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走过院子，走进大厅。大厅也是广阔的，却很明亮，而且非常暖和。周围都是军人，穿着军装，个个精神。不像我们，穿得那样臃肿，身后还跟着一个梳髻，穿斜襟棉袄的苏北女人，我们的保姆。人们都在说话，同时大声地笑。可是声音在高大的穹顶底下消散了。而到了新环境里的我们，又都有些发傻，回不过神来。人们就好像是在一部没有放映好的电影里，只有动作，没有声音。但画面却是如此清晰，人们的表情相当鲜明。他们笑起来，眼角处的褶子，还有嘴角一弯一弯荡开的笑纹，都丝丝可辨。有一个军人，走过我们，在我头顶上胡噜了一下，我都没有回过神来。转眼间，我们已经进了电梯。然后，在走廊中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
这是一座方形的建筑，样式有些接近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它显然是在建国以后造的，和这座城市的殖民风格的建筑，还有那种生活气息浓厚的民居很不一致。在这些姿态旖旎的旧建筑中间，它显得格外严肃，难免有一些乏味，但也包含有一种北地风范，“质”的风范。它的院子大而且平坦，使得周围的路灯照耀不到中间，就变得暗了。这也是有一股威势的。我们这一伙携儿带女，大包裹小行李的人，在这里躅行，看上去多么嗦和拖拉呀！
马路的路面，在路灯的映照下十分光滑，不过不是镜面那样的光滑，而是布着细细的柏油的颗粒，好像起着绒头，将光吸进去。所以很柔和。不知是不是因为地球形状的缘故，当然，更可能是为了雨天防止积水的缘故，路面呈现出弧度。在灯光下，看得最清，因为光顺着受光面的弧度，均匀地稀薄下来。行道树虽然落了叶，可因为悬铃木树干比较浑圆的形状，以及树干上图案式的花斑，所以并不显得肃杀，而是简洁和视野开阔。冬天的马路，也比较少人，但也并不因此寥落，反是安宁得很。我们这两辆三轮车驶过马路，三轮车上载得满满的。前面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一部分包裹。后面是保姆带着我们，和另一部分包裹。保姆抱着我，姐姐抱着她的娃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家庭出行。路灯照耀着，大人和孩子的脸上都罩着暖色调的光和影，偏黄，对比柔和。风，自然有些料峭，可江南的风，究竟又能料峭到哪里去呢？倒是使空气干爽了，驱走了一部分的潮气。不过，我们孩子的表情，多少是严肃的，脸绷着。夜间出行，总使我们感到不太寻常。车夫稍稍压下的双肩，由于用力，一耸一耸的起伏。到拐弯的时候，便直起上身，伸出一只手臂示意着，慢慢地拐过去。这姿势有一种优雅。我们驶过了一些马路，在一座大院跟前停住了。
这个男孩是个多病的家伙，他奇怪地对一切事物过敏。有一回，他吃了几口酒酿，竟也醉倒了，身体软得像面条。而我宁可相信这是他在装疯，因为他也是很会来事的。可是这时候，他变得严肃了。像他这样一个机敏的人，总是有办法化险为夷。这一次，却难说来了。事情就在眼前，也不由他做主，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他的两只手握着这两张牌，毕恭毕正地端坐着，等着我抽牌。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牌，尽可能做到面无表情，让我很难猜测到左边的这张是乌龟，还是右边的那张是。这对我也是一个困难的时刻，非此即彼，我必须做出决定。大人们在柔声细语地说话，保姆们竖起耳朵听着，也不管听懂还是不懂。姐姐悠闲地坐在椅上。她的坐姿很不好，上半身完全瘫在椅面上，好像不是用屁股坐，而是用腰坐。可是没有人去管教她。
