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漱渝

林语堂的书斋，叫“有不为斋”。书斋中铺着红色的地毯，摆着黑色的沙发。两边都是落地书架，陈列着他的近六十种著作和四千多种藏书。书斋角落里安置着一张写字台，桌面上放着笔、稿纸、放大镜、书籍和茶壶、茶杯。

走进林语堂的卧室，只见桌上摆着他生前使用的烟斗、眼镜、旧式电话，墙上悬挂着梦痕依稀般的旧照片：父亲林志成先生——一位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后来当了基督教的牧师；亲情似海的家庭——他跟父亲和四兄一弟两个姐姐的合影；福建漳州府平和县板仔墟的故居——这里秀丽的山光水色，促使他形成了一种“山地人生观”。林语堂说，故乡、父亲和家庭，给他的印象极深，对他童年影响最大。1967年12月11日，林语堂接见《台湾日报》记者许由时动情地说：“大约有半个世纪了，我一直没有回到故乡，但家乡一草一木，低首缅想，历历如在目前。有时在梦中神游故里，依然看见门前那清澈的溪流，映出自己儿时的形影。我的故乡是天下最好的地方，那里高山峻岭，毓秀钟灵，使人胸境宽阔。我总感觉到：走遍天下，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比我家乡的崎岖山道过瘾，也没有一栋高楼比家乡的高山巍峨。纽约摩天楼再高，但与我家对门的丛山一比，何异小巫见大巫，这是‘尺寸’不同呀！”

谈起烟斗，林语堂有一整套理论。他认为抽烟斗的人大多是快乐的，和蔼的，恳切的，坦白的，善于谈吐的。一斗在口，像抽烟，又不像抽烟；像有所思，又像无所思，神态最为飘逸潇酒。因此，他把烟斗视为生活的伴侣，沉思的工具，只要醒着，嘴里一定叼着烟斗。直至去世前二十个月，他才遵医嘱跟烟斗恋恋不舍地分手。据说有一次，他竟怂勇一位晚辈的太太劝丈夫抽烟斗，理由是：“如果丈夫跟你争吵，你就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不料这位太太摹仿“幽默大师”的语调反诘道：“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幽默大师”顿时语塞，只好用打哈哈来自我解嘲。

林语堂是1936年8月移居美国，1966年6月自美返台湾定居的。他说：“许多人劝我入美国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宁愿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一幢房子。”他踏上台湾的土地，最感到惬意的一点，就是能够听到闽南话，如置身于景色秀丽的漳州老家。金圣叹批阅《西厢》，说人生有三十三件乐事时写道：“久客还乡之人，舍舟登陆，行渐近，渐闻乡土音，算为人生快事之一。”林语堂对此感到强烈共鸣。

在林语堂故居的陈列室中，还特地展出了一台“上下形检字法”的中文打字机。这台打字机高九英寸，宽十四英寸，深十八英寸，备七千字。七千字以上的罕用字可拼印左右旁而成，拼印字总数多达九万。如将“上下形检字法”运用到电脑上去，一分钟可输入五十个字，为现阶段中文电脑输入最快的一种，而且使用方便，人人都能掌握。林语堂从1931年开始构思设计这台打字机，先后花费了几十年心血；因为机器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特别设计，用人工打铸而成，所以耗资巨大，幸得友人借款，林语堂才免于倾家荡产。语言学家赵元任认为，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可运用于电讯收发报机、翻译机、传真机、电传打字电报机，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林语堂说他是“献身文学，心近科学”的人，从这顶发明中可以得到印证。

林语堂一生，的确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居留异国的三十年中，林语堂一直用英文写作，共出版了英文论著近三十种，其中《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至少已出了四十五版，还有英、德、法、意、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版本，畅销三四十年而不衰，在欧美被称为老少咸宜的“枕上书”。他的小说《红牡丹》被意大利、联邦德国、芬兰这几国的“每月一书读者俱乐部”选为它们的读物。由于林语堂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国悠久的文化，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同年又被列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台湾定居后，林语堂开始了他的“中文著作年代”，先后出版了《无所不谈》一集、二集、合集和《平心论高鹗》，重编了《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还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聘请，编纂了一部《当代汉英词典》。这是一部用英文来解释中文字义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不仅采用了林语堂自己改进的罗马注音改良检字法，并且搜罗了很多反映现代观念的现代词汇。这部书于1968年开始编撰，1972年出版，正文1450页，说明300多页，为当今世界研习中文的外国人不可或缺。林语堂也因此当之无愧地与严复、林纾、辜鸿铭一起，被并称为福建四大翻译家。

4月1日上午，在阴霾的山色和萧瑟的雨声中举行了林语堂安葬式。一黄土，一束素菊，覆上了枣红的棺木。一代文化名人林语堂，就长眠在他故国故居的土壤之中。他是以一种不忧不惧的恬淡心情离开人世的。他说“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但是，也不可免地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他既未看到他的中文著作的“全集本”，也未看到他的英文著作全被译为中文；书肆中触目可见的，反倒是他著作的伪印本、盗印本、赝本；此外，他跟他那“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的夫人也从此人天永隔，“若欲启唇笑，除非相见时。”

