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皓峰

至于为什么到摄制组卖，她：“听说拍电影的人对什么都没感觉，估计比较容易做生意。”我将制片说的那个丑闻对她讲了一遍，估计她仍会被逗得向空中蹦去，为了防止溅上一身泥水，我迈出一步和她拉开距离。

打这个劫时，我已有了算计，在持续很长时间的反复提子的过程中，我的脑海向另一处流去。

我不知道他失去头颅后处于何种生命状态，捕捉野兽般蹑手蹑脚地向他靠近，生怕将他惊走。在走动中，一阵风将火柴吹灭，我脑中的光重又复现：他用一把草籽创造了奇迹，煽动起人们狂热的情绪，民众总是需要连续不断的奇迹。为了维持民众的热情我的父亲决定将自己终止，当一个人死了他就是永远不可能被战胜的了，也许父亲当年就是怀着伟大的使命感，产生了坚定的死亡意志。他靠着一股坚强的意志死去，所以死亡的只是头颅，而身体仍然活着。

因为拍现在，我又感受到了易羽，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她上次卖的，我本人只买了她一套衣服，是冬装，现在四十一度的气温里我也穿上，就像抱着她时的热度。因为是拍“现在”，我们都纯真得像是刚毕业的学生，连制片也大方起来，每天买一罐蜂蜜给那群马蜂，把它们娇惯得产生了错觉，把自己当成了波斯猫，每晚都要睡在我们脚边。摄影棚里的蚊子也过来找我们了，但在马蜂面前产生了自卑感，只好主动降格，当自己是哈巴狗了，而且也不咬我们了。真是好日子，直到有一天。

阿帝叔在我进围棋队的第一天，就说围棋是智慧的结晶、是文化的象征，但我怀疑他是凶手。因为他的字十分难看，从他的字上看他没什么文化——我总能从细小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他的字体让他的一切行为变得可疑。更让我怀疑的是他竭力想让我成为他的女婿，很久以前就将女儿的照片压在我家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就在我的照片旁边，还兴致勃勃地说什么“郎才女貌”。压在玻璃板底下的是我俩的满月照，他女儿五官臃肿，更谈不上什么身材，而我抓着个铃铛，一副胸无大志的模样，这样的一对儿很难有什么幸福可言。他的女儿和我同龄，只相差几天，这紧紧相连的日子，估计被父亲和阿帝叔当作他俩友谊的象征。她越长越漂亮，将这样的女儿给我，明显地是想对我作些补偿，所以他一定作过对不起我的事，但他一直对我很好，所以只能是他害死了我的父亲。

为了阻挡我向门口的冲击，她将家改成了保险柜，装上警铃和密码锁，甚至拿着拖把和我撕打。最后她总结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一走近门口，她便展示当年的训练成果，将一条腿高高地掰到耳边。每当她竖起她的长腿，我就想起了我暗淡的少年时光，立刻情绪低落，老实无比。

那天早晨，未睁眼前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刺入胸中，我闭着眼向空洞洞的房里喊道：“易羽，你走了吧？”三五秒后，一个混沌的声音回答：“她开门走了，是她把我俩放进来的，回去拍电影吧。”睁开眼，发现杜子语和智历芳充满同情地望着我，杜子语手上滴的血已将地板染红了一片，我丧心病狂地卧在地上，嗅了一会，抬头道：“真有意思，你滴滴嗒嗒的样子倒像唐朝的宫殿。”

我的母亲思维简单，对我的不近女色深感不安，而我总是劝她：“不忙。”这么多年来，我总得掩藏我那过多的智力，勉强维持着母子关系，接受着她没完没了的教诲。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被一双眼睛窥视，应该是我仇人的眼睛，为了这双眼睛，必须把自己表现得毫无心机，我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演出，参加了大量户外运动，在一个篮球架下消磨所有时间，并且在下棋时故意输掉，直到围棋队考虑要把我调到篮球队时，我才稍稍认真。

一天我竟然睡着了，醒来后见她流着幸福的泪水。

但捏碎一个鸡蛋并非易事，经过了美工的改造、灯光师的熏烤、服装师的病菌感染、演员们腐蚀性化妆品的涂抹以及白蚁的雕空技术，终于可以保证一捏就碎的效果。制片还告诉我，易羽来自杭州，并且从报纸上剪下一张她丈夫的照片给我。当我拿着鸡蛋去杭州时，全摄制组的人都来送行，我小声嘱咐美工：“你要看住制片，别让他报案。”

这个念头搅得我坐卧不安。在9岁进省队的时候，我的“神童”是有折扣的，当时招收了十多个神童，基本上都是老队员的孩子，我从小的生活环境就是个下棋的环境，当我表现出对围棋的兴趣后，许多叔叔就暗下决心要将我培养成才，其中包含了他们对父亲的怀念。其中最热心的是阿帝叔，他当年塑造了我的父亲，今日就要塑造我了，我的生活将被一个凶手捏成形状。

她期待着我对她妙语的欣赏回应，但我的语调僵硬：“后天找我。”

我拣出两粒草籽放入口中，嚼碎草籽的硬壳，回想到当年疯狂剥豆角的情景，还有我母亲的死亡。草籽的麻涩，令我的下巴一歪，一种不祥的预感驱使我跑到了镜子前，果然看到了一张父亲下棋时的嘴脸。由于他过早的死亡，我不知他生活的任何习惯，有一张二十年前他在联赛下棋的照片，他的歪嘴令表情凶恶，现在看来，他嘴里正嚼着东西。

