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休谟在经验主义领域把怀疑论哲学推演到它的逻辑终点后，又把他的视野转向伦理哲学。我们这位怀疑论哲学家，按照他的怀疑逻辑又惊异地发现，在认识领域和价值领域二者之间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矗立着一种由此及彼的桥梁，从“是什么”的前提中自然引申出“应当是什么”的结论来，即从事实的认知中自然得出价值的结论，而是相反，“应该是什么”的命题从来不能从“是什么”的命题中推导出来，即价值不能从事实中推导出来。这就是被人们广泛讨论并一再提起的“休谟问题”。休谟并不否认理性在价值领域的作用，认为“理性对于赞美或反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必须提供有关它们对象的事实”。但他反对一些理性主义者将“事实认知”和“道德判断”混为一谈，明确提出“真正的道德判断是非认知的，本质上是情感的”。他认为，理性的判断提供对象的事实因素，而不是动机根据，相反，指责或赞扬不管多么微弱，倾向于一类对象并相应地排斥其他的对象，也就是说“理性的功能是发现它的对象，道德（和审美）情感（或趣味）的功能是赋予价值”。因此二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不但不能混为一谈，而且不能从这一判断（事实判断）中得出另一判断（道德判断）。
最近读到两篇关于休谟的文章，都很有意思。一篇是江怡先生的，题目是《绕不过去的休谟》。文章虽然是为评介高全喜先生的新著《休谟的政治哲学》而作的，但重点是阐述休谟在整个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明确提出：休谟对人性的透彻分析以及他对道德善恶标准的界定，为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直接提供了论说话题。一篇是李醒民先生的，题目是《跨越休谟原理》。文章虽然篇幅不大，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人们为试图解决休谟难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读了这两篇文章，感到耳目一新，一种重新认识休谟的冲动，不由在心中涌起。
康德说得虽然很中肯，但我要说的是，休谟的船只腐烂了，但他的精神却获得了永恒。整个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多少人真正像休谟那样，把哲学精神发挥到它的极致，虽然这样做会付出很多导致失误和荒谬的代价，但在人类思想史的探险旅途中留下的脚印，因此而更深刻，使那些后来者们更宜于辨认，并从中得到更多的感悟、启示和奋进的力量。
同许多哲学家一样，大卫·休谟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1711年春天，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但由于他父亲早逝，又没有多少遗产可继承，使他很早就陷入了维持生计的困境。为此，他前后当过商行的办事员、家庭教师、私人秘书、图书管理员和外交官。在爱丁堡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和图书馆条件，撰写了八卷本《英国史》并于1763年全部出齐，这为他带来了空前的声誉；在出任英国驻法使馆秘书期间，他同达朗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结识并有密切的交往。达朗贝尔、狄德罗等人也很喜欢这位温和机智的英国人，认为：“他是他们进行的启蒙和宽容运动中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因此，他同这些人一样，受到法国人的广泛尊重和爱戴。在56岁那一年，他又走到他人生经历新的高度。这一年，休谟在他一位有权势的亲戚引荐下，出任国务大臣，负责外交联络事务。然而没过多久，我们这位可爱的哲学又辞去这一令人艳羡的职务，为哲学家族的不同凡响做出新的诠释。
思，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和延伸，是生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休谟人生的最耀眼之处还是他在哲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是整个哲学史上少数从小就喜欢哲学的哲学家之一。他受塞涅卡和西塞罗的影响，16岁时就宣称：“要像个哲学家一样说话。”18岁时，他已感到一个新的思想的世界向他敞开，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去找寻一条通向真理的新的道路。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即像牛顿把物体的运动统一于万有引力规律那样，他要揭示人的心灵的规律，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为人的生活幸福和心灵安定服务。他这样写道：“把你的感情沉迷于科学，但是要使你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和与活动及社会有直接关系的科学。”
