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开五人小局，大家都很熟了。纹身男不在，眼镜男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一些关于他的故事，于是那天我知道了纹身男以前是做金矿的，村里大家分地，他们家不务正业，给他们家分了个秃山，最后挖出个金矿，发了横财。后来来城市做生意，爱上了赌博，结婚的钱都给输没了。老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求婚那天他就当着岳父岳母面把小拇指给断了，发誓再也不赌钱了。在场的人谁也没问第二根手指是怎么断的，毕竟当我们见到他的那一刻起，他之前断掉多少指头也都没有意义了。
他说是场子里的，你认识。
过了一个多小时吧，我收到了她的短信，说那天筹码不是她拿的。
今天要讲的故事男主角是个长相介于火枫和尹相杰之间的中年男人，我叫他大胡子老头，四五十岁的样子，简称老胡吧。老胡还有个长得很像他的儿子，也常来我们场子，就简称老胡儿子吧。
那一刻我不知道怎么的，想起了场子里另一个中年男人。他左手只有三根手指，花臂纹身，大粗金链子，我们就叫他纹身男吧。这个人是他一起的一个朋友带来的，斯斯文文，就暂时叫他眼镜男。纹身男每个月只来一次，估计是他钱到账的那天。但此人手气极背，又沉不住气，是谓赌场两大忌，所以每次来输个精光就骂骂咧咧地回家。可人生好玩就好玩在这里，都说一物降一物，纹身男就特别怕他老婆，撞到两次他老婆打电话催他回家，那膀粗腰圆的大老爷们柔声细气得哟，像小心肝尖尖在颤的那种，“宝宝我再玩一会会啊，你乖乖先睡觉觉好不咯”。每次我都忍不住窃窃地笑，他就瞪我，凶狠得像眼珠子要蹦出来。
谁都知道这句话是假的，但就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接茬的时候，老胡一巴掌甩到玛丽脸上。老胡跟老板说剩下的这千把钱我们不要了，不好意思。然后拉着玛丽就走了。
那天晚上的牌局玛丽姐也来了，我们大家似乎一整晚看她的表情都不太自然。中途她起身去阳台透气的时候看到了小七，然后很兴奋地把小七牵进屋到我身边问我多少钱买的，我愣了一下说几百块吧。然后她惊喜地跑到老胡身边，用甜得发腻的声音说，老公我也想养一只金毛啦，才三百块呢，好不好嘛。老胡忙着打牌，眼皮也不抬地应付着行行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边玩去的意思了，她却亲了老胡一口说就知道你最好了，然后乐颠颠地把小七牵回阳台。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果然这样的女人才能傍到有钱人啊。
想起来说这个故事，是因为上个月我看到老胡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和玛丽抱着儿子的全家福，配图文字写着，“赌了这么多年，唯一赢到的一次就是他们。”
我问他那谁是谁。
武汉本来也就是个不大的城市，过年放假回去的时候，在新世界碰见了玛丽在挑鞋子。我正准备跟她打个招呼，却看见旁边的男人好熟悉。我绕过去瞄了瞄，果然是老胡。
“明天。”
可是是谁呢，那一晚鱼龙混杂来了很多不认识的人。于是我们只好把现有的一百元筹码最中间的那个圈拿记号笔涂成了黑色，其实挺明显的，但来赌博的人谁会在意这个。
我抬头看向老板，他也正在看着我。其实我并不知道池子里钱少没少，但那一刻显然我们都知道了另外一件事。
运气是上帝每天都给每个人的五块钱，有人拿去买能翻两三倍的刮刮乐，也有人垂涎奖池的五百万。街上总张灯结彩着谁又中了几十块，好不风光。可更多人的美梦是一辈子猜不对的福利彩票，懊恼却又不甘罢休。
而我脑子却不停回放着玛丽被扇了一巴掌之后的表情，好像在很多香港警匪片里都见过。
老胡儿子是学法律的，跟我一般大，有时候来早了就捧着一本国际刑法的书在牌桌上看。我们老板是个没什么幽默感又喜欢逗乐的人，每次碰到老胡儿子在看书，老板总是忧心忡忡地问我，他输多了钱会不会告我们啊。有天我实在不耐烦了，我说老板，他要举报你还需要看这玩意儿吗，少儿识数前两页学会就够用了。场子里人听见都笑了，老板一看被抢了风头心急如焚又想不到更机智的回答，于是酝酿了半天憋出一句，我看你今天小费只有第一页就够用了。
