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坐在皮质擦擦作响的D·R牌沙发上，这样她就可以继续讲完她和弗莱德的故事，而我也能从一路走回的寒冷中暖过身子来。天色渐亮，艾琳突然显得憔悴。我试着安慰她，她的长发盖住着我们的面庞，她浓密的眉毛抵在我的眼下。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上面玛丽·乔高声的咳嗽。我们愣在那里，满是冷灰的巨大壁炉向我们的脚踝散发出一阵冷意，而在上面，一阵阵的干咳声听上去如汤勺般冰冷。玛丽·乔——那时一定也就才15岁，因为厌食症身体虚弱，于是感冒转成了活动型肺炎。艾琳抱怨肺炎，更抱怨弗莱德不管不顾就走了。孩子不停地咳啊咳，而她的母亲靠在我怀里，带着白兰地、泪水和圣诞节的味道。她责怪弗莱德，而我觉得与其责怪他，不如把罪责归结到她们住的环境上——那种木结构的老房子里穿堂风大得很。
在韦尔康彼家草坪的边缘，她们梳理过的浅色头发，临时带着丝带或塑料发卡，像蜡烛燃烧在夏日的阳光下——我仍然可以看见她们。她们甜美柔和的裙子，她们站在青草中的光脚——那些纤瘦的小女孩的脚，晒黑的脚趾——让你觉得会在露水里留下小兔的脚印。
安妮·朗霍恩，贝特西·科雷，达玛丽斯·韦尔康彼，玛丽·乔·爱迪生：从她们两三岁起，我们就认识她们。现在她们快30岁了，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海外归来，成熟的姑娘，却哪儿也不去，不去纽约，不去旧金山，甚至连波士顿也不去，只在这个小镇上晃荡，让时光洗刷着她们，走在她们从小走的道路上，游荡在她们安稳的老宅的阴影里。
她们为何不结婚呢？
达玛丽斯和安妮——当时和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被大人们哄着分发小点心。她们斜着眼睛拿着托盘，因为手腕太瘦弱，以至蘸着芥末的鸡蛋滑了下来。她们淡蓝色的大眼睛如此庄重地仰望着大人们的笑脸，而大人们一边拿过芥末鸡蛋一边微笑着表示鼓励。那时候，我们还不到30岁，妙龄成熟，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那个夏日，草坪上留有杀虫剂的气味，杜松子酒带着新鲜薄荷的味道。年轻的妻子们穿着无袖凉衫，裸露着健康的棕黑色的皮肤，透过棉布散发着温热。孩子们还小，三五成群地在草坪那边没有修剪的草地上奔跑、打滚，她们浅色的裙子染上了草色，她们的欢笑在草地上起落，就像是某种我们发出的回声，只是声调更尖细。她们在我们脚下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当万物沉浸在露水和阳光中，天空充满了爱意。
我仍然能看见贝特西和我女儿，在我们初次遇见贝特西·科雷一家那晚的情景。他们刚搬到镇上。莫林·科雷的侄子和我妻子一起上学，给我们留了口信。于是我们过来拜访，顺便把我们牙医和医生的名字告诉他们。然后，大家恰好发现彼此脾气很合得来。那一定是四月，或者五月。鸡尾酒被拖到暗处，莫林把临时准备的晚餐拿到天井的桌子上。两个以前未曾谋面的小女孩——那时一定还不到两岁——被放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贝特西和玛丽·乔·爱迪生都是教会歌咏队的成员。玛丽小时候得过厌食症，不过后来却变得异常丰满。她长着和母亲一样的浓眉，眉梢很浅，到中间几乎连上，配上那张长满雀斑的脸，显得有些古怪。她的父母都离婚、再婚并且离开了小镇，但是玛丽却在仪式旅行社的楼上租了两间房，平时收集古董，读历史书——大部分是讲中世纪的。我女儿邀请她来我家过圣诞，但她拒绝了。她宁愿自己安逸地坐在炉火旁，被她那些收藏包围着。“那些美妙的老古董”——大家这么叫它们。
