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郜元宝

安妮的情与思严肃而富饶，故事却简单，文字也轻省。这种写作的经济学原则，也许要令写实派或苦吟派一同恼怒。

读者越来越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这方面并没有很好的研究。我们习惯于谨守某种人为的界线，即使出现有力量冲破界线的作者，也还是将他（她）归入现成的范畴，觉得这样才比较保险。但懒惰和因循终究与文学无关。

在以往（比如“新时期”至90年代中期）的文学共同体中，读者原本不成问题。他们被设定为庞大的嗷嗷待哺的一群——庞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那时代的读者就是“人民”，因为据说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之后，就开始“为人民”。何至于此？因为文学分享了政治话语的权威。9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些作家继续与这个想象出来的读者共同体对话，但更多作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读者群是虚假的，他们开始重新寻找各自的读者。

写庆昭的文字不多，但我们可以透过善生的眼睛，发现“在某些细微的时刻——她身上所坚持的，那种浓烈的社会边缘的认同感。她与集体、机构、团体、类别——一切群体身份保持着距离感。对人情世故和社会周转规则的冷淡和漠视，使她有时看起来很孤独”。其实这也是善生和内河的特点。

安妮的小说与随笔——比如《告别薇安》、《二三事》、《清醒纪》——常常惊愕于瞬间“偶在”的神性，她可以通过坐飞机的经验、夜晚焰火、细小的装饰品之类来“格物致知”，思索常人想象不到的问题。在《莲花》中，她似乎更确凿更持久地遭遇这些难以把捉之物了。

年轻女子庆昭身患疾病，滞留高原，静等死亡。中年男人善生刚刚结束追名逐利的喧腾往日，身体内部长久压抑的黑暗苏醒，预备过新的生活。他们在拉萨的旅馆相遇，结伴去与世隔绝的小县城墨脱，寻访善生幼年同学也是终生心灵良伴内河。

她刻画城市，本来就并非流俗对于声色狗马的沉迷炫耀。她是刻画了不少，然而目的不是未了制造一种可以作为商品变卖的“时尚”、“情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她所描写的那一切所辖制，相反，她始终执拗地希望剥离出纷然偶然之后沉默的本相。比如她写善生对异性的态度，“只因未曾识别爱欲欢愉的表相，却被迫进入它的内心。他知道它的真相，所以不会被迷惑诱引。他说，我不爱惜她们，我对她们没有怜悯。”有了这种类似佛教的“色空观”，都市/极地、中心/边缘，就可以互为镜像，彼此表面的落差跨过去也不难，而写《莲花》的安妮，确实已经将这些轻轻跨过了。

安妮既非目前所谓严肃文学家（此概念极其暧昧），也非畅销书作者（此概念也很不清晰），但她的读者和上述两类作家都有交叉。读她书的人可能是追星族，可能是心智未稳的少年，也可能是趣味已经养成的“小资”，或者是声称绝对抗拒浅俗的“严肃文学读者”。但她心目中的“隐含读者”究竟是谁？现在似乎还说不准。

“60年代作家”的主题是“先锋逃逸”，“70年代作家”的主题是“另类尖叫”，安妮的文字则趋于降卑顺服，虽然也还夹带着些许逃逸之气与另类之音。当然，还有人会说安妮的文字过于细弱，过于温馨，或者太甜腻，太自恋。或许都有一些吧，但如果你读这本《莲花》，应当知晓，这一切的背后还有降卑与顺服。在乖戾粗暴的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背景中，这种精神元素本不多见，所以容易将它混淆于细弱、温情、甜腻与自恋。

从这一点看，安妮可能会领先自己一代——也许已经做到了——但超越很难。领先就意味着受限制，即被为你所引导的同代人所控制，就像田径比赛，跟在后面的人必定会给领跑者以压迫。只有与更广泛的人群对话，才能意识到同时代人的局限，从而走出来。躲在同时代人的精神蜗居里——哪怕有足以反抗俗流的坚硬外壳——也照样难得平安。

她没有太多因袭的重担，没有俯仰鼻息的胆怯和投机，所以她轻易拆毁了别人辛苦持守的无谓的界限。这是需要一点张爱玲所谓“双手推开生死路”的蛮横之气的。

庆昭、善生和仅仅呈现于善生讲述（记忆或幻觉）中的内河，彼此之间的区别乃是基本同质性的表征。安妮在诸般差异中耐心发掘三人殊途同归的隐秘轨迹，或许是想代言一代人的处境。在现代或后现代城市生活中波折重重，兴致耗尽，终于决定折返，自甘放逐于边缘，我想这肯定只是一代人中极小一部分，他们在荒凉、诡异、静美、似乎外在于历史的极地风物中得到人生的教训，最终降卑，顺服于神意的崇高和威严。

这，乃是“轻易获得成功”的安妮给喜欢作茧自缚因而几乎成为躲在各种文学范式里面的“套中人”和“邯郸学步者”——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往往如此——一个最大的刺激。

安妮似乎不太相信创作与评论的社会分工，她在把握故事和意义的同时也紧紧抓住自己的文字。“先锋文学”的“后设叙事”——叙事的叙事——只是对小说形式的自觉，而在安妮的作品有许多内容乃是对叙述者自我的剖析，是一种精神内容的自觉。安妮在许多地方是把自我碎裂为世界又从而加以冷静观察，对象与自我密不可分，这种高度的主观性和自传色彩本身，就要求预先对自己写下的文字作出批评。