我去精神病院的消息不胫而走，渐渐传出我其实是一个潜伏了二十几年的精神病患者，这倒解释了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怪想法，比如无头父亲和血海深仇。

抬头望去，阿帝叔女儿单手支腰向我展示着一身的衣裙。

女人总愿意帮助弱者，看得出，她对这被淘汰的药物充满同情，她在我身上重现发现了它的价值，陷入激动，仿佛一个刚宽恕了死囚的女皇。她要我起誓不能多吃，然后哀求我：“你再睡个觉，给我看看。”

我省是体力化的人种，早恋是普遍现象，而且深入人心，尤其我们体委大院中的少男少女，大家多是来自外地，总是早早地搭帮结伙。每当晚饭时分，在体协大院的食堂中吃饭的少男少女总是成双成对，那种热烈的气氛实在令我向往，但我家就住在大院里，每天得回家陪妈妈吃饭。我死去的父亲不但棋艺高超，而且生活能力颇强，早早就将我们一家三口的户口从乡下办理到这里。有时想，如果我家不在这里，也许我会活得如鱼得水。其实就算我家远在天边，也很难如鱼得水，因为我既然不和叔叔们的女儿谈恋爱，自然也就不好意思找其他人，否则会伤害两代人的感情。

书的重头部分是我在这次联赛中的棋谱，我是在这本书上才知道阿帝叔对我的评价，看完他写的讲解，连我都觉得自己下得真好。对于这本书我甚至都买了好几本，准备将来送人，可想而知它受欢迎的程度。以销售数量而论，阿帝叔应该有好多稿费，他终于名利双收。

我的父亲那日在烈日中行走，他是个年轻力壮的农民，尚未和我母亲成亲，充沛的体力难以消耗，便拎着个石灰桶，在村中四处刷上标语。他处于亢奋状态，想象着如果村中的每一寸土地都用石灰密密写满，那么整个山村远远望去便如笼罩在一场鹅毛大雪之中，深夜后仍会发出一层银灰的闪光。

我没有接他的话茬，直接向他挥手。出租车远去。

我的父亲到城市后判断了形势，开始讨价还价，作为一个省队的代表，理应一家三口都是城市户口。体协领导对我父亲这一小农作法感到意外，但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还经历了一场棋力的测试，但当时体协中会下围棋的就阿帝叔一人，这测试有无水分就不得而知。

她一入我的家门，我立刻扭住她的手臂。

我揉揉眼睛，起身便走。她就像电视里的广告，频繁地亮丽出现，创立自己的品牌，却又转瞬即失从不理我，将自己当作珍贵瓷器打包装箱，运输的终点是喜筵后的婚床。每当她神气活现地走过我的眼前，我总是想寻死般的厌烦。

从此我的生活中只有棋子，这些棋子有着药片的圆形，它们是夺去了父亲生命的毒品。我下棋时总要抑制着恶心的感觉。我完全违背了父亲的棋风，我的棋冷静客观，如少妇的头发，一丝不乱。从我的棋风中可以看出，我是个考虑得很远的人，没有诗情画意，但专注自己的行为，我明白，只有成为强者才能享受生活。我已淡忘了无头的父亲仍在奔跑，只是下棋，像训练一只狗一样地训练自己。

说到电脑，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说他一玩电子游戏就总死，使得对生活都厌倦了。我说：“那你去死吧。”他说：“不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零件，而世界是一部机器，一个零件坏了机器就不转了，所以必须有替代的，这个零件才能坏。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有替代的？”他说：“天知道。”他摸索着躺在病床上，他说：“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渴望早点被换掉。”

我抢先说话：“讲讲我父亲吧。”

为了那一日的到来，我在家中制作了一个沙漏，那些沙子要流淌一年，可想而知它有多大。

自从发生了三角裤事件，似乎大家找到了裸露的最高界限，每天晚上睡觉时，我们视网膜上总残留着女人白花花的背脊、肚皮，摄影棚里不管何时都充斥着洗澡堂的味道。后来，她们也感到不好意思，就天天嚷着：“游泳么，一块去吧！”好像我们是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为了维护女人们的尊严，男人们便回应：“不去了，还有好多事呢！”于是女人们满意地大叫：“真没劲！”

那天她说完：“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的话后，我就走了。是的，我曾经疯狂地想杀死她以前的男友，但一切我推测会很过瘾的事我是从来不作的，这就是我们影视工作者的职业习惯。

我来自于另一个人群。我的地点是上海。

父亲在比赛时背负着为城市户口所作的许诺，如果他大败而归，我们一家三口一定处境不妙。作为想用石灰伪造下雪的人，父亲一定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他带着荣耀从联赛归来，很快地死掉。

我母亲对父亲的死解释得简单明了：“他是累死的。”我母亲对那次联赛没有任何抱怨，我家来自农村，属于低层民众，作任何事原本都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比如我爷爷为了娶我奶奶给地主打了几十年长工，老得不行了才达成心愿，我姥爷为了娶我姥姥，也给地主打了几十年长工，老得不行了还差点没达成心愿。他们累得要死才有了后代，而我的父亲只不过搭上条小命，就令他的后代作了城里人，我母亲一定还觉得占了便宜。

