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安忆

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个村庄，那是与我十五年前插队的地方极近的，除了口音和农田作物稍有区别。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在我离开插队的地方以后，就再没回去过，人也没回去，信也没回去。许是插队时太小了，或是太娇了，那艰苦，那孤寂，尤其是那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虽说才只两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还是在家里的，可感觉却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无法象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但时间究竟在抹淡着强烈的色彩，因而纠正了偏执，也因为成熟了，稍通人世，不敢说透彻，也明了了许多；还因为毕竟身不在其中了，再不必加入那生存的争斗，有了安全感；或许也还因为去了美国数月，有了绝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总之，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连那掩在秫秫叶后面的动作都看清了，连那农民口中粗俗的却象禅机一样叵测的隐语也听懂了。

我写了那一个夏天里听来的一个洪水过去以后的故事，这故事里有许多人，每一个人又各有一个故事。一个大的故事牵起了许多小的故事；许多小的故事，又完成着一个大的故事。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哪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我很抱歉我说得这么乱七八糟。总之，好象是从《大刘庄》或许更早开始的，我努力地要摆脱一个东西，一个自己的视点。这样做下去，会有两个结果，乐观的话，那么最终会获得一个宏大得多的，而又更为“自我”的观点；可是，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结果，全是徒劳，因为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不通过自己的眼睛，却又要看到什么，是那么的不可能，就好象要拔着自己的头发住上飞一样的不可能。可我无法不这样做，好象小说写到了这步田地，只有这样做下去了。我不知道《小鲍庄》里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小鲍庄》比《大刘庄》好，这点大约是肯定的了。《小鲍庄》写好之后，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而《大刘庄》写完了则总有点惶惶的，好象少了点遗漏了点什么，却又不知遗漏的是什么，无处去找。我的感觉还不曾欺骗过我，所以我相信，《小鲍庄》不错。

我写《小鲍庄》，似乎是极偶然的一件事，《小鲍庄》最终写成了这样，似乎也是没想到的，而发表之后，面对了这么些赞誉，便有些惶惑起来。静下心回想写作的过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似的，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动机和想法，只是写了就写了，平凡得很。所以，我忽然发现，“力作”往往是最“不力”之作。真正费了功夫下了劲的，倒往往与“力作”相去甚远。至少对我是这样。

不多说了，就这些！

好！信收到，非常高兴。这多年来，创作时而起，时而伏，朋友们关注的目光却从没离开过。有了这些诚挚的注视，即使在作最寂寞的探索，也不感多么孤独了。谢谢。

然而，《小鲍庄》究竟是受过许多的赞誉，我感到了压迫。上海作协召开的《小鲍庄》讨论会上，有人说：《小鲍庄》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于是便有些说不出话，默默地想着今后，不知道前边等着的是什么。

何志云：

但我写到这里，忽发觉，《小鲍庄》写作的开始，似乎不应只从秋末那个在书桌前坐定的早晨开始，应该从《大刘庄》算起，或者更早。如是这么样算起，那么《小鲍庄》的写成便不是那么轻松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所谓“力作”，大约也确是“力作”；而从某一点上来说，创作的延续本就是：一稿，二稿，三稿。

回来之后，首先写的并不是《小鲍庄》，而是《大刘庄》。《大刘庄》的写成比之《小鲍庄》，其实更花了力气；想的很多，想要表达的也很多，倒确是苦心经营了一番。之后，又多了一个中篇《历险黄龙洞》和几个短篇《话说老秉》等等，一直到了秋末，我才坐定开始写《小鲍庄》。为什么到这时才写，也说不清楚，只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似乎可以写，有一个什么东西已经成形了，已经有了。究竟有了的是什么，却又不甚明了，开始我叫它作“金岗嘴”，一直到草稿完成，抄上稿纸的时候，我才改叫它为“小鲍庄”。“金岗嘴”和“小鲍庄”，都是与我所插队的大刘庄邻近的两个庄子。就是这样，好象它自己长成了，我必须写了，我只需写了。于是就写了，写得不苦，十分顺利，一个星期初稿，第二个星期，便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