以往她竭力回避完整的叙述（《清醒纪》最后一节写父母的“他她”或许是个例外），《莲花》的叙述则相对比较充分——但还是尽量简化了。她不想通过榨取故事纯粹形式或传奇意味上的可能性来产生意义，而喜欢在常常雷同的简单故事框架中，寻索那寄存于故事中，却不被剧中人所拥有，只能相信来自神秘大能者零星闪现的吉光片羽。

安妮文字的强悍与狂放，首先意味着敢于舍弃。安妮舍弃了多少陈词滥调？这只要把她和随便哪个叫得震天响的“严肃文学作者”稍加比较，就可以大致明白。

关于昭庆、善生与内河的“殊途同归”，最后一段结论性的文字值得注意：“一切消失不见。地球也最终消亡——也许只有一种存在天地之间超越天地之外的力量，才能够永久地让人信服。愿意相信它为轮回的生命之道。这也是人所能获得的慰藉和信念所在——想来庆昭一定重复地看过无数次这样的景象，但依旧每一次都被这样的美和尊严所折服。”这不是假装出来的谦卑。

内河是被世界遗忘的女子，曾经听命于个性和身体，命途多舛，经常遭善生责备和驱逐，纵然云游世界也无以排遣无根飘荡之苦。一路上善生向庆昭讲述自己和内河的往昔，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奇崛险阻，恰似叙述中依次展开的一代人短暂的青春。

在这方面，几乎看不出她有任何“当代文学传统”的继承，除非你说，人的基本诉说欲望和聪明的规避与挑选，也必有传统的前例可循。比如，当她断句最厉害的时候，容易使人想起古诗词的直接与俭省，但大概不能说，她乃是在唐诗宋词的意境中讨生活吧。

至于她的“思想”，就只能姑且说是无师自通了。人大概天生都是哲学家，只要他没学过哲学，或没有被滥调的文学所欺骗。

《莲花》却远避喧嚣。她对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刻画，对“殊胜而殊胜之地”的领悟，尤其在一个地方借庆昭之口对佛寺壁画的阐述，证明她早就熟悉了天地的那一角。

安妮的文笔曾经自由伸展于现代都市的每个角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将她理解为公司、公寓、商场、地铁、飞机、网络这些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空间的文字精灵，安妮也确实用她充满灵性的笔触将这些生活空间转换为如花似梦的美学形象。

中国文学从此才走到自觉的关口。

这样一路轻快的抒写，是采撷，也是舍弃。也许更多地舍弃了那不值得采撷的东西。写实派的巨细无遗的模拟，或先锋苦吟派绞尽脑汁的悬想，都丢弃了。她的文字更急迫，更紧张，更直接，也更有解放的活力与直指本心的诚意。但是，因为大胆的舍弃，外观上反而很轻松。

文字岂能抵达神性体验的万一？文字不必，也不配。但文字无法回避。神性感动忽然而至，文字只能不管不顾地迎上去。文字向着这一维度敞开，表面的狂放强悍，自然难以障碍心底的降卑微和顺服。

迄今为止，有意义的写作竞赛似乎只在“严肃文学”、“纯文学”的一些“大师”之间展开。其实，这种竞赛所依据的规则和所能瞄准的目标，都太有限了。

她不会为了迎合体制性的文学潮流而刻意“完善”自己，比如她那经常不讲道理的断句方式。一连串的句号表明的不只是随意，也是勇敢。倘没有生命体验的连续性作为实底，文字的畅达或故事的连续性就不可原谅。那只是多余和造作。宁可选择断裂与破损。把笔大胆地交给偶然，而将熟悉的所谓必然逻辑弃置一旁，用断裂和破损的形式，直接说出邂逅偶然的感触，这，几乎可以说是安妮屡试不爽的一点写作诀窍。

“他人”，多数只出现于她的视野而非经历中。她经常把视野的涵盖等同于实际交往。“他人”的世界往往沦为目光与镜头收集之物。用这办法持守内心，并从内心出发，将着色板上已经调制好的颜料任意投射到所“邂逅”的人与物，这也许不够“公平”。

安妮的故事总是很简单，赋予故事的含义却颇丰饶。她的作品一般都潜藏着自我解释的系统，随处可见高度概括、清醒自解和向更高更深处的探索。无需评论，除非评论是在其作品和世界之间建立双方都不太情愿的对话关系。她既有比传统的社会讽刺更扎心的愤激，也有超越人寰几欲遗世而独立的决绝，更有这一切之后的降卑顺服。她自己矛盾着，迄今为止读书界也矛盾地对待她。但她不想静等别人教训，不想把作品打扮成软弱无助的嫁娘任人评点。她自己评判，独自享受不发请贴的奢靡盛宴。

但文学从来不保证道德与认知的“公平”，虽然如果离开文学的偏激，我们想象中的“公平”将有更大的缺口。

寻找读者，就是作家们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对自己位置的认知往往和事实上拥有的读者不相称。自我期待是一个问题，读者更游移不定。对A陈述，你获得的听众可能是B。但作为最大公约数，读者还是具有相对稳定的客观性。

“直接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