那天牌局结束之后，老板特意最后才跟老胡兑换筹码，他输得只剩几百块了，老板挑出那个没有被涂黑的筹码扔在老胡面前，说你这个筹码和我们的不一样，不是我们的。老胡随口说那筹码交来换去的也不知道是谁放进来的啊。老板的女朋友是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开口就直说我都看见一开始是从你那里扔出来的这个筹码了，然后指着墙角一个亮着红点的半圆说，一查监控记录就出来了。其实那就是个烟雾探测器，可老胡却有点慌了阵脚，扭头问玛丽说，是你带来的？玛丽先是一愣，谁都看得清两人牵强的表情。玛丽姐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估计是我之前在别的场子玩留下没换的，刚才翻包的时候以为是你们的就直接拿出来了。
之前看《赌王之王》的时候，其中有个地痞运气爆好，几乎赢光了小赌场里所有的钱，然后得瑟地拿钱就要走。马特达蒙问老板说如果都这样的话，赌场不就垮了吗。老板叼着烟，说了一句所有赌徒都会心一笑的话。他说，我们不会输的，只要他们Keep coming back。
玛丽接起我的电话时有些诧异，我当然没有提离婚的事，只是问她还想不想要小七，她说她现在住的地方很小，不方便养狗。然后我们客套了两句就挂了。
赌局老板看了我一眼笑了，说小姑娘胆子挺大的啊。我准备走的时候，刚刚坐在一边没说话的老板女朋友，过来说这场子刚开，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做荷官，收入按小费计，管饭，包住宿。我有些蒙圈，便随口问一个小时多少钱。她顿了顿，说一个月五位数没问题。
大概过去了半年吧，准备离开武汉去北京上班的时候，我又想起了玛丽。想起她喜欢小七，打算把它托给她。于是打给老胡儿子问玛丽的电话，他说他们已经离婚了。意料之中的，但我还是要了玛丽姐的电话。
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它和武汉人的占便宜、要面子、不认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拧成一股叫做豁出去的精神。这是一个赌局上的故事，这里有人赢了钱，有人输了一生。
我当然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这一通下来，我心里像是一口倒了十包跳跳糖那么噼里啪啦的。正在喝水的老板听到结婚两年，儿子三岁了那会儿就呛着了，之后就一直在咳嗽，分不清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在场的都面面相觑了，眼神里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了表情能达到的字数。老胡儿子似乎很满意他讲出这番话带来的效果，又若无其事地看起了他的国际刑法。
关于玛丽傍大款这个想法崩塌吧，是在有一天晚上。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轧账，查抽水发现账目比往常少了两千多的样子。我们三个坐着一晚上分析，最后发现筹码里有二十多个比较新的一百元。从而发现是有人从淘宝买了一样的筹码偷偷带进来，临走时兑换成了现金。
下班了就住在三居室的沙发上。我还养了一条金毛，叫小七，每天下班我就牵着它下楼遛弯到小区门口的银行，把当天的收入都存起来。我和我的狗每天都过得很舒服，白天看看书，回学校上两趟专业课，其余的时间我俩都在睡觉。
——“玛丽是室友介绍给我的女朋友”“比我大一岁”“黑龙江大学的”“高考五百五十多分”“没看上我，黄了”“我介绍给我爸的”“结婚两年了”“儿子都三岁了啊”“扔在玛丽的东北老家在养”“一开始都没想领证”“还是我劝他俩去办的”，还说“毕竟对我弟弟也有个交代”。
他们的爱情也是这样，两副不好的手牌，或是两副太好的牌，都会让其中一个人输得一干二净。可偏偏就有这样的女孩啊，完全不看自己的手牌，一次次把筹码推到池子里输给对方，再讨好地让他打赏一点点，不到两局又一股脑推进池子里。
老板冲着背影小声地嘀咕，就剩三百多了，还千把块呢。