围棋会馆中人山人海，在中央地带用几十张方桌围成一个空场，每一个桌面都有一个围棋手在痛苦思考，方场的中央有个人在潇洒地溜达，依次在每一张棋盘前投下一子。左右的人告诉我说，我所见到的是个奇迹，一个人和一百个人同时下棋，这即便不能名垂青史，也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他得死。”

她吃的很少，总是要求喝水，说这样子可以避免把脑子烧坏。她不去医院，她竟然可以自己给自己打针，每当她缩进毛巾被重新睡去，我就想象她站在舞台上的样子，她的样子很可怜。她睡着后便全身散开，软软地摊在床上，仿佛等待别人像叠被子般将她卷成一团。只要我躺在她的身边，就咬住她的头发，直至上下唇都麻木了。

火车是一个巨大的吃零食场所，我在火车上吃了几粒带来的草籽，本想早些睡去，却见到了那巨手的幻像。当我在凌晨两点一座北方小站下车时，这列火车二十几节车厢中所有的瓜子、花生、糖果，包括一切饮料的瓶盖都被我统统剥开。

杭折扇的侧影轮廓清俊，犹如经过了精细的打磨，我一直在自暗模仿他文雅的言谈方式，这一天他就像个优秀的导游，将自己的城市说得津津有味，我一整天都不得不作出兴致勃勃的模样。现在他脖颈僵硬地扭向了我，嘴角的褶皱在夕阳中刀疤般显现，对于阿帝叔对于他，这次联赛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他们这一代棋手生理的极限已经来临。我输给了他，他就可以走完联赛的全程，也许在两天之后他就是全国冠军。

翻看1979年联赛的棋谱，我不得不承认那时的围棋水平很低，但总被其中的惨烈所震惊，越低级的搏斗越残酷，昆虫间的撕咬比禽兽凶狠。处于低级状态中的父亲越战越勇，绝没有那张报纸所说的“风景的野趣”，在他的棋谱中布满了对手严重的错误，看来和父亲下棋的人全都心神不宁，我对这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到一张父亲当年下棋的照片，他的下巴歪起，表情很像打架，连我都觉得他不是好人。父亲以下里巴人拼死拼活的劲头击败了围棋世界里的所有高人，他这种人实在不应该长久。

叫来的出租车开动时，阿帝叔眼圈红肿，不像是装模作样，她的女儿更是泪水涟涟，呼吸困难，一次搬家搞得像是出嫁。去新房的路上，我对她说：“看来这大款是个小号大款，要不，为什么不送我俩栋别墅，而是个两居室。”这个小号大款终于逗得她破泣而笑。

“每一代新人开始下棋时，总是坚信胜负由自己的努力决定，随着对围棋的逐渐深入，才发现自己的行业有着神灵。围棋的神灵是个成长中的女孩，她的恋爱行为与其说是寻找男人，不如说是借此体认自身，她没有永远的情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围棋界没有常胜者的原因。”

现在是冬天，她却吃着冰激凌，显得很安静。我走上前，对她说：“把你的耳朵给我。”她怔怔地望着我，我觉得眼角有一团阴影压过来，在智历芳身旁出现了杜子语。他胖多了，他的手疤痕累累，那是我的门给他留下的，他用这只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俩已经离开电影圈了，我俩已经结婚了。”我握了握他的手，说：“有一套。”

我和她张目结舌地听完“四大文明古国”的理论，那位大夫要给我开个药方，被婉言谢绝。后来想到，他可能是用贸易逆差来解释我循环系统的失调。我们又找了不少江湖郎中，得到了越来越神奇的解答。所找的最后一位据说从非洲归来，他说：“现在最怪的就是性病，你该不是得了爱滋？”

这次联赛，我原本早该被抛弃在某一个城市。凭着苦功我并没成为什么高手，牵强地被阿帝叔带来见见世面。我省位于不适于下棋的亚寒带，在联赛中我遇到了很多温带的人种，往往在一开局就处于劣势，棋下得就像手术台上的抢救，用冰冷的刀针捕捉生机。但每当绝望时，从虚空中便会伸出一只巨大的手，将我萎靡的身形一点点捏直。随着这只巨手，父亲着火的头颅融入我的大脑，弥漫出他当年的杀气。

在夏天，棋子有着冰凉的手感。我用一条她废弃的长裙将每一颗棋子擦拭干净，自己剪短了指甲，将棋子按在棋盘上时心灵有一丝轻盈。我在棋盘前一坐就是一天，回忆起第一次下棋的情景，父亲化为灰烬的大脑与我重合，那巨大手掌的幻像已久不再来。

满天星斗下，我的女人已走上山岗。

她坐下后伸了伸懒腰，长吸了口气，乳房微微胀了一下，皱着眉挑了只沙果，一口口吃下。猛然间，洞穴结构的俱乐部中响起一片尖叫，七八个侍者赤身裸体、脸上涂着麻酱冲出来，跳起了舞蹈。易羽拍手叫了声好，便将桌子上的果子一只只往他们身上打去，其他的桌也跟着学，刹那间地上积起层果酱，跳舞的人纷纷摔倒。一位胸口上画了猩猩头的侍者严肃地走来：“我们在表演舞蹈给你们欣赏，不是想挨打！”易羽点点头：“谁说你们不讲人话，这不说得满溜的吗？”那个侍者流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易羽便拉着我走了出去，至门口作了个芭蕾动作，十分灵巧。