他“不为”的事是做官。他觉得，有的文人可以做官，有的文人不可以做。他吃不消官场的生活：一怕无休止地开会、应酬、批阅公文，二不能忍受政治圈里小政客的那副尊容。有一次，蒋介石要给他一个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两人谈了好久。出来时，林语堂笑眯眯的。友人说：“恭喜你了，你在哪部门高就。”他笑眯眯地回答：“我辞掉了。我还是个自由人。”他还说：“追求权势使人沦为禽兽。权势欲是人类最卑下的欲求，因为这种欲望伤人最深。”

我离开林语堂故居时，已近傍晚。这时暮色正冉冉上升，烟岚腾空飘起。我的思绪也不绝如缕。我想，名人的故居是超越时代的，它不会随历史老去。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与已故的主人进行心灵的对话；我离开之后，这块土地上还会印上绵绵不断的新的足迹。

著名散文家、林语堂先生的老友徐说过：“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上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林语堂本人撰写的《八十自叙》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叫《一捆矛盾》，矛盾之多，多达一捆，可见其复杂。本文无意于全面评价林语堂一生的是非功过，更不可能在几千字的篇幅里理清他那多达一捆的矛盾。我只想忠实记叙1989年9月3日下午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的情况，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报道给没有机会亲临此地的朋友们。

林语堂初到台北时，在阳明山永福里租了一幢白色的花园住宅，月租一万元。此屋位居山腰，难免潮湿。台湾当局为礼遇林语堂，特让他在白屋斜对面自行设计一幢新宅以为安居之所，即今阳明山仰德大道二段141号。林语堂设计时撷取了东方情调与西方韵味——乍看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细看之下却发现，二楼顶着那一弯长廊的竟是四根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这个庭园方圆达千余平米、楼房共计三百三十多平米的雅致建筑于1972年落成。林语堂用得意之笔描写道：“空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林语堂去世后，他的家属主动迁离此处，由台北市政府改建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于1985年5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改建时打通了一部分不需使用的房间，以陈列林语堂遗留的文物图书，其他地方基本上保存了原貌。这里的一桌一几，一草一木，都在表明原主人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学，无言地诉说着他的笔耕生涯。

他“有所为”的事是写作。他经常说：“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写作。”“写作的时候，也是我最快活的时候。”他经常清晨五点开始工作，有时连续写作十多个小时。他感到，忙忙碌碌的时候，生活反而较好。他不相信什么灵感，写作时讲求“静”、“专”与“兴趣”。他的书桌整洁有序，一尘不染，却经常摆上一碟花生米，几块糖，几片牛肉干。当然他也善于休息，主要方式是散步，游泳，游山逛水。他说：“能闲人之所忙，然后能忙人之所闲。”

林语堂一生嗜书如命。书斋的藏书他可以说每本都翻过，读过——不好的就撂下，凡好书必重读。他认为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就愈能读出书中的味道来。书斋的藏书都有林语堂烟斗喷发出来的尼古丁味道，他本人知道哪一本哪一面的味道最浓。林语堂说，尝过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古人读书有所谓刺股法，追月法，丫头监读法，其实都很笨。而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未觉兴味所致。其实一个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车上、厕所、图书馆、理发店皆可读，而且必能如此，方可读成书。读书成名的人，是只有乐，没有苦的。对于台湾当前升学至上的读书风气，林语堂极不以为然，非常同情那些终日被教科书压得如牛负重的学生。

故居后院的林氏墓园，绿树蓊郁，芳草萋萋。这里原是他生前散步的地方，如今成为了他的安息之所。林语堂晚年常奔走于香港台北两地，在港滞留的时间长于在台的时间，林语堂无子嗣，只有三女。长女如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著有《唐诗选译》、《故宫选介》，1976年去世，二女太乙在香港任《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三女相如任香港大学生物化学教授，与其母廖翠凤合著有《中国食谱》、《中国烹饪的秘密》。林语堂有一个外孙女、一个外孙，他一律以“孙儿”相称；他晚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含饴弄孙，这也就是他常住香港的原因。林语堂说：“我和孙儿没有玩什么游戏，也不玩什么玩具。我喜欢和他们一块倒在床上，又说又笑，有时一高兴就来个两脚朝天。”1976年3月22日，旅居香港的林语堂因头晕、呕吐，住进圣玛丽医院，26日突然转为肺炎，连续发生九次心脏停搏，于当晚10时10分病逝。3月29日，林语堂的灵柩由夫人、女儿、女婿护送抵达台北。当天下午，林语堂生前友好五百余人在台北新生南路怀恩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周联华牧师说，林语堂曾用季节形容他写作的三个阶段——“春天是那么好，可惜太年轻了；夏天是那么好，只是太骄傲了；只有秋天的确好，它是多彩多姿的。”周牧师认为林语堂的晚年是他人生的秋天，这一时期完成的很多睿智之作也是多姿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