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恩认识我的前妻朱莉娅，也很喜欢她，但他却从没谈起过这个隐私话题。他也没问过，为什么我开一小时车从波士顿过来，而不像以往那样走十分钟就来了。在那段时间，高尔夫球是一个避风港。只要我迈出挥杆击球的第一步，就能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一间宽敞而辉煌的圣殿，不必为女人和愁眉苦脸的孩子，一本正经的律师和心怀不满的老相识——整个乱糟糟的社会秩序烦扰。
我开车去参加莱恩的葬礼，告诉他的儿子“你父亲是个好人”，但在那冰冷荒凉的浸礼会教堂里，这句话没人搭理。华丽的穿着，基督的欢乐，满怀希望又徒劳无益的一击，你一言我一语的神侃，在由各种不同长度和品种的草皮构成的人造宇宙里，我和莱恩的友情堪称存在的证明。它奢侈得无法捕捉，然而最终还是飞逝了。
麦瑞芒小姐为什么一辈子没结婚？这个问题在她晚年淡化了。当年她身材苗条，容貌光鲜，翻翻一些褪了色的旧照仍依稀可辨。她的教养、聪慧和热诚，不知吸引了，也吓退了多少追求者，而在她本人看来，以她的天生丽质（其时，“纯洁”二字身价仍高，自持功夫也还受人敬佩）鸾飞鱼跃本是十拿九稳，却不料随后竟不曾有充分发展的机缘。除此之外，她的嗓音中带有一种讥讽的冷淡，行为举止中又带着某种焦躁和轻蔑。她是个聪敏的自学者，对艺术和科学上的动向了如指掌。当吃有机食品，表达政治愤怒时髦的时候，她也不愿落后时代。她喜欢年轻人追随左右。当朱莉娅和我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和青涩的面孔搬到镇上时，我们进入了麦瑞芒小姐举办的茶话沙龙，在那种不冷不热却又互相迷恋的氛围里，我们交往了20年。
莱恩，我的一位高尔夫球老友，晚上在医院做所谓的例行检查时猝死在盥洗室里。之前他刚给自己的五金店打了电话，说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他是这家五金店的老板，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会留下一个店员看店，自己去打高尔夫球。他总是挥杆太快，把重心放在右脚，球往往窜到左边去，根本没有飞起来。不过一天中，他也会打出几记推杆入洞的好球。他总是穿戴整齐，像在表示自己对高尔夫球的崇高期望。他穿着毛茛黄的休闲裤，天蓝色的高领衫和橘红色的开司米羊毛衫。他会站在练习场上向我挥手，仿佛穿越了悲伤、失眠和道德困扰的阴云，从波士顿一路赶，而我拉着高尔夫球推车，穿过柏油停车场，轮胎擦擦作响，每迈一步，都发出怪物爪子的声音。
高尔夫球自有秩序。当我们三四个人跌跌撞撞，呼朋唤友地向每个洞挺进，嘲笑彼此的坏运气，为难得一见的好球鼓掌叫好时，我们对高尔夫充满了柔情蜜意。有时，夏日的天空阴云密布，一场风暴正在酝酿，我们就会挤在一间废弃的器械室里，或者躲在一棵比它的难兄难弟还矮，还禁不起闪电一击的树下。与生俱来的紧张和因打球之乐被迫中断的不耐，在遮身蔽体的空间里，几乎汇集成一股含情脉脉的热量——在细碎的雨声中，中年男人们的气息和汗味混杂在一起，好像货车车厢里的一群牲口。
在最后那几年，当朱莉娅的发音得到认可了，朱莉娅就去麦瑞芒小姐家里，给她读书——简·奥斯汀的著作，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琼·戴恩的著作以及一些普鲁斯特和莫里亚克的法文著作。朱莉娅会拿我当靶子做些练习。看着她的嘴唇撅起来，口型在读法语时变得小而紧张，像是非洲象牙面具的嘴唇，我差点就再次和她坠入爱河。
