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最硬的骨头里总是藏着一颗最柔软的心。
沈从文去世后，张充和在他的墓碑背后撰书道：“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说起硬骨头这回事，过去的中国人里绝不匮乏，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里，这样的例子唾手可取。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样的铁骨铮铮带着凛冽的寒光和猎猎的风声，堪称历史丰碑上最坚硬的花岗石。
与此同时，另一位作家沈从文，文革时被勒令去打扫天安门城楼的女厕所，那些气势汹汹迫害他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羞辱一个大文豪，就能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但沈从文默不作声地接受了任务，每天神情淡然地去清扫，而且将诸厕清理得干干净净。“他像摩挲每一件青铜器一样摩挲着每座马桶。”他被下放到咸宁农村时，遭遇的种种不堪自不待言，但他写信给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时对此却全无提及，他只道“这里的荷花真好，你若来……”
半世为人，他真正痴迷的是小说，那本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
《边城》，为所有的中国人构筑了一方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最纯净的人性桃花源，但这片桃花源最终却没有护佑得了他。50年代初，神州大地似乎到处都充满了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景象，但中国的政治空气里已经隐隐出现了异样的味道，沈从文的儿子不理解父亲，他认为父亲的小说过时了，为什么不能学学农民作家赵树理？连妻子也希望他能按照时代和党的要求去创作，去写那些政治正确、前途大好至少不会惹来麻烦和祸端的作品。其实从1949年后，他就基本“背弃”了自己热爱了大半辈子的小说，转而去从事与他一生所好大异其趣的古代服饰研究。他如此选择与其说是为明哲保身，还自己一个宁静的世界，不如说，更深的动机，也许仅仅是他不肯、更不屑去做那些与他的清白良心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他宁愿去故纸堆中寻幽揽胜。有时，与某些丑陋和狰狞的人类相比，与那些穷凶极恶的跳梁小丑和魑魅魍魉相比，他一定是觉得凝聚着东方独特审美和智慧的古典服饰倒是有趣和有爱得多。然而沈从文虽筚路蓝缕，废寝忘食，于1964年即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初稿，但在其后开始的文革中却经历了无数的劫难，原先为编写服装史而准备的40本资料及一大批有关的私人图书，全部被抄走，几大架的书被付之一炬。他的家被抄了8次，人也数次挨打，屡遭批斗。十年浩劫，虽经受了九死一生的折磨，但沈从文仍秉持初心，矻矻不倦，面对多年心血写成的文稿的被毁，这位年近70，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在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笔记的情况下，硬是将满脑子里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忆下来，焚膏继晷，朝乾夕惕，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服装史上的煌煌巨著。其后到处奔走，多方协调，历经了15年中国政治上的波诡云谲和个人命运上的惊涛骇浪，这位老人最终使这部被誉为“中国服装的第一部通史”的扛鼎之作在磨难重重后得以出版。
沈从文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三姐，我对不起你。”那一刻，他想到的也许是，一生辗转，命运多舛，因他的固执和倔强，迂腐与不合时宜，连累她与他共同承受无数的苦难。而今，在这个偌大而荒凉的人世间，他要就此扔下她，害她茕茕孑立，孤独终老，他是多么舍不得她，又如何能放心得下呢？
文革期间，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自投太平湖；更有一代巨星上官云珠不堪侮辱跳楼自杀。众所周知，在这份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上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他们无疑都是骨头硬的人，残酷的批斗，卑劣的诬陷，人格的凌辱，无所不用其极的整人手段，最终使他们以蹈死不顾的姿态做出了永不屈服的抗争和控诉。
沈从文下放前，张允和去看他，他在收拾东西，家里遍地狼藉，场景惨淡。张允和要告别时，沈从文忽然从鼓囊曩的口袋里拿出一封业已揉皱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这个他口中的三姐，就是小他八岁的妻子张兆和。他把信仿佛炫耀一般举起来，像一个孩子将他的宝贝骄之世人，眼神也瞬间变得异常羞涩和温柔。张允和好奇地问，“能给我看看三妹的信吗？”沈从文将信放下来，迟疑半晌，接着在胸口温了一下，赶忙又将它揣进了口袋，紧紧护住，生怕别人抢了去似的。张允和不知如何安慰他，沈从文复喃喃道，“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未说完，他竟然像一个孩子般地抽泣起来。
你看他温润如玉，却有着最硬的骨头。纵使命运给他一方烂泥塘，他仍将自己开成了一朵香远益清、风骨卓然的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