总括起来看，休谟的哲学看起来荒诞不经，但里面确实蕴涵着深刻的哲学精神和思辨力量。是他深刻看到，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命题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归纳方法只能提供或然性的结论，从而彻底揭示出归纳推理在逻辑上的先天不足和软弱无力；是他第一次将经验主义推演到它的逻辑终点，公然宣布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无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不可知的，从而奠定了哲学史由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发展的必要过渡；也是他，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或是否能够接受，还是无情地掀开了“道德判断”的情感面纱，从而阻断了人们从事实到价值的“由此及彼”的思维定势，唤醒人们重新审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努力使人们从终极的层面认识到“有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休谟在纯粹思辨领域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深入的思考，关键得益于他的怀疑论哲学。他也深知他在开辟新道路上的艰难旅程，并感触颇深地写道：“我感觉自己像在沙滩上多次搁浅后，在一个狭窄的海峡奋力拼搏才幸免沉船，但我依然勇敢地去体历同样的险境，在惊涛骇浪中再次扬帆起航，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依然完成我环行地球的计划。”但由于他选定的目标和采取的途径或方法之间总有一种“南辕北辙”的感觉，因此，他的探险计划并不很成功。正如康德说的那样：“他为了保证自己船只的安全，将它放到（怀疑主义）岸边，让它停泊在那里慢慢腐烂。”
休谟踏上“新的道路”是从清算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所谓先验推论开始的。他认为形而上学的观点“要么是人类的虚荣徒劳无益的工作的结果，试图进入理性无法到达的对象；要么是迷信精心纺织的谎言，在空旷的田野里无以防范，便寻找灌木丛来遮盖和掩护自己的弱点”。而把人们从这些没有结果的问题的研究中解放出来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严格地考察人的理性，通过仔细研究它的力量和能力来证明人的理性不适宜这些古怪而晦涩的东西。”在休谟来看，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而经验是没有客观内容的。他郑重指出，他的哲学向人们揭示的真理是：“除了影像或知觉之外，什么东西也不能呈现于心中，而且各种感官只是这些影像所由此输入的一些入口，它们并不能在人心和物象之间产生什么直接的交通。”由于只承认感觉经验，对于感觉经验以外的东西，包括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都一概采取不可知的怀疑态度，因而休谟走上了一条“不可知论”的道路。他认为这是“摧毁一种深奥哲学的基础”的有效途径。因此他曾不无自信地写道：“只要我们是哲学家，就应当是怀疑论哲学家。”在休谟来看，在讨论经验来源和因果关系时，以往哲学家所提出的证明都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以假定为论据，将试图证实的东西作为先决条件，即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显然，这个既非自明又不可证明的因果原则如此基本，以至于我们都因为似乎不可知的理由而接受这个原则。休谟接着解释说，如果我们假定某些事件过去始终恒常地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例如“我们听到某种声音，会想到有人在按门铃”，那么我们就得假定自然的同一原则是真实的。这个原则断言：“我们所没有经验过的例子必然类似于我们所经验过的例子，而自然过程一如既往地使同样的情况继续发生。”休谟认为，接受这个原则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但问题是，由于世界在未来有许多方面都会发生变化，因而证明自然必定是同一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经验没有证据表明自然的未来进程是什么或必然是什么。仅仅因为到现在太阳每天升起，并不能证明太阳明天一定会升起，因而休谟得出结论，在将要发生什么的领域，我们并没有什么现实的知识，只有信念，由于我们无法完全确定我们的信念是否符合现实的物态，所以我们建立在信念基础上所谓现实知识充其量也只能是或然的。休谟虽然对他的这一哲学结论报有绝对的信念，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哲学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之处，因此他明智地坚持把他的哲学同现实区别开来。休谟指出，哲学使我们完全怀疑我们凭借感官感知的对象状态，但是自然严肃地阻止我们接受这种论证。他说，当我们走进这个世界时，怀疑主义的怀疑就丧失了它们的力量，我们为自然的感受和信念所征服，像其他人一样行为和生活。因此他忠告，一个人不得已的时候，他是自然的信仰者，尽管他意识到，哪一种态度都没有最终的正当理由。所以休谟自称是一个温和的怀疑论者。
我思，故我在。思就是在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