这一个晚上，是在睡眠中结束的。是场大哭之后，聚会达到高潮。洗澡，受热，疯玩，笑和哭，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于是，我立即睡熟了，终于没能坚持到底。后来，他们又玩了些什么，玩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回家，一概不知。至于那张牌，因为没有人提起，我便也没有机会辩解，事情不了了之。那时候，有很多次这样的聚会，都是在不知觉中结束了。
方才说的，我们两家四个大人中间的三个，来到了现在的城市，那剩下的一个是谁呢？是他家的爸爸。就他一个人还留在军区，冬天的聚会就要从他这里讲起。他其实经常回家，有时探亲，有时出公差，和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干什么都缺不了他似的。这一年的冬天，他家的爸爸又来了。这一次来，他在军内的招待所里定了一个房间。说是招待所，其实是宾馆，有着中央系统的供暖，温暖如春。客房呢，带洗澡间。于是，我们两家的大人，还有保姆，便一起去这房间里洗澡。补充一句，由于我们来往甚密，于是，两家的保姆也成了好朋友。时常是，大人和大人一起，孩子和孩子一起，保姆和保姆一起。就这样。
那时候，冬天里，洗澡是件大事情。地处长江以南，按规定不供暖。可是，气温虽然大都在零上，却因湿度大感觉寒冷。许多北方人来到这里，都患上感冒和手足冻疮。比较起来，倒是这地方的人更耐寒一些。人们在阴冷的气候里，安度冬天。不过，洗澡真是个大事情。
1999年8月2日 上海
门开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熟悉的人。顿时，一切就都有了声音，活了起来。我们从方才一路陌生的窘境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知觉，甚至比平时更要活跃。大人们也很兴奋，七嘴八舌的，顾不上管我们。那两个保姆呢，她们会心地不出声笑，互递眼色，一边却忘不了她们的职责，替我们脱衣服。房间里更热，简直成了一个蒸笼。因为内外冷暖相差，便积起雾状的水汽。人看上去，都有些模糊。我们很快就被脱得只剩一件衬里绒衫，可底下却还保守地穿着棉裤。这就使我们的样子十分奇怪，就像一只钻出蛹子一半的蛾子。可这已经够解放我们的了，我们身手矫健极了。我们捂了许多日子的身体上，散发出一种酸乳的腥甜的气味。小孩子的体味其实是比大人更重，他们的分泌系统还没有受损伤，所以很卖力地工作着，分泌出旺盛的腺液。同时，他们又是被捂得特别严实。那气味呀，简直翻江倒海。
这是一个套房，但并不大，我们就在外间活动。为了谈话方便，大人们将两张书桌在房间中央，拼成一个大桌子，放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玩的东西。地上铺着地毯，所以，我们孩子又在地上摆开一摊。我们在地毯上打滚，爬行，追逐，上蹿下跳。我姐姐和他家的男孩，由于是同班，就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甚至不用语言，也能互相了解，沆瀣一气。他们一对一地，具有暗示性地笑，很快就笑得倒抽气。而我被他们排除在外，心情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在他们笑得最热烈的时候，便哭了起来。这样，就招来了大人们。他们一致认为是那两个大的不好，分别斥责了他们，使他们转笑为哭，以泪还泪。如此这般，我们三个一人哭了一场，势态均衡，这才归于平静。
我的手伸向他去，试探地摸着其中的一张。这时候，他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简直是神至心灵，我捏住那张牌就抽。可是，却抽不动，他双手紧紧地握住牌。我再抽，他还不放。他的眼睛始终看着牌，脸上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可就是不松手。他握牌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谁也没有看见这一幕，都在忙自己的事。我们相持了很久，这张牌终于禁不住了，拦腰断成两截。一截在他手里，一截在我手里。我“哇”一声大哭起来，惊动了大人。他们围拢过来，看见的是两截断牌，便以为我是因为犯过失才内疚和害怕地大哭。他们纷纷安慰我，没关系，不要紧，不怪你，诸如此类的话。而我又怎么能说得清个中原委？无尽的冤屈哽得我气也喘不上来，只有更大声地哭，踢腿，蹬脚。几个大人上来一起按我。而我竟还能透过泪眼，注意到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男孩将手中剩下的那张“乌龟”混入牌中，一下子无影无踪。