老胡总带着一个女人在一起，大家都叫她玛丽姐，看着比我大不了一点，气场很强，也漂亮。从老胡在桌上的絮叨里，知道他们在澳门住了一年半刚回来。老胡每天在赌场玩牌，玛丽轮班发牌，下班之后两个人就去隔壁场子一起玩。
此时此刻，我只想每天能吃碗热干面，油条脆一点，有富余能再来碗冰的绿豆汤。
赌性这东西，生长在骨子里，所以你减掉脂肪，剜掉肉，它依旧在那里。那些在感情里不安分的人，便是爱情里的赌徒，永远不满足，不断拿已经拥有的去换更多。
妈蛋，他俩又和好了。
那时候我在帮一些公司做广告设计，当然也是廉价而自豪的那一种。我的上级是设计公司的一个小经理，经理的签名总是不断变化这各种数字组合，像某个特务机关。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了经理，这是什么啊。经理说这是打开梦想之门的密码，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买的双色球。
我心里怪难受的，于是晚上约了赌场老板吃饭。啤酒，烤串，路边摊。老板场子已经关了，“你走之后，武汉就开始严打了。现在回了老本行，做二房东。”“那你还真是坚持在法律边缘作斗争啊。”我笑着打趣他。
玛丽很专业，有时候池底有边池的时候，三四家一起，我就常算不清钱数，她扫一眼筹码就能告诉我谁该分多少。他们一家三口时常会在牌桌上碰见，玛丽看起来很怕老胡，常常几十块的跟注也要看老胡的脸色，老胡儿子也直呼其名叫玛丽。一开始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认定玛丽是小三，所以聊天什么的都很避讳。
老胡是个小图书出版公司的老板，属于盲目自信型的保守玩家，不管赢多赢少都会固定给个小盲的钱数当小费。老胡喜欢说教，每次赢一把牌，都要讲上五分钟他分析对手牌的心路历程。德州扑克的玩家是鲜会亮底牌的，因为怕对手看透玩法，除非是为了塑造形象。可是老胡的对手常常会受不了他的解说，气得从牌堆里翻出自己的手牌，摔到桌上证明他是瞎扯。这时候老胡就会面不改色地接着说，对啊，这就是我正准备讲的第二种情况了。所以后来大家就常常抬杠让老胡先讲第二种，老胡就说麦当劳第二杯还半价呢，你能只买第二杯吗。
后来有一次和老胡儿子聊天的时候问起来，他很自然地说，“玛丽和我爸结婚了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听他接着说。
武汉是一个骨子里带着赌性的城市，跟大多数沿海城市一样，每当夜晚降临，从电话里一嗓子“三差一喂你来不来”开始，哗啦啦，哗啦啦，在夜晚涨潮，又在清晨销声匿迹。
一局结束之后我发现池子里竟然有了两个没有涂黑的一百，我赶紧给老板使了一个眼色。结果我的眼色似乎使得有点太大了，大家都停下手上的动作，看向池子里的筹码。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梅勒的《失落的神谕》里面的故事，有个阿拉伯的老法官抓小偷，把失窃的店的门板放到街上抽五十大板，说是门没有尽到职责放走了小偷。集市上围了一大群人，都想亲眼看看怎么执行这奇怪的判决。抽完之后法官靠近门板问它谁是小偷，然后法官站起来宣布，“这扇门说，头巾上沾着蜘蛛网的就是盗窃犯。”人群中有个男人立刻去摸自己的头巾，搜查这个人的家之后，店主立刻找到了失物。
这就是女人，说来可笑呢，爱一个人时，吸进去那么多勇气，最后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我问他，那你赢过吗？他说这买的是一种信念，中个几百几千的根本不足挂齿。我的QQ延迟，点了重发，结果把上一句又发了一次，却收到了几个有点窘迫的字——还没有啦。
故事起始在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全寝室的人都在疯了一样找兼职。两个姑娘结伴去了超市卖红酒，还有一个在学校食堂当帮工。实习大学生真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工种了，一个小时付给她们六七块钱，外加上很多很多“老娘终于能挣钱了”的自豪感。其实越大的公司，底层越便宜，但大学生们还是拼命地往五百强里挤，工作那个卖力啊，就好像肯德基里有自己的股份一样。