露易丝如出一辙的笑容展现在小安妮脸上，那感觉就像重新陷入了爱河。当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猎场，当女人们把汽车停在加油站或超市停车场，当这一切构成了你星期六眼前的风景，你的血脉奔涌，你的手掌麻木，你的心都快要沉底了。
突然之间，这些长腿裹在裤子里的姑娘，这些跑过终点，头发在风中吹打着脸庞的姑娘，长成了女人。晚上，当男孩们喧哗着出门，或者在地下室打乒乓球时，这些姑娘就和我们呆在一起玩牌，小口喝着我们罐里的啤酒，直到那天所有的新鲜空气最终消耗殆尽，重压把人们推向床上，她们才三三两两恋恋不舍地散了。小小的房间有着点子花薄纱的窗帘，窗玻璃上结着蕨类植物似的冰花。暖气片上落下的水珠“嘀哒”歌唱。房间简单的分隔给人一种宿舍的感觉，而拖脚走路声和咯咯笑声回荡在门廊通向洗手间的路上——洗手间一个是给男孩用的，一个是给女孩用的。
在那年头，贝特西房间的布置应该和我女儿的类似：披头士的海报，或者可能是顽童合唱团的，以及在本地举行的马术大赛的获奖缎带。而布娃娃和斯泰夫牌的动物玩具还没被处理掉，仍和“御玺”版的梅尔维尔作品集、哈代的《艰难时世》以及学校发的加缪分享着同一个书架。那时，我们是如此年轻，父母和孩子都是如此，还在一起学习怎么成长，怎么打发光阴——而这些你现在终于知道了。
那些日子，哈里·朗霍恩弄了辆摩托车，每逢周六晚上就骑着它绕着草坪风驰电掣，直到警察过来还算礼貌地拦住他。韦尔康彼一家则在他们二楼的走廊上安了一个热水管，然后不得不加一根钢柱把它支撑起来，免得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光着身子滚下来。冬天，有很多为孩子举办的周末溜冰活动。我们会带着一整套从新罕布什尔买回来的装备参加。一大堆滑雪靴和防湿大衣放在麋鹿头饰下面的角落里。越过那台残旧的钢琴，冻红的面颊对着长桌上通常作为主菜的葡萄干烤鸡。
因为睡不着，她们就一直躺在床上看月亮。科雷一家是从可能看不太清月亮的城市搬过来的。“看见月亮了？”她的声音单薄而清晰，如同远处猫头鹰的枭叫。是的，她们没错，悲伤的面孔一样的月亮斜挂在正要抽枝展条的树上。
你看见她们住在镇上，日渐沧桑，已快变成老处女。蹬着单车上班，踩着石头翻过山头，胳膊下还夹着书本。
爱迪生家在塞勒姆街有一栋1690年的老宅：暴露的房梁、大得可以走进人的壁炉——里面放着大号的熟铁铁叉，还有清教徒们过去用来烤面包的黑暗的火塘。奇怪的是，他们的时髦家具竟和那些陈旧的老房间十分谐调。这或许就是玛丽·乔想带着她那些古董回来住的原因。她的穿衣打扮也是同样的风格：风尘仆仆、消瘦，头发向后梳成一个结实的发髻，用玳瑁发卡别着。她母亲是红褐色的头发，但是没有焗过油。似乎也没有一个姑娘，我们那群老伙伴们的姑娘化妆。
艾琳·爱迪生也爱美妙的玩意，不过对她来说，必须是现代的东西——海地棉的D·R牌沙发，丹麦风的圆形茶几，蝴蝶形的椅子。我在想，它们现在都到哪儿去了？所有那些蝴蝶形椅子上笨重的铁框架和磨损了的帆布吊带都到哪里去了？男人可以叉开腿站在某个角落，但是女人却会让自己陷入记忆，先向后退，然后希望走的时候丈夫可以在身边把自己拉出来。
她们下楼走进黑暗，走到凉爽的户外，手拉着手走出这间她们都很陌生的屋子。贝特西穿着白色小睡衣，如同幽灵。她的声音是如此胆怯而单薄，却又是那么清晰。“看见月亮了？”她问。
回家的时间还是到了。
想到楼上和楼下，我想起了贝特西·科雷——不再穿那身看月亮的白色儿童睡衣，而是一身缝补过的柠檬色睡袍，站在楼梯顶端，看着楼下举行的吵得她睡不着的聚会。