两个阿姨在洗澡间里擦洗澡缸，同时叽叽哝哝，不晓得有多少知心话。我们几个则伏在窗台，看外边的夜景。不远处的中苏友好大厦，顶上的那一颗红星，在夜空里发亮。大厦的轮廓就像童话里的宫殿，宽阔的底座上，一排罗马廊柱。第二层，收进去一周，壁上环着拱形的巨窗。再上去一层，再收小一周。逐渐形成巍峨的塔状。大厦底下，有喷泉，虽然在平常日子里不开，但喷泉周围宽大的大理石护栏，看上去就已经相当华丽。有了这座宫殿，四周都变得不平常了，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气息笼罩在上空。街道上，静静地驶过车辆，在方才说的，弧度的街面上，灯光聚集的带子里行驶，车身发亮。我们感受到静谧的气氛，也因为刚才都哭过，心底格外的安宁。这一刻，大人们没注意到我们，他们热烈地谈着他们的。这时候，他们要比我们吵闹得多，也挺放肆的。
我们去洗澡是在一天晚上。全家的换洗衣服，毛巾，还有零食和我们的玩具，装成好几个包。然后要了两辆三轮车，往招待所去了。对，那时候，有三轮车，以及三轮车夫，并不给人文学作品中的贫寒和劳苦的印象。他们将三轮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座垫上包着蓝布罩子。油布的车篷上了蜡，散发着酸唧唧的刺鼻的气味。这气味也不顶难闻，它有一种凌洌的爽洁的意思，一会儿便适应了。车座下的踏板是没有上漆的白松木，宽条，拼接处结实地钉着钉子。车胎可能是补的，可补得合缝，服帖，气充得鼓鼓的。车轴上了油，十分润滑，有一点轧轧声，也是悦耳的。车夫的棉背心也可能打了补丁，却被一双巧手补得细细密密。那通常是一双苏北女人的手，特别勤于洗涮缝缀。车夫们，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年迈体衰的，只不过，他们的装束有些旧和闭塞，带着他们所来自的家乡的风范：对襟棉袄，缅裆棉裤，棉花絮得特别厚，又用线绗上道。裤腰上系着宽宽的布裤带，平平地围上几道，也为了撑腰好借力。裤腿上呢？系着布条，为防止车链子磨破裤管。这样一来，他们在这个新奇摩登的城市里，就显得老了。他们正在壮年，你看他们一脚踩在脚踏，另一脚轻轻点地，点着，点着，脚往前梁上一跨，就坐上了车垫。下来时，也一样。他们并不放慢速度。相反，还加快了，然后一跃而上，乘着惯性，随着车子奔跑到终点。这几步跑得呀！真是矫健。他们脚上的手纳布鞋底，在柏油马路上一开一合，上面的盘龙花便一显一隐。
这副扑克牌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是一副旧牌。纸牌的边上，都起了毛，但一张也不缺损。我们只会打一种牌，抽乌龟。这副牌，在我们手里抽来抽去，不知道抽了有几百遍，就是这么抽毛的。“抽乌龟”的玩法，是这样的：先要剔去大怪和小怪，这两张不成对的牌。再在桌底下抽走一张牌，倒压着，谁也不许看。如此，牌里就有了一张落单的牌，这就是“乌龟”。然后，发牌，各自理牌，成双的牌都扔掉，只剩单的。这样，游戏就开始了。打牌的人依时针方向，从对方牌中抽牌。抽到的牌倘若能与手中的某张牌对上，便扔掉，反之，则留下。周而复始，最终就剩下那张落单的牌。握住此牌的人，就做了乌龟。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来决定胜负的游戏，可正因为此，就很刺激。我们一打上手，就打个没够。而且，越打越认真。