第二天继续打开门营业，人到得很齐。那晚老胡的运气很不好，两次炸牌都被对家跟了上来，输了有小一万，向来爱絮絮叨叨的老胡那晚最后竟然被打得偃旗息鼓，他媳妇倒是赢了不少，但也入不敷出。牌桌上有规矩，筹码不能相互给，于是后来玛丽干脆不玩了，把钱都给了老胡，搬了个高脚凳坐到了他身边。
这件事之后老胡再也没有来过，我们也没人再提起过这件事。
你看，赌博就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连输牌的心态也和分手差不多。你以为我要从德州扑克里跟你总结出个什么爱情道理是吗，那是你还没有看明白。因为爱情这东西就跟赌博一样，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于是我点了点筹码，随手拿起一个一百的筹码，说钱好像不对，差一百。老胡连忙丢了一个一百的筹码进到池子说，噢，我旁边掉了一个没看见。
我问他知不知道老胡和玛丽和好的事，他说老胡去了澳门日夜赌，输干净了还落了一身病，回武汉找玛丽，玛丽这缺心眼的还答应了。两个补办了婚礼，好几个牌友都去了。“谁也别同情谁，还是咱古人说得好，贱人都是成对儿的。”他有些醉醺醺地说。
聊天中知道他和女朋友分手了，他说她和那谁上了床，后来又回来和好过一阵，可是看着心里就疼，想拿拳头砸墙，想把头发一根一根拔下来。他说，“我多想好好打下去啊，可手里这把牌太烂了，真觉得还不如扔了手上这把牌，不玩了，没准还能再抓一把。”
女人替男人出来担事的时候，眼神里那个骄傲劲儿，根本不是在认错，是一种飞蛾在火堆里烧得噼里啪啦的快感。还有反被爱人推脱和指责之后那份无奈，像被剧烈疼痛燃烧过后的灰烬，却被人轻巧地吹一口气，就散在风里。
就这样我愉快地当上了荷官。这是个很简单的工作，发牌，点筹码，清桌。我每天下午五点上班，凌晨两点左右收场。中途会和老板换班，给客人们煮点饺子当夜宵，下点热汤面什么的。一桌最多十个人玩，大概每晚小费维持在一千左右。
我小时候的数学都是在牌桌上学会的，两个二万就是四，四筒加三条等于七。二的次方更是烂熟于心，两个四个八个，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金顶！给钱给钱！
一次校园活动的宣传加急晚上要海报，接到经理电话要我把打印好的招贴送到他在的地方。于是我照着经理说的地址，找到了这个大三居的地下赌局室。清清爽爽的大客厅，饮料和零食都是免费供应的。
我回复了她，说我知道。
不拿已有的去换未知，真的，就这样挺好。
反正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德扑的圈子很小，后来也断断续续地听了一些他们的消息，老胡没有要孩子，玛丽也没有。老胡只身又去了澳门，赢了一大笔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和老板不约而同地嗤笑了一声。赌界就是这么个规矩，就算你有几个亿也好，没两个钱也罢，你买筹码进来就只能是二十五十的盲注。这里的世界很公平，桌上的钱你可以输完了再买，但你如果输掉别的，想买回来就没那么便宜了。
还没有，这语气就像是在等着一班一定会来的公交车。我常觉得赌博和爱情很像，来过很多班，带走过很多人，可你还在那里。这一班车方向是对的，可人有些挤。这一班终于有了空位，却没有开空调。赌徒们从不会就此罢休，因为更好的人还没有来，更大的奖池还没有来。
我抱着手机，一瞬间五味杂陈。
颜茹玉，90后写作者。微博ID：@silver是水果味儿的
“啥时候来上班？”
这里的赌局不算大，输赢也就是几千，客人也基本固定在那二三十个人里。大家都说德州扑克玩的不是自己手上的那两张牌，而是对方的底牌和自己的表情，玩的是人和命运。
经理在桌上打牌，说让我把东西放在沙发上就成。赌局老板走过来跟我说，你们老大今天手气不好，打红眼了，要不你帮他摸一把吧。赌局老板看着很年轻，不到三十的样子。大家起哄着经理也就顺势答应让我看了底牌，J和10的同花，他说你扔多少就多少吧。我看了看面前筹码，大概一千多点吧，于是仗着点QQ游戏的经验，哗就给他全推了。同桌的玩家都弃了牌，于是经理收了一桌的底子，八十五块，那是我赢的第一笔钱。
他说钱输出去就输出去了，输给谁都一样。
我问是和咱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