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举例来说，
《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
《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
《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後的
《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後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後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
《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
《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後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後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当然，王安忆的
《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
《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
《长恨歌》後，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