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安忆

《泰坦尼克号》里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泰坦尼克号的锅炉房里，巨大的蒸汽锤在熔熔火光中依次击打着，发出巨响。铲煤工和锅炉工在这汽锤底下，就像忙碌的蚁群。这景象称得上是壮丽。早期的工业时代还是具有美感的，因为它含有人文的气息。蒸汽机可说是距离人性最近的机器，它虽然将人从身体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它根据的还是身体劳动的朴素的原理。蒸汽在汽缸内膨胀，推动了活塞，产生力量。这是可视可闻的原理，过程直接显现，可以由感性接受。你看见蒸汽锤的击打，就好象是一个巨人在弹奏一架巨型钢琴，钢锤敲击着琴键的簧片，演奏出伟大的乐曲。这是人延伸了自己的能力和勤劳，所达到的强大。你看见的是机器，也是人的劳动。这是有道理可讲的机器，有着人手的操作的体温。

《泰坦尼克号》的第二处有趣的地方是更为感性的体现。那是在它撞击冰山之后，情形还不十分明了，船长吩咐道：找个木匠来，检查一下船体。这情形几乎是有些文艺复兴的意思了。这样的天下无敌的巨轮，是由木匠来照料船体。在《世界电影》杂志发表的《泰坦尼克号》的剧本里，这是译成“工匠”，也是文艺复兴的意思。总之，这使人想象到，这艘“梦之船”，是由木匠的斧凿钉锤，一下一下完成的，这简直接近于意大利的城邦了。这场面真的很恢宏。而木匠们的斧凿又是多么灵巧，技艺高超，这是家世源远流长的木匠，已经熟能生巧。他们凭着多少代造船的经验，功能和审美两方面的，造出了这艘“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劳动和制造，处处留下手的真迹，散发着即时即地的情感，这就是人文的气息。

《泰坦尼克号》至少有这两处是有意思的，它无意中使我们回望了早期的工业社会。那时，人类刚刚攀上机器的车轮，起步出发。人的能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说，他已经不够他自己用的了，所以就必须找到一个代步，机器。人终于冲出了自己的躯壳，此时此刻，确实激动人心，就象那个蒸汽锤击打的铿锵的场面，人性创造了空前的辉煌。但这似乎是最后的光辉，接着，事情就不对劲了。

音乐的革命者在这几十年内，致力于将音乐从音乐中解救出来，在这全场切光的时刻，音乐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它打散了自己，让自己回到材料的状态，这些材料是为了什么理由要求我们聆听？我们为什么要聆听单纯的音色？在这个颠覆的时代里，我们大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就是说，这些音色，才是音乐，真正欣赏的对相。可是我们听着这些孤独的音色，只有回想起它们曾经有过的灿烂的业绩，它们在宏伟的交响音乐里的表现，才能认清它们的面目。难道我们今天走进音乐厅就为了这个：缅怀？

还有，眼睑和唇部，这也是微妙的部分所在。方才说过，中国人的面部轮廓是线描式的，线描的精微最为典型地体现在这两个地方。中国人的单睑和重睑都相当精致，唇纹也是精致的，富于情调。还是化妆术害了它们。眼线，眼影，还有唇线，粗暴地覆盖了它们纤细的笔触。所有的区别都被取消了。这些现代化妆技术法重新画了一张脸，这张脸就像是那种傻瓜照相机照出的照片，没有影调的深入浅出，只是一张白脸上的眼，鼻，眉，嘴。

有一部先锋作曲家的作品，是将全场切光，然后舞台上亮起演奏者谱架上的几盏小灯，作品就开始了。各种乐器依次响起漫长的单音，就像在练琴，练了一阵，便结束了。事后又有一名作曲家向我解释这部作品，像这样的玄奥的作品不得不依赖解释。他解释道：这部作品是展示音乐，各种乐器的各种音高的不同的音色，而切光是为了让听众集中注意力，充分地享受音色的表现。