易羽好像是没能认出我来，自从当上了导演，我就变成了周润发一类的英雄造型，背头、墨镜、黑风衣，一年四季如此。现在是夏天，我腋下总夹着个体温计，如超过了三十度，就脱件内衣，以至于我的黑风衣下往往一无所有。到大街上散步时，常有些珠光宝气的妇人凑上前来：“先生，您多少钱一晚上？”由于我太酷了，就总被误解成体力劳动者。

易羽对满桌的生肉烂果子极为不满，我只好胡乱地聊天。我说到拍唐朝宫廷舞时，请来的那些舞蹈演员只会笑容满面地拥在一起，脸部动作比形体动作还要多，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说因为在跳舞时往往牙痛，在十五岁时女孩发育得比男孩快，排双人舞时，那些可怜的男孩往往被压倒，下巴狠狠地拍在地上，他们后来几乎都配了假牙，幼小的心灵从此埋下仇恨女人的种子，再排双人舞，只要抓到女孩，立刻远远扔出，所以跳舞的人牙都不好----说到这里，她嫣然一笑，牙齿雪白，表明自己完好无损。然后，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叉腰，小腹的形状完美，她骄傲地说：“牙好的人才能完全投入地跳舞。”她说以前曾经疯狂地迷恋过跳交谊舞。

在我弄走她鞋的同时，她仿佛在睡梦中受惊般地周身颤动，幸好她很快地抑制了自己。她疲劳感很重地活动着勃颈，在脖颈运动的弧线中，她的双眼空洞地扫我而过，垂下头很响地吸了口饮料。我忐忑不安地坐了一会，终于决定将那只凉鞋拨回她脚边，当鞋碰到她脚趾时，她拍了拍桌面，说：“不早了。”然后迅速结束了饭局。

这几天，制片派出很多人上街找我，幸好他不知道我在浦东有房。为了给易羽买蔬菜水果时不被捉走，我脱掉风衣摘下墨镜，将我幸福的表情暴露在阳光之下。

当蓝色大楼前空无一人后，我徘徊在那里，过了十分钟，一条身影和我擦肩而过，带走了我手中的宾馆钥匙。我仍留在原地，仰面是一片蓝色，站在大楼下的我不禁对之产生了一种向往，从不曾有的向往。由于我对争夺第三名弃权，今天计划中的两盘棋成为了一盘棋。今日过后，联赛就结束了。

我调整后背，摆出倾听杭折扇说话的最佳姿态，目光在转变姿势的同时迅速滑到桌面之下。我看到自己的脚仍踩着那根鞋带，但她的脚已脱离了凉鞋，摆到了别处。她赤裸的双脚上隐约着别的色泽，那是她淡蓝的血管。

二十六岁是1999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全国联赛。

自从我认识了她之后，她就像咒语般左右了我的生活。我是偶然遇到她的，那时她刚好有个男友在，他俩相互依着慢慢行走。我之所以能够看见，是因为他们在电视上，他们这样走着，突然被一个记者拦住，然后他俩便开始对“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话题发表看法。从电视中，我知道了她家在陕西南路一带，以后即便买盒烟也要去那里，期然不期然地就遇到了她，她又和她的男友在一起，刚刚从一家饭馆出来，似乎喝了点酒，她像个强盗似的哈哈大笑。

每当阳光消失，我便拉开帘子，对着黑暗的窗外祈祷，希望在以后的日子每天都可以和她在一起吃饭。

我连一本书都没有，我俩在一起只能做饭、吃饭，当然她后来又想出了拖地板，而我只能望望窗外尘土飞扬的天。每当我向她一伸手，她都能机敏躲开，她要是真当上舞蹈演员一定非常优秀。我的家在二层，为了防止她披着床单跳到外面，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天天在窗拴上洒水，希望快点生起锈来。当我作这件愚蠢的事时，她总是静静地看着我，我总是骗她：“也没花，就随便洒点什么充数。你来了我很高兴。”

白日的各种汽车废气，在深夜的马路显示出实体，它们软绵绵地弹跳，弯曲出各类形状，往往在瞬间相似于人类的面容，带着友好的表情。在无数巨型人脸耸立的马路，我追逐着一辆黑色轿车，我已强盛到感觉不出力量的付出，我肌肉的伸缩，是高空滑翔的觉受，那辆轿车中的司机开始发觉我的存在，猛然加快了车速。

估计这群马蜂从没飞过这么高，一兴奋又把自己当成飞机了，我的耳膜“嗡”的一声，那群马蜂抛开了我的墨镜，保龄球一样滚在云际。我的冬衣舒展开来，如大雁的翅膀，载着我和易羽缓缓下沉。她贴在我脖子上，一直在说着什么，离我的耳朵有段距离，我很难听清，就将手放在她的左胸，她的心在跳，是的，她来了。

我的脑海中是那篇七十年代的报道：“在1979年，他离开城市来到他的出生地，而后他的棋风出现北方风景的野趣。他在棋盘上往往设下一片片复杂的对杀，这个黑白的世界没有风和日丽的温情，展现给人们的是寒冷的色调和低回的流云，表达着北方冻土的肃杀。”

她躺在床上，肢体呈现出无尽的旋转动态。

我一直在导黑帮片，众所周知，一部影片要想赚钱，题材上最好是犯罪或是爱情，在我的黑帮片中，一到结尾所有角色全死。可能死来死去的让演员们受不了，以至于他们集体向我哀号：“导演，咱们拍爱情吧！”

