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天，我们并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斗里，看着三个小行李卷。爸爸的嘱咐，又在我们耳边回响：“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从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要记住：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的叮咛一字一句地镌刻在我们心头。我们铭记着爸爸的嘱咐，离开家，走到人民之中。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活下去，为了将来把这一切告诉人民，我们肩负着爸爸、妈妈的希望和重托，也带着有朝一日能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渴望，一定要活下去，勇敢地闯出一条路……
接着，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开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从他们颤抖的双手，从他们深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互相鼓励，我们看到了无限深厚的情谊。在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传递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在近20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忙于工作，无暇叙说。但他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一往情深。有什么语言能表达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我们多少次看见他们一起去看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彼此间有一句怨言。而今，在这耻辱的“刑场”上，他们要诀别了，永远诀别了。有哪个儿女眼见父母在这样狂暴的蹂躏下握手告别，能不肝肠寸断呢？！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然而，暴力终于把他们分开了。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爸爸的头上。在这一片谩骂和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斗争会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8月7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呈，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1967年8月5日，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刀痕。
过了几天，爸爸托警卫员转告我们：“让孩子们与我和妈妈划清界限。”这句话使我们难受极了，也使我们想起年初爸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我欢迎你们严厉地批判，也允许你们跟我划清界限，但是一定要说真话。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没有欺骗你们。”那时我们也很激动。我们深信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好人，没有“造反”离家。现在虽然被迫活活拆散，天各一方，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爸爸懂得我们的心。是啊，爸爸是想用“划清界限”来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在人民中间顽强地活下去。
刘平平（1949～），又名王晴，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源（1951～），现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刘婷婷（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祖籍湖南宁乡 。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天下午小小和阿姨也被赶出中南海；晚上，妈妈被正式逮捕入狱。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一天。
妈妈仍被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稚嫩的脸颊；滚滚车轮，碾压着我们年轻的心……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见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容许，他们竟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突然，哇的一声号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号啕大哭，拼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那是1967年9月13日上午10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我们要求能在假日回家，回答说：“不行，你们给刘少奇、王光美通过风，报过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我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也被无理拒绝了。怎么办？我们就暗中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能再见到爸爸一面了。我们一会儿说要找衣服，一会儿要找书，慢慢悠悠，来回磨蹭，尽量拖延时间。他们可能发觉了我们的用意，就把东西扔进卡车，硬是不准我们见最后一面。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我们的家。这里，我们曾度过幸福的童年；这里，也给我们留下了悲惨的记忆。我们并不留恋这里，我们只是不忍就这样撇下爸爸、妈妈。不能哭、不能喊，我们默默祝愿：“保重呀，爸爸！保重呀，妈妈！我们走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你们……”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我们走了，爸爸，我们离开您了！在我们面前是飓风骤雨，危浪险涛，颠沛流离。十几年来，我们走过批斗和辱骂的夹道，我们在监狱中埋葬过自己最可宝贵的青春时光。闪亮的镣铐卡在我们的骨头上，无法叫我们屈服，却留下永久的疤痕；日夜的围攻使我们愤然剪开手指，让鲜血去流淌，点点滴滴，汇成不屈的血书。
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遥相呼应。“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等，亲临现场指挥，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
那天，我们这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