这么说或许有点不温不火：现在我觉得麦瑞芒小姐爱我们，或者，至少爱朱莉娅。那些羽毛般轻盈的传家宝，曾经堆满后湾镇宅子的四层楼，现在则把那些供热不足、窗子明亮的房间占得满满当当。朱莉娅身处其中，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伶俐劲儿，闪耀着一种温柔如女儿的光彩。我还记着她坚定的下巴、暴露的喉节以及双肩上的光晕，它们和麦瑞芒姐妹那些老影楼照幽灵般的平滑融为一体。麦瑞芒姐妹三人，其中两人早夭，像是把她们生命的份额都传给了埃米。这位幸存者和我们一起，坐在她那金色织锦的靠背椅上，面孔毫无征兆地被岁月染成了棕色，布满了皱纹，像一个印第安人，黑色的瞳仁里也闪着某种印第安人的残忍。“我发现她相当令人失望，”她会干巴巴地评价一位我们都相熟的朋友，或者某个已经与她的小圈子相距甚远的人，“她不是什么一等一的人。”
人生耻辱的见证者们被抹去了，从此我的世界将变得轻盈。最终，世上将无人再记得我衣衫不整的窘迫岁月，那时我丢盔卸甲，像一条两次蜕皮之间的蛇，逃亡在不同的房子和不同的女人间，又像一只自私自利的怪兽，荒唐的欲念暴露无遗，社会地位贫穷而脆弱。
在月光下，闪电击中了我曾经的伙伴，它的心里充满了沼泽的欢乐，它的肚子里塞满了垃圾，它在那里一躺几天，皮毛褶皱，而潮水一下下地冲涮着它。这情景令我开心，就像看到一艘帆船，扬帆前行，把一支小船迅捷地拉离岸边。说真的——在某种程度上，三宗死亡都令我愉快——要承认这是多么残忍。
朱莉娅的新任男友是个人近中年的前达特茅斯队的四分卫，一个喜欢高尔夫球、网球、远足旅行的顽主。朱莉娅难得回一次家，整日忙于跟上男友的步伐，学些新项目。房子和草坪都无人照看，孩子们呼朋唤友地进进出出，多少天才把冰箱里坏掉的食物清理掉。丽莎，感到了我压抑的情绪，说了些得体的话，然后弯下腰搔了搔克努特的耳根。因为耳根有些感染，又很敏感，克努特柔弱地朝丽莎叫了两声，然后满怀歉意地用尾巴敲着厨房地板。
女儿来访之后没几天，克努特就不见了。又过了几天，它被发现躺在离我旧家不远的一片沼泽里，尸体已经肿胀。兽医检验的结果是心脏病。问题是，这可能吗？一个四只脚的动物得心脏病？
在两段婚姻的间歇，我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大家则依旧不慌不忙地生老病死。
一段日子以后，我在报上看到埃米·麦瑞芒小姐以91岁的高龄最终过世了，像一片枯叶归于腐朽。她为人一直颇为老派，是那些所谓新英格兰人中的最后一员，说起亨利·詹姆斯的样子好像他刚刚离开房间。她保留着詹姆斯写给她父母的信，折起展开，几乎已成碎纸条。在信里，詹姆斯曾提到了她，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而是当作一个思想日渐成熟，魅力四射的年轻小姐。她住在一栋继承而来的乡村别墅里，不得已把大部分房间出租出去，自己住的几间堆满了老古董。
他人之死也把我们一点点地带走，直到我们一无所剩。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将是一种仁慈。
女人间的爱慕对男人来说是一种动人、痛苦而又刺激的事情，而且在我看来——在那些乱糟糟的房间里，当暮色渐浓，茶水换成了雪利酒，白天的一页被翻过去，朱莉娅那耐心的嗓音，旋律般成为生命唯一的叹息——爱慕就在这个逐渐走向死亡的老妇人和我妻子之间滋长。我的妻子渐近中年，我们的孩子长成了小大人，在别处她的声音都无法像在这里一样被倾听。毫无疑问，在给别人读书时，朱莉娅的信心也在增加。她总是从麦瑞芒家回来给我做晚饭，看上去更加年轻而愉快，甚至勇气倍增。
