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表哥的婚礼上，姨妈还说起等姨夫病好要做的事，比如搬去深圳和儿子一起住，比如退休可以拿退休金，但她好像也不确定。婚礼当日，她带着儿子和孙子回祖坟拜祭，他们在山上燃蜡点香磕头，求先人保护，让姨夫真能好起来。可是这都没能实现，过完年大表哥和儿子回深圳没几天，姨夫就去世了。
某个在身边出现几十年的人突然去世，嫌隙好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不只是一个人死去，而是我生命中某个部分死去了。当亲人朋友去世时，你也会慢慢死去一点点。那些你们所共同拥有的经历就变成过去，而人绝不可能回到过去。
人是需要葬礼的，这个嘈杂的仪式在缓慢地告诉亲人们，他去世了。死亡就是一去不返，再也不能相见。
我们到乡下时，一大家族人已经忙起来了。妈妈家中五兄妹，姨妈为大，下面有四个弟妹。全家人安排葬礼，请厨子道士、搭棚、摆灵堂。这时我姨妈正带着姨夫乘救护车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有亲人的好处。在乡下家族很重要，有难时，家人多便是安慰。我妈妈懊悔没能去长沙陪着姨妈，她认为姨妈从未出过远门，丈夫死在外面，肯定吓得六神无主。
姨夫得癌症，已是晚期。住院不足一月就去世，终年五十九岁，差一年退休。这对一位终身勤勤恳恳上班的人是最大的讽刺。姨夫年幼入伍，在空军部队，退伍后分至家附近的水电站，直到检查出癌症前一天都在上班。单位同事、领导来吊唁，亲人代姨妈问抚恤金和社保。原来单位并未给姨夫缴纳社保，拿不到多少钱。最后单位给了一笔安葬费，不过两万元。这就是姨夫工作一生为家人留下的钱。至于工资，实在太少了，每月两千元，也全部补贴给大表哥在深圳买房。
葬礼最后一天，二老都来了。姨夫的父亲看完就走开了，坐在屋里，没有眼泪，也没有说话。反倒是老年痴呆的母亲，站在棺材旁时，却突然从意识的洪荒中走了出来，哭喊着：“我的儿子。”亲戚让她坐下，而她明白一切后大哭起来。旁人担心她过于激动，让她离开灵堂，她说：“我还没有看清楚，我还要看。”
乡下葬礼上的哭声很独特，咿咿呀呀，念念有词，我的儿呀我的肉，我的哥哥我的亲人。不同的亲人来后总要哭一番。即便不熟，也可以礼貌性地哭几句。葬礼持续几日，亲人们喉咙沙哑。姨夫到家后，亲戚为他擦脸穿衣入殓。他的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正从深圳赶回来。他晚上到家，姨妈冲上去死死地搂住儿子，两人抱头痛哭。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姨夫。在我九岁那年，妈妈想再要个孩子。有天姨夫告诉大家，我并不喜欢妈妈再要孩子，担心她对我不好，但我并没有这么说过。那时我非常不解，为什么你要编造谎话。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嫌隙，不是所有大人都是和善的。大人总是低估孩子的敏感程度，当时我那么委屈，说不出任何反驳。
最后姨夫的大哥说：“一生一世就看最后一眼，谁狠得下心不让他们看？”
几日后他去世了。
检查出病后，姨夫本还在县城医院里治疗。他已枯瘦，变得木讷，还想再拖拖，不要花太多医疗费，直到听说同乡某人突然病死，才惊觉治疗的必要，要求转到大医院。才去几天就去世了。那天晚上娘俩痛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共同的亲人，也是在哭治病没把所有的钱花完。对于他们并不殷实的家底来说，姨夫走得甚至很及时。贫穷多么可怕，它让人变得小心谨慎，连哀伤都要控制在某个数额内。
我不知道他作何感想，大人们看起来总是可以面对一切，生老病死，而我还无法接受。
葬礼结束，我回北京。亲人们都将回到各自的生活里，直到下一次葬礼或婚礼再把我们聚集起来。那天还是爸爸送我。我们沉默地路过一片又一片的田野，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小镇。这次我没有睡着，看着无尽的山丘起伏，数不尽的树木，又想起重复的天气和零星的小雨。
于是她站在棺材旁，探身看着自己的儿子，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名字。
这次提早回家是为参加表哥的婚礼，却又赶上一场葬礼。去世的人是我姨夫，他才查出癌症不久，在长沙湘雅住院，正月十一去世。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妈妈打来电话说赶去长沙，姨夫不行了。我跳起来洗漱，妈妈又来电话说：已经死了，回乡下吧。
葬礼上，堂亲问大表哥，姨夫的父母仍在世，都快九十岁。爸爸身体不好，妈妈已老年痴呆，要不要让他们来看一看？大表哥担心他们受刺激。但堂亲说，这几日家人都出门来参加葬礼，只有二老在家，他们肯定知道了什么。尤其是姨夫的妈妈，她一直念叨，有个儿子过年没回家来看看，但又记不起是哪个儿子。
在这个葬礼上我最大的恐惧是如果我的父母去世怎么办？每想到他们，对死亡的愤恨便多了一些。父亲家有五兄弟，他最小。父亲的大哥与二哥相继去世，是在我奶奶去世后的几年里。爸爸花了不少钱为奶奶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在他两位哥哥去世时，他也陪在身边。他的母亲和哥哥的葬礼一场接一场，每场葬礼都意味着自己离死亡更近一步。
小表哥的婚礼上来了很多亲戚，我和姨夫偎在火炉旁，这时他已很虚弱，不说话也不吃饭。有位亲戚来时，他抬起眼皮看了看，撇嘴说：“找了几百个男人，没一个过年。”那位亲戚是女性，几十岁没结婚，男朋友换了又换，今天带了个新的来。在姨夫的眼里，这样的女人是不入流的，即便是现在，他也表示鄙夷。我听到这句话时，觉得姨夫又回来了，就个是那个尖酸刻薄搬弄是非的人。
在姨夫去世前，腊月里我小表哥结婚，他是舅舅的儿子。一大家人又聚在一起，回忆起我们小时候一起玩的事：那时我们常在一起，每年暑假都在外婆家住一段时间，在乡下玩得很疯。抓青蛙摔死在地拿去钓龙虾、在烈日下怪叫着乱跑、去很远的亲戚家摘西瓜。姨夫是严厉的中国式父亲，他对大表哥只是管教，没有亲热。有一次暑假即将结束，我想要大表哥的公仔，一只绒布长颈鹿。大表哥舍不得，而我又偏要，我们都哭起来。当时姨夫狠狠打大表哥耳光，我被吓住，但仍然拿走了那只长颈鹿。回家后，我把公仔扔在箱子里，没玩过。因为每次看到它就会感到不安。当时表哥也不过是个大我几岁，还是个孩子。大表哥在深圳买房结婚后，姨妈去带孩子。姨夫每天打电话来，但很少和儿子说话。两个人不肯讲和，而他把所有的工资给了儿子还房贷。
回家过年那天，爸爸来机场接我，路上我睡了会，睁眼时好像到了镇上，我问爸爸是不是到家了，他说还远着呢。我透过车窗看，原来所有的小镇如此类似：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联排二层小楼。白瓷砖，窗上嵌蓝色的玻璃窗，看起来廉价又灰暗。可是我还是喜欢我的小镇，它位于湘西北，这些年来变化不大。家周的几十户邻居都还在，我走在街上遇到还可以打声招呼。
它们如此类似，让我以为，这就是原来的地方。
说完那句话，他竟然坐在椅子上睡过去，头向上仰，嘴巴张开，皮肤白得接近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