在一尘不染的家里，我落落寡欢。她完全违背了医嘱，在房间布置上决不顺从于我，由于不能对房子动手动脚，我的体力无法消耗，双手指甲越长越长，我的所有设计方案被她无理地否定，心灰意冷的我智力不再活动，于是头发得到了充分的养料，越长越快。她倒是每天任劳任怨地为我理发、剪指甲，充分展现了女性的所有温柔。

许多人当导演是为了在当牛作马的同时，享受被剥光的荣幸。当我面对着一个以不剥光我衣服作为当演员的交换条件的女高中生时，易羽出现在我面前，远远的，摄影棚的门开了，她的长裙在逆光中透出女性的特征，她声音弱弱的，试探着问：“哪位是导演？”

阿帝叔在听我说话时，眉毛和嘴角不住波动，泛滥出一个个理解的表情，以鼓励我说下去。当他听完我的话，一张肉感的大脸上已全无波澜，淡淡地说：“明天有一个记者发布会，是为了庆祝你全国第四的成绩。”他说完起身便走，他的女儿迅速放下手中的桔子跟上父亲的脚步，将出门时她回身向我比划双手，好像讨要擦手的纸巾，当我找到纸巾时，她已被父亲带走。

这句令人肃然起敬的话，将我一瞬间抛进了深渊。

在我房间里开门的是杭折扇年轻的妻子，她被一条纵格毛巾包裹，跳向房间的深处。我长吸了一口气，这股气流直冲指尖，我跟了上去。

我胡思乱想地从一家超市出来，魔障似地在一所医院门口摔倒，从地上爬起时，想起了这就是摄影以前住院的地方。到了十二楼，见到易羽的男友，自从他被我整了之后就不敢坐在椅子上，只敢站着或是躺着。我再一次问他：“易羽，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恐惧地看着我，回答：“她真的是个莫名其妙的人。”我比上一次多说了一句：“为什么？”他回答：“和她在一起时，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哈哈大笑，因为她要在我这里找快乐，别跟别人说啊，她是结了婚的人，我实在受不了，就去学电脑了。”

当易羽说“死”这个字时，我没有一丝的恐惧和厌恶，她也很平静。她离我很近，但我没有去碰她，我说：“上海的苏州河受了近一百年的工业污染，河底的淤泥中全是放射性毒素，挖一块泥烧成花瓶或烟灰缸送给他，这种化学废料有辐射，过个一两年，他必死无疑。”易羽吃惊地看着我：“你是个天才。”她扭过脸叹了口气，再回头脸上是强打的精神：“有没有一两秒，最多一两天的办法？”我不愿意让她失望，就说：“我们的美工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就是那给杨贵妃造浴池的，我问问他吧。”易羽说：“算了，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我走了。

电视中在现场直播，棋局正常地进行。

第二天醒来时，我被晨练的人群发现，站起身感到脸上挂满露水。我湿漉漉地站着，仰望着对面楼层，在水房的窗口，杭折扇的女人显露出一张因睡眠而微微走形的脸。她吃惊地张大嘴，浮肿的脸平整了些，她比划着她要下来。

在那个时代，总有一种大张旗鼓的感觉，联赛开始时比赛规则尚不完善，由于各省人数的不等，就每队不管人数，必须下够一定的数量，最终按照累计的胜局数定名次。阿帝叔和父亲的省队一共就两人，他俩下得最多，所以才会有我父四十三的连胜。

当我醒来已是凌晨三点，她的被子掉在地上，婴儿一样地缩在床角，她的手指紧紧地抓着自己胳膊，嘴角努努地溢着口水。我擦了擦她的嘴，给她盖上被子，将她的钱包掏空，然后就走出家门。

我慌乱地掏出几粒草籽，扔在口中快速地咀嚼，舌头上的麻木扩展到全身，在即将睡去的一刻，不知由何而来的一股感染力，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凹凸成另一个模样，我的脑海出现了一串光斑，美丽得令我忘记恐惧：每一个集体中都有阿帝叔那样的人，位居高位、心怀大局而且感情丰富，也许他将我作为了一个劫，打劫一样地把我越炒越热，也正如打劫，是为了远方的利益，也许他就是那个小号大款。我的父亲以他的光荣来号召，让这个体力化人种的省份有了围棋，我是个反派，但作为他的儿子，我对世间也达到了和他一样的效果。“今日我已成孤月，幸有朝晖接曙星”，我已为世人唾弃，但我省的围棋有了第二次热潮——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一点，我不是父亲的逆子。

两天后的早晨，我在宾馆房间看到一行人无声地走进那幢蓝色的大楼。

我一眼便认出那是我的父亲，因为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没有头颅。

阿帝叔丝毫不考虑他女儿被传染上性病的危险，对她夜夜住在我家并不干涉，有时还叫人送来些瓜果蔬菜，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的爸爸。每当我这样批评阿帝叔时，他的女儿总是哈哈大笑：“等你真得了再说。”后来查出，我只不过是对女人的香水过敏，当她将自己的香艳武装解除后，我就大病痊愈，但那时的我已名誉扫地。

制片耐心地向我解释，下围棋最重要的是自信心，日本的藤泽修行必须将所有的钱都赌光，才能有信心；小林光二必须住在地下室才能有信心，如果能有人叫他一声“地铁”，就更好了；韩国的曹晕旋靠着在赛场上唱韩国酸曲，来鼓舞斗志；而刘长喝手里拿着个塑料狼牙棒，就会死拼到底；中国的马晓冬必须多输几盘才能有信心，而常好总要在棋盘旁摆上个玻璃鸭子，潜台词是“打你丫的”。