中国人的脸型和西方人的不一样，比较的宽和平。西方人的脸是用立体的块，垒起来，凸凹鲜明。而东方人，尤其是那种蒙古脸型的，就是线勾出的轮廓。所以，中国人的脸其实是很忌讳化妆的。脂粉很容易地就抹平了脸上细微的起伏对比，看上去面目划一，都很像月份牌上的美人。我估计，月份牌上的美人都是依着化过妆的脸临摹的。粉白的面颊上两片腮红，白和红都很匀净，然后，秀眉红唇。多少是有些像一副面具，是个木美人。事实上，中国人的脸是十分敏感的，在沉静的表面之下，有着千丝万缕种表情。这些灵敏的神经大部分集中在鼻翼上方，眼睑以下，以至颧骨之间的部位。这一个区域是较为西方人宽阔的，西方人几乎是不存在有这个平面的区域，他们的面部从鼻梁很迅速地过渡到颧骨，他们的表情是由这些大的，肌肉与骨骼的块垒运动而体现的。所以，他们的表情就比较夸张，强烈，和戏剧化。而中国人的表情区域则是在鼻翼处到颧骨之间的平面，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微妙的差异都是来自这里的。然而，似乎所有的化妆技术都是热心地将这一片泥墙似地抹平，抹光滑，于是，一切表情都被掩埋了。这个部分是有着细腻的凸凹，肉眼几乎看不见，但这却构成了一种情调。一旦消失，脸就木了。

我说它是后天的声音，是因为它所从属的旋律，甚至和声，看上去要比它更具有自然的形貌，它们和现实的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比如歌唱。而乐器的音色，则是经过理性归纳，分析，总结，再制作的声音，它就像语言和字词的关系。所以，我就有理由说它是生而从属于音乐，是材料的性质。这也像是建筑大厦的砖瓦，当它在建筑里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砖瓦的形貌越是缺乏特色，就越有创造的可能性。西洋乐器的音色就是一种极少特色的砖瓦，这也是它在音乐生活里的进步，它将个性的特色降到最低限度，因而有了极大的创造功能。就这样，它就成了一种必须处于某种形式的声音，并且受到这种形式的制约。当它处在那样孤独的状态，即便是全场切光，凝神并息，我们又能听见什么？我们并不是乐器制造师，也不是音乐学院教师，有义务检测音色的质量。

电的道理就要曲折一些了，而电子计算机则更无道理可讲，它将劳动变得那么抽象，需要大量的解释，才可说通。并且，这些解释都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和发展，离人的感官越来越远。

现代工业抹煞了人的劳作的痕迹，它将劳动概括化了。现代战争也是这样，战争发起的原因不是出于生死存亡的逼迫，而是外交的政策。过程呢？是武器和武器的较量，结局是在实验室里就已决定了的。海湾战争看起来颇像一场节日的礼花，“飞毛腿”在空中飞行。参战者不见踪迹，旁观者则靠了电视网身临其境。这世界就这样，变得隔岸观火。你伸出手去，想要触摸什么，一摸却是一个空。人的感官其实处于荒芜之中，并且面临退化的危险。

我表示能够接受他的解释，但却产生了一个疑问，音色有什么意义呢？当这些音色互相间打散了关系，孤立地响起的时候，它不也成了一种单纯的声音？当然，那位解释者说，这部作品中的单音之间是有着逻辑的关系，是从和声，调性，音列，或者反和声，反调性，反音列等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这就又需要一番解释。可是，不就是要我们欣赏音色的吗？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还是在这里，这些乐器的声音于我们的欣赏有何意义？这声音和汽笛的鸣叫，婴儿啼哭，流水淙淙，或者一件重物从地面上划拉过去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它甚至可说是更无味的，那些日常生活里的声音，可能唤起我们对某一个具体场景的记忆和想象，可它能唤起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声音，还是一种后天的人工的声音。它的材料性质的，和现实无关，为了制作另一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它脱离了上下左右的联系，孤单地呈现的时候，疑问就产生了，它究竟要我们欣赏什么？

中国人的脸大体分为南北两种，北方，通常是那类蒙古种的脸型。南方，则是越人的型。我估计，会不会是受戏曲脸谱的影响，而戏曲脸谱又是受中国地理政治的影响，蒙古脸型似乎是被视为正宗。荧幕上的英雄，大多是宽脸阔腮，浓眉直鼻的形象，有些类似京剧里的黑头，俗话所说：平头整脸。其实，越人的型，是更富于戏剧性的。这种型，更为敏感，因为肌肉的块面比较紧凑，复杂。而蒙古型的，多少有些一览无余，比较简单。鲁迅先生的脸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他的照片来看，面部的影调很有变化，层次较多。眉棱，颧骨，鼻凹，下颏，组成略有冲突却最终协调的关系。骨骼比较蒙古型要突出，但和西方人的骨骼的表现不同，那是形成整体结构的块垒，而在这里，只有比较少肉，线条就有了锐度。然而，在荧幕或者图画上，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总是容易将他描摹得肌肉丰富。这样，是不是以为比较接近英雄的型？结果却是，浑圆，面部带上了“木”相。中国人的脸，稍稍有那么点偏差，就“木”了。这就是这种型的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