如今，贝特西在第二街上的油漆油毡店工作，把教授吉他当作副业。她爱上了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已婚音乐老师，以学古典吉他的名义随他去了很远的地方，甚至在西班牙也呆了一年。当去年冬天圣公会教会发起援助一家古巴难民，他们把贝特西叫过来当西班牙语翻译。
她和母亲住在一起，还在那间她曾经看月亮的房子里，只不过现在房子已变得阴暗。莫林太太为了保暖，把一半的房间都关上了。科雷一家离婚应该已经有十年了。在那个天井里，曾经有过一些欢乐时光。
可这些姑娘，她们为什么这么恋旧呢？她们担心的是什么？
从她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她们母亲的影子——美丽的女人，充满活力。不久以前的早上，我在火车站看见了安妮·朗霍恩。我们聊了几分钟，主要是关于玛丽·乔想和贝特西一起开古董店的事。她笑了一下，表示对此事不抱希望——那笑容和她母亲的如出一辙。曾有一次，露易丝和我告别时就是那样笑的。还有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无法接吻的事实——她和我。刚抬起下嘴唇，她的下巴就皱了起来，那漂亮的嘴巴显得那么诙谐，但嘴角却撇了下来，就像在强忍着泪水滴落。
我们刚从天井进屋，放上了张老扭摆舞曲唱片，听这种唱片你是没办法把音量放小的。我不知怎么坐在地板上，和什么人一起，这样我的视线就很低。就像在透视课上，楼梯消失到贝特西如今已经长到不能留下兔子脚印的光脚那里。也许这是我们最长的一次互相对视——她有着和她母亲一样深陷的眼窝和脆弱的表情。我们对视着，直到和我在一起的女人，我记得不是莫琳，发现我在走神，于是她也抬头往楼梯上看，贝特西这才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沙滩野餐，触身式橄榄球，在韦尔康彼家的大草坪上举行的垒球比赛。这么多美妙时光，孩子们穿越它们就长大成人了，就像阳光下的牧草。现在，别人家我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姑娘有的嫁给了股票经纪人，有的去了俄勒冈当护士，还有的在墨西哥教授农艺学。只有我们的女儿生活在镇上，像在寻找曾经失去的东西。她们上花边编织或者阿拉伯舞的课程，和母亲住在一起，脂粉不施，胳膊下夹着书，走在上山的石路上，如同一群小尼姑。
那年新年，弗莱德刚搬走不久，我记得我陪着艾琳从朗霍恩家一直走到塞勒姆大街。那时正是黎明前，便道上铺着一英尺厚的新雪。除了艾琳在絮絮诉说弗莱德的事情，周围万籁俱寂。在此之前，我们都喝了鸡尾酒，艾琳醉得几乎不能走路，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塞勒姆大街两侧的房屋静谧宛如幽灵，新雪像云母片反射着街灯。我们爬上她家门廊的台阶，进入铺着宽条木地板的客厅，圣诞树还站在那里。壁炉横梁上一个挂在橡木栓上的圣诞花圈和我迎头相撞，就好像我们走进了老套的童话书。屋里松木的味道、包装纸上闪耀的光泽以及窗玻璃一角的冷霜都给我这样的感觉：圣诞魔咒。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孩子们长大了，到了叛逆的年龄，不再热情，于是这个大家庭就分崩离析了。这和层出不穷的离婚同为魁首。玛格丽特和我恐怕是最后一对还维持着婚姻的夫妻了。她说，可能是我们没赶上趟儿吧，其实这不是她的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