晚上，我将美工叫到剪接室：“如果想杀人，又不愿自己动手，你怎么办？”他说：“你可知道，我想杀人想了很久。”我：“想多久没用，关键是有没有想法？”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每天往一个人身上浇点水，让他以为自己是盆花，等到了冬天，他自然就枯萎了——

自从当上了导演，我就患上了心绞痛，一听到鸡叫就疼得满地打滚，以至于我的影片中从没有日出，但被影评家们一说成了风格，叫“世纪末情调”。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只要英雄一受苦美女就会出现，我说过当导演要忍受被剥光的痛苦，不管谁对剧本感兴趣或是对角色产生了激情，最终倒霉的肯定是我。

先自我介绍：

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她的男友贴着她的脖子小声说了句什么，再次逗得她失态地大笑，我出现了，我很紧张，所以就说了句后悔终生的话：“请不要随便在大街上大哭大笑。”这句话一出口，我就闭上了眼，认定自己将被暴打，但身上各处并无疼痛的感觉，再睁眼发现他俩已经走远，在男友怀中的她恰恰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我了，我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成为她生命中的熟人，过了一会我才明白，她将我当成了神经病。

自从听了我的话，她的嘴唇便极为干燥，她说：“既然你那么卑鄙，就说明是真的爱我。”我的智力在顷刻间被她抽光，为了报答这知遇之恩，只能庸俗地提出请她吃饭。

现在易羽也装着要去游泳，我说：“那一块去吧！”，立刻见到她惊慌失措。但她有办法为自己找折，她领着我跳进了拍“贵妃出欲”的水池中，为了证明是在游泳，她费劲地扑腾着，结果每次都被水荡进我怀里。她终于没了力气，一丛水草般将我罩住，她在我胸口待了好一会，我一动不敢动，最终听凭着两条挂满水珠的大腿擦着我的头顶越出了水池。

汗水令她的面容柔软异常，由于眼球的弧度，我在她的瞳孔中映现出侏儒的形象，这个映像一闪即失，她转过头去，瞳孔中的映像换成那栋蓝色大楼，一扇扇褐色窗户沉寂肃穆，我第一次觉得大楼色彩和谐，那里曾是我的世界。

我的双眼在外暴露了好几个小时，眼底神经紧张。后来才知道，我酸楚的双眼是我以后命运的明确预示。处在从各个角度飞射而来的雪片般的反光中，我的大脑忽然闪现出杭折扇哀求数子的情景，回想到这一幕，有一种轻微的厌恶感觉，我可以认输，但忍受不了别人以为我是真的不行。如鸟自惜羽毛，我的羽毛是的作为棋手的尊严，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认输了，而没有去伪造自己的败招，如此明显的相让很容易被人看穿。果然这个隐患腐烂了我生活的全部。

几日来的紧张终于缓和，阿帝叔明显地对我还是关爱。我无忧无虑地趴在床上，将那片桔皮置于地下，抚摸那萤黄的颗粒表皮，随着手指摩擦的加快，它活动出柔和步调，宛如一只在水底慢慢游荡的海星。

他俩相依着走远，目送着他俩，我心想，看来退出电影圈这条路走不通了，我将一个人孤单地走完我的导演生涯。我想，再过半个月我的片子将全国公映了，易羽如果还活着，不管她在什么地方，她会去看我的这部电影吧，也许。

我长大后，也成了个下棋的，落入了他生前的集体。

接近她的路途得整整一天，夜晚的杭州十分凉爽，我不断地问路，拖延着走到她家的时间。她家的门洞前有一道两米多高的砖墙，在砖墙的前面是一片黑乎乎的草地，我站在草地上向她家的楼层眺望，在一扇窄窄的窗子上映现出杭折扇的侧影，一个月前我对他的女人抑制不动地心动。他的黑影在抽动着牙刷，很像是用一把小刀将咽喉反复刺扎。

那串光斑将所有的仇恨消解，消解得我极度虚弱，我挣扎地划着了一根火柴，企图用它抵消脑中的光亮。一星火光在山岗上微弱地亮起，在这片亮光与无穷黑暗相接的边际，有一个人以和我一样的姿态静静而立，他的肌肉在火光中一块块凸起，他的头颅隐于黑暗，那是我的父亲。

我的后背僵硬地靠在椅子上，抛弃了围棋盘前的低头姿态，正视着杭折扇斜视着她。杭折扇正在说：“棋之将死，有劫则活，人之将死，无若奈何”，他像一个没有教养小孩，用筷子将盘里的花生拨来拨去，比划着给我讲棋。他说，当一局棋要输了，可以通过打劫起死回生，但人的一生要输了，就没有打劫的好事了。他在酒精的作用下，双目眯得斜斜纵起，眼角的鱼尾纹延得长长。他说，人的一生是输不起的，天地比不上棋盘宽容。他说这番话时，散发出一股马路上的柏油味道，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人味”，他整个人像根软化的蜡烛，在慢慢变丑。

我的那些老家具都已不成样子，它们的所有权还是体协。我俩搬走前交了笔罚款，阿帝叔告诉我俩，经过了打折。我让所有的东西都灌注在水泥里，永远地维持原样，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纪念馆理念。我为自己造了个纪念馆，和她带了套碗筷便离开了这里。

