病了——现在没法写论文？是啊我有“拖延症”。
我的来访者考虑了两个星期，还是决定通过暴露疗法，克服他对电梯的恐惧。他要选择更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并且提高自己对风险的忍耐力。其实他是否决定改变，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我当时刚开始做咨询不久，对效果本就没有多少期待。让我觉得有点震动的是，我看到他在那个时刻眼睛里有光。
有一个人给我发信，说他已经延期毕业好几年了，写不出论文，他每天都在疯狂地玩游戏。这件事倒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玩的游戏只不过是“红心大战”！同学们，这已经是2016年了啊，成千上万次的红心大战！红心大战是还不错，但是他也已经快要玩吐了。一听到发牌的声音就恶心，但是每一局结束他还是要点开下一局。每一局都很痛苦，游戏早已不能提供一丁点乐趣。他只不过是不想写论文。他很清楚现在应该写论文，可他就是这么地不想写论文。
生命苦短，我们已经习惯了及时行乐。
“逃避”这两个字太沉重，也太轻巧了。我问他，你逃避的是什么？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废话：写论文啊。写论文太痛苦了。可是谁规定他必须经历这样的痛苦呢？我回了一封信，作为大学老师说了几句政治不太正确的话。我说如果你真的不适合科研，要么就放弃算了。不就一张文凭么？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的人生还很长，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活法，没必要把自己困在这里。
有人眼睁睁错过了出国的航班。
我知道你在猜什么——不，当然不会了！那天我和家人在外地度假，但是我怎么可能再重蹈覆辙？我提前几天就上好了闹铃——用两个手机，还事先测试了酒店的网络质量，确保视频通话可以稳定进行。事实上，最后进行得相当顺利。我准时参加了面试，面试表现也OK，面试官当场表示可以通过。
不是，他真正逃避的东西，他知道却不能说出口。
有人把给情人的短信发给了妻子。
我经常遇到一些大学生，他们似乎从来不怀疑现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只是在翘课，抄作业，和打游戏中，昏昏欲睡地去混那一纸文凭，看起来并不快乐。要到很久很久以后，其中一些人才有勇气承认，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喜欢上学，或者喜欢当时的专业。但是时过境迁，有些选择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明白这一切也没有用，回到当时，他们并非不清楚自己的状态，但就像我面对老头儿的邀请而无法说出拒绝一样，有些想法在头脑中一闪而过，就被盖上了“逃避”的戳。“那怎么可能？”我们在心里训斥自己，“怎么能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一切？”先逼自己以一种勉强的姿态应承下来，仿佛这就不是逃避一样。
他沉痛地说：我的个性太懦弱，总在逃避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存在所谓“主流”的意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仿佛不假思索地，随时都能把生活划分出好与不好，进取与退缩，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健康与疾病？他们整齐划一的目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多人无法允许自己质疑一下：当真吗？那个东西——学位也好，钱也好，事业也好，婚姻也好，子孙后代福寿满堂也好——是很好，可是它当真适合我吗？我要得起吗？我快乐吗？我的人生当真在得到它之后，就会变得更有意义吗？
故事还没有在这里结束。
意识到我现在的需要，我想，假如时光倒退到去年，刚收到老头儿的邮件，我可以明确地拒绝他吗？“谢谢您的邀请，但是对不起，五月我恐怕时间紧张。我愿意以学员的身份参加一期培训，做不了参与全程的工作人员。”
“没错，坐电梯确实会很方便，”我告诉他，“但是你要看到，他们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你的研究是对的，风险没有办法彻底避免。”这个来访者更加不知所措了：“你说的都是我心里的想法。可是，那不是病态的吗？”
这么想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真正的困难在哪里。倒不是真的多么希望能从这件事里获得什么，而是我跟老头儿的关系。在我心里，能被他看重很不容易。一份珍贵的认可，某种意义上这是我的一个死穴。我很难让自己在这种时候显得“不识抬举”。无论我五月的档期有多满（大部分的安排当时都已经可以预见），我都选择性地视而不见。可那些压力并不会真的消失，它们绕过我外显的意识，最终以其它方式迫我做出选择，看上去就好像可耻的“逃避”。
爱情的主题下，这种“错过”的故事尤其数不胜数。很多人在单相思的时候一往情深，等对方真的有所回应了，却忽然开始迷茫。从相识到恋爱，从恋爱到婚姻，每每到修成正果的关键时刻，就忽然因为什么原因——有时候看起来很像巧合，比如，鬼使神差地出现了第三个人——在这时分道扬镳。
“不坐电梯的话，生活会有很多麻烦……”他试图站到他们的立场。
——他真的是在逃避写论文么？
你有过逃避的经历么？
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讲一个例子，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有“电梯恐怖症”，不管多高的楼他都宁愿走楼梯而不是坐电梯。他的理由是电梯有出事故的风险，他查过资料，认为这个风险的概率极低，但是没有办法彻底避免。
有个女生在北京工作，跟深圳的男朋友异地恋，双方都越来越受不了异地的痛苦。她辞了职，试图在深圳找一份工作，却迟迟没有合适的职位。两人的耐心都到了极限，最终因为一件小事吵架分手，第二天，她收到了深圳的录用通知。那之后她又在北京找到一个新男友，她搬去深圳，继续异地恋。
在诊断书里，这或许的确符合病态的某种条件，一些病理机制的讨论也会将走楼梯界定为“逃避行为”。因为逃避，所以他永远没有机会认识到坐电梯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这种划分除了将大众行为作为正常的参考系，又有什么更理直气壮的依据么？每天甩开双腿上下楼梯，为什么不可以是现代生活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自有它的道理，只是不符合大众以为正确的道理。
而网络时代又极大地丰富了这一发明。年轻人几乎可以为自己的每一种行动找到对应的“症”：选择焦虑症、尴尬症、长期承诺回避症、爱无能症、三次元恐惧症、晚睡强迫症……很多年前，人类对这些行为没有那么方便的名称，他们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内心。现在只需要直面医生和诊断书就足够了。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这么选，也可以不这么选。
有人每天都发誓不再迟到，同时每天迟到。
人的心理有时候其实很古怪。我们头脑里认定一件事，可是我们的行动却在做相反的事。头脑永远是理智的声音，无论是“我要把这件事做好”，“最好答应他的要求”，“必须毕业”，“应该跟这个人生活一辈子”，它们听起来都很正确。我们深信不疑地听从它们，除此之外不可能有更理智的选择。但往往它们并不是我们全部的想法。也许等一等看？也许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喜欢？……我们越是深信，就越是没办法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
然后一切都进行得顺理成章。我收到邮件，表示你已经被正式邀请参加这个项目，就在今年五月，日期，地点，报到方式。说得都很确切。我踏实了——直到若干天以后，我收到面试官的邮件，问我为什么拒绝了邀请？
年前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在国内招募工作人员。
这个安排看上去相当完美对不对。
说到心理疾病，是最近一百年的一大发明。
这时候我们逃避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