就像我被麦瑞芒小姐斥责时一样，丽莎对碰上些许反抗似乎也是高兴的成分居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在世界的位置得以确认。她和我女儿谈论狗用抗生素，在一瞥之间，你甚至很难判断两人究竟谁的年纪更大，尽管谁的发型更古怪显而易见。是的，就像陈词滥调里说的，丽莎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了，但是现在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任何一个35岁以下的女性都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年轻得可以做我女儿了。
毫无疑问，那被弃家里的一切都遗失了——墙上的画没了，光影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的搏斗不见了，暖气片也不再优雅地散发晚间的热气。宠物。克努特是一只我们从小养大的雄性金毛猎犬，刚养它时，我们的孩子还是几个走路摔跟头的小家伙。克努特天性温顺，却受尽苦头，包括遭受阉割，它的生命仿佛就是一阵坚实的诅咒。奇怪的是，克努特死前不久，我那在一个刚成立的女子朋克乐队里唱歌的小女儿，突然把它带到了我和第二任妻子丽莎住的地方。克努特彬彬有礼地嗅来嗅去，只用耳朵闷闷不乐的棱角表达对它的老主人在这间气味怪异的房子里重组家庭的诧异。接着它就喘着粗气一头栽倒在厨房的地板上，看上去肥胖而嗜睡。我那头发剪得短短的，且挑染成紫红色的女儿说，克努特晚上老叫唤，还钻进了邻居家的垃圾桶，甚至还跑进了邻居家的马槽，听上去好像是我管理不善。
寻找一等一的人，是麦瑞芒小姐那代人的一种消遣。我现在想不起来，她究竟口头上认可过谁，除了丹尼尔·柏里甘神父和肯尼斯·克拉克爵士。她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她眼睛里晦暗的闪光突然熄灭了，于是她所珍视的下午阅读时光（当窗外的光芒消逝，桦木的火苗在镶着黄铜边的壁炉里起舞）被替换成了几小时的广播和电视。
在离婚后那段尴尬的日子里，我参加了一次麦瑞芒小姐也出席的盛大聚会。那时，老友们仍然觉得有必要邀请我，而我却无心回绝。麦瑞芒小姐此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身边一直伴着一个圆脸的年轻姑娘，作为陪护和向导。这位虚弱的老妇人，像玻璃钟里的孔雀羽毛，被放在房间一角的靠背椅上，旁边摆着宾治杯。我向她走去，她感觉到有人过来，就伸出干瘪的手，不过当她听出是我，手放了下来。“你做了件糟透了的事，”她全靠着一口气说。她把脸转开，露出鹰钩鼻子的侧影，好像我冒犯了她的视线。那个年轻陪护圆得像雷达反射镜的脸上，显出轻微的惊诧之色，但我却笑起来，的确发自肺腑：总算有个定论了，尽管不利，倒也不无宽慰。想想看，某个地方有架地震仪可以记录我们的震颤和消耗，这不也挺好吗？我想象着聚会之后没几个月，麦瑞芒小姐去世的情景。作为终结，医院监视器上显示着一条恬静的直线。这条直线带着嘲讽——嘲讽那未受磨损的正直，嘲讽那份庄严耐心——面对九十多年来除了失望什么都未能证明的世界。到了这时，朱莉娅和我才最终算是曲终人散。
莱恩脸上有几块角化病留下的白斑，他正打算做个手术去除它们，以防演变成皮肤癌。谁能料到晴天一声霹雳，一场冠状动脉血栓与他打好的如意算盘不期而遇，把他整个人都从我纠结不堪的生活中抹去了？没有两片雪花、两枚指纹是相同的，没有两条心电图、高尔夫的两次挥杆是完全一样的，而我再也无法看到莱恩那信誓旦旦的挥杆了。“喂，球儿，乖乖！”他会开着玩笑，摇晃着沉下身，球习惯性地往左边平平地飞过去，然后就能听到他愤怒沮丧的叫唤（他是一位重新入教的浸礼会教徒，能骂人不带脏字），“你这个肮脏的小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