我们终于一个一个地洗了出来，好像剥了一层皮。经过肥皂水的浸泡，用力的揉搓和清水冲洗，全身发红。而我们的喉咙，也都因为尖叫和狂笑，变得嘶哑了。洗干净的我们，被大人揿在椅子上，再不许下地了。他们让出桌子的一角给我们，让我们玩些文雅的游戏。于是，我们便打牌。
现在，我姐姐又脱手了。比较起来，她当乌龟更少一些。也可能只是看起来这样，她比较不那么在乎当不当乌龟，就显得比我们轻松。她甩出最后一对牌，就走开去，又吃又喝，不再关心结局。于是，就剩我和男孩较着劲。我们一来一去地抽着牌，这时候，“乌龟”不是在他手上，就是在我手上。可是，这一回，我的运气很好，抽到的总是成双成对的牌。看起来，“乌龟”很可能在他手上。很快，事情就要见分晓了。轮到我抽牌了。我手上只剩下一张牌，他呢，有两张。谁做乌龟，就看这一抽了！两位保姆已经出了浴室，卧室的门重又打开。她们穿戴整齐，洗好的头发重又紧紧地盘了髻，双手相交地放在膝上，坐着，就像两个淑女。除了脸色更加红润，就和洗澡以前没什么两样。
楼下院子里有时会进来一辆车，缓缓停在大厅门前。其余大多是没有动静。院子门口那两个持枪的哨兵，好像两座雕像，一动不动。有两辆自行车从前边的马路上骑过，骑车人压低了身体，猛蹬车的样子，表示外面起着大风，气温相当寒冷。而我们这三个，热得涨红了脸蛋，汗把头发都濡湿了，一绺一绺粘在脑门上。大人们终于想起我们来了，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被捉进去洗澡。每一个人被捉的时候，都尖声叫着，同时，疯狂地笑着。我们家的这个阿姨，是个对孩子有办法的女人，她一下子就逮住一个，三下五除二地剥去衣服，摁在澡缸里。她做什么都干净利落，且不动声色，很得我们父母的欢心。可我们都怕她，只有在父母跟前，晓得她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才敢同她混闹一闹。她的名字叫葛素英，长了一张鹅蛋脸型，照理说是妩媚的，可她却不，而是有些凶相。她的男人有时从乡下上来看她，她也不给一个笑脸，尽是骂他，尤其在他吃饭的时候骂他。葛素英和我们一同吃，却不让他上桌，而是让他在灶间里吃。这个嗜赌的男人，坐一张小板凳，捧一个大碗，头埋在碗里，耳边是女人毒辣的骂声，匆匆地咽着。他住了几天，葛素英就骂了几天。最后，要走了，葛素英从贴身衣袋里摸出手绢包，打开，数出几张钱递给他。这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是，一点没有使她变得软弱。现在，澡缸里的蒸汽熏着她，她的脸也红了，用刨花水抿得又光又紧的头发起了毛，松下几丝散发，贴在脸颊上。而且，她笑着对付我们。这到底使她温柔了一点。
我们家有一门特别要好的朋友。两家的父母原先是一个野战军的战友，后来又一起在军区工作。他们这四个人，互为入党介绍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结婚，又先后陆续从军区转业到现在的城市。又很巧的，我们这里的妈妈和他们那里的妈妈又在同一个机关里共事。所以，我们这三个就又是在同一个机关幼儿园里生活和学习。他家的男孩与我家的姐姐年龄比较接近，同在一个班级，意趣也比较相投，擅长各类游戏。他俩在一起玩得热火朝天，剩下我在一边干着急。就这样，我们成了通家之好。
大人们也先后洗了澡，两个保姆再接着洗。她们很神秘地，把卧室通向外屋的门关上。于是，无论洗澡间里的水声，还是她们的私语声，全都听不见了。大人们的谈话也进入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轻声细语的。总之，这时候，房间里很静。中间来过一次服务员，送来开水，还问需要不需要什么别的。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就这样，他们大人在那半张桌上说话，我们小孩子在这半张桌上抽乌龟。我们三个，每人都做过几轮乌龟。牌局渐渐有些紧张，便也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