回到宾馆后，我翻看着服务员送来的报纸，昨天的报纸上，有一篇写我的东西：“他被称为魔鬼豆角，来自于远方的冻土地带。在大概五岁的时候，他从出生地来到城市，迅速显露出天赋的才华。这种显露原本只在大地的一角，现在他是联赛上最明耀的星辰，他的棋风非传统所有，在众多围棋爱好者眼中别具魅力，这颗突然出现的星辰打破了天空原有的次序，明日他将争夺决赛权，再一步将是夺取冠军，这就是他的运行轨道，似乎他的胜利已成为必然。”

我成了精神病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好奇和深切的同情，瞬间抵消了我无故认输的罪行，一时间变得楚楚可怜。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精神病是遗传的，所以我那倒霉的父亲受到牵连，许多人发表这样的感慨：“怪不得他们爷俩总赢，原来不是常人！”一时闹得许多人都想了解疯子是怎样下棋的，过了些日子，我的棋谱竟然出版了，书名是《围棋梵高》，小标题是“虽然他的耳朵完好无损”，销量很好。在我省，一本棋谱竟然成为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第一，真是奇迹。

当我对她的思念稍稍减轻了一分，当我的时间不再都用来推测她时，她又重新出现。那时我们在烂泥渡拍摄，等着天上的云散开，却等来了一场雨，雨渗过我的冬衣将我弄湿时，制片递过来一瓶白酒，他挑挑眉，低声说：“不知是你的女朋友来了，还是我的？”远处有个女人水淋林走来，我说：“我的。”

我破坏公寓的举动，引起了房管局的注意，当他们走进我家，立刻冷汗淋漓。我家的墙壁被挖得渔网一般，按照建筑力学的测量，受其影响，整幢大楼不久后便要倒塌。我和她被强迫搬出，我的家被完全地灌注了水泥，成了结结实实的一块，这栋楼中五百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我手捧着那只小鸡回到摄制组，受到了热烈欢迎，所有的人都发誓，一定要把这只小鸡抚养长大。当他们骄傲地对外宣称：“我们的导演杀了个人。”时，我怒吼：“还是老老实实拍电影吧！”所有的人都被我震住，只有制片唠叨了一句：“连这都不让说，咱们的片子可就真没卖点了。”

在梅隆站坐上特快列车，两个小时后到达杭州。我在西湖边逛了一圈，又参观了岳王庙和灵隐寺，还在潘天寿纪念馆里欣赏绘画，甚至去龙井村买了一包茶叶，心中存着鸡蛋意外破碎的希望。那个鸡蛋已经过了我们摄制组全体成员的摧残，但拍电影的人总是煞有其事，实际效果就另当别论，反正那个鸡蛋完好无损，最后我还是走进了杭州围棋会馆。

制片从那本《围棋梵高》上受到启发，想出了影片的宣传词“我们的导演为情所困，在行为失常的情况下拍了这部电影”——他总算找了个卖点。

但当走进那套单元时，这个小号大款毁了自己的可爱形象。

大款送房子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一行为终于为我省棋迷找到了表达方式，但他们觉得与其将钱送给我这个败类，不如给代表着全省荣誉的围棋队，当作出“我们决不再培养豆角这样的人”的誓言后，围棋队收到了大大小小的捐款。利用这些钱举办比赛、陪训班，甚至还拍了电视节目，阿帝叔那有着特殊魅力的嗓音无处不在，宣讲着：“围棋是智慧，围棋是文化。”他一定过足了口瘾。

我总能起死回生，胜负靠着怪异的一着，完全背叛了自己稳健的棋风。

记者纷纷簇拥在阿帝叔身旁，我狼狈退场，走过那群人时，听到阿帝叔正在举我父亲为省挣光的旧事，向容易激动的记者们说明什么是棋手品格，什么是集体荣誉。他宽和的音质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无疑的，我成了我父亲的逆子。望着他慷慨激扬的模样，我恶狠狠地想：你还想不想让我当你女婿了！

我的父亲是个强者，所以能杀死他的一定也是强者，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们的队长。我管队长叫“阿帝叔”，应该说他是我家的恩人。

制片魅力十足地说：“只要你再当着他的面捏碎一个鸡蛋，他就必死无疑。”

易羽在我们剧组如此长久地混下去，只能说一件事情：她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令她倍感无聊。

她的双腿三七开的分配着重心，将那条长裙撑出起伏的线条，等待着我的夸奖。我知道，只要我夸她一句哪怕只是个笑容，她立刻会得意洋洋地转身而去。

我和她的身体越锻炼越好，犹如旧石器时代的一对原始男女。城市中晚上敢开车的司机越来越少，当身体达到高度和谐后，攻击性本能便自然启动，对于偶然出现的汽车，我有一种食肉类动物对食草类的天然喜爱，在追逐中那些汽车打着一串串圆弧逃逸，机械化的事物也能在强者的刺激下呈现出羚羊被追逐时的美妙动感。羚羊在受惊的一刻完全丧失平时的步态，它们逃窜的姿势像极了猎豹的奔跑，也许是弱者对强者不自觉的模仿，猎豹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律最终将羚羊扑倒。强者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和父亲对局的棋手，因何不可思议地出错。

他们以粗糙的生活方式度过一生，本能地应付一切，仿佛是苍天喂养的家畜。我父亲却展示出旺盛的智能，背叛了自己种族素质，所以他死了。他一度战胜了外省所有棋手，他能力超绝，怎能轻易地死去？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此怀疑，他的死总该有个具体因由，不能归咎于死亡本身。活在那样的土地，我的童年简单乏味，就以琢磨父亲为乐。我像个侦探一样开始了我的一生，我应该有个仇人。为了追究父亲的死亡，我下起了围棋。

为了不被饿死，我要求制片增加盒饭，他吐了口血后，勉强答应了我。现在是夏天，摄影棚外是石库门建筑群，一间间挤成团，就像蜂窝，到做饭时分，每一间房都冒出黄烟，远远望去，仿佛许多燃烧的肥皂。这摄影棚是日本人盖的监狱所改造，虽被挖得空洞洞，仍有股无形的压力使人心情阴郁，我曾坐在摄影棚顶眺望海岸线，遥遥看到黄浦江灰色的水渐渐漂蓝，自然造化是美丽的，但也不能让我忘记身下坐着的那一块存在。

在上午光线的晕眩中，我和她终于一动不动，最表层的皮肤细胞十分温暖，好像躺在初夏的沙滩。为了掌握时间，我们一直开着电视，除了我们，不会有人在围棋讲评声中作爱。

徘徊了大约五分钟，我转过身去，走进宾馆。

我心情不好，又是夏天，总挨蚊子咬，顺便说一句，摄影棚里的蚊子跟狗一样，我们有个女演员汗毛重，一天晚上她将双腿伸出蚊帐（为了省钱，我们都住摄影棚），第二天，两条长腿光滑无比，高兴得她只穿条三角裤走来走去，还这样跑到农贸市场排队买排骨，引起了骚动，我到公安局领她时不得不说：“她在寻找唐朝人的感觉，创作需要，怎么样，唐朝人挺过分的吧。”

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有一片蓝色的大楼满是褐色的玻璃，这个色彩极度不协调的地点就是我们的赛场。遥遥向它望去，上千扇窗户幻化成一个个透气的丝织网眼，一条无穷大的丝巾飘舞在我的窗外，在丝巾中是棋子打在棋盘上的声音，和我听过的有些不同，不是近距离的刺耳，而是深谷传出的，不是赛场中几万颗棋子同时敲击的嘈杂，而是一下一下清晰无比，钟声般肃穆。那条丝巾在风中旋转，形成了一个直通天地的圆筒，将这声音运送出我们的星球之外，在黑茫茫的宇宙中传导。下棋的声音将丝巾震颤，无穷薄的丝巾表面生出波涛，正如我血液的波动，血液以它特有的冰凉由头流到脚，我很想用我的双脚将一个女人绊倒——

制片总在催促我：“什么时候男的把女的吊死？”我总回答：“就快了。”男演员已是迫不及待，见着根绳子就紧紧勒住，有一次他的手无意中碰到自己的裤带，结果腰部骨折住进了医院。我太高兴了，这样我的影片中女人永远活着，不过制片陷入了忧郁，担心片子没有卖点。

我反复回忆着那天在杭折扇家的晚餐，脸上流露出失神的表情，也许这表情给我的对手造成了莫大的信心，在这个劫上他强硬地和我争执下去。但那微小的一点空白被他占有后，棋盘上他的棋形反而出现了崩溃的征候，再走了几步，我就赢了。

那天蚊子咬得我像被人捅了三刀，终于引起了易羽的注意，远远的她喊着：“导演，游泳去吗？”她浑身湿汗，穿件游泳衣，在胯骨上搭了条布围算作是裙子。

我配过许多外国匪警片，配的都是匪徒，比一般的人更懂得什么是犯罪。的确，我动过将她男友干掉的念头，那段日子我活得兴冲冲的，每分钟都在修改行凶方案，我采纳了各大惨案的精华部分，后来当我在地铁里被人偷了钱包后才领悟到：“虽然我知识丰富，但不是天才。”但能想想是多么过瘾的事！我后来就是这样向她求爱的，我说我想将她以前的男友杀掉，于是她就接受了我的爱情，她告诉我，既然我那么卑鄙，就说明我真的爱她。

制片悻悻地说：“下棋的一天到晚累脑子，反过来就很崇尚体力，很多的棋手都找强壮的女人为妻，易羽那么棒，她丈夫肯定是个高手。”我认为他言之有理，我对用鸡蛋杀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她是个不错的姑娘，自从和我好了以后，在时装台上走得就松松垮垮，每当训练结束，立刻跑回我家手疾眼快地做饭，令我想起我那早死的妈妈。但她父亲已将她的幸福毁掉，将她扔给一个身败名裂的家伙。阿帝叔对我的勃然大怒，在记者眼中非常可爱，他那天燃烧的怒火将我照亮，让所有人看清我的自私懦弱。

我大发雷霆：“这么大个摄制组就弄不死个人？”大家都觉得很惭愧，美工忽然叫道：“今儿，制片不在呀！去找他。”

杭折扇斟字酌句地讲完上面的话语，这些话在1979年联赛后就将他反复折磨，二十年来已不吐不快。这是第一次有人当面否定父亲的棋艺，虽然和我的结论一致，仍是产生一股强烈的抗拒，我尽量减免嘲讽口气，说：“棋可是一招招下出来的，你的围棋之神怎样在棋盘上显灵？”

他的嗓子嘶哑地哼了一声，将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易羽怎么看我，每次见到她，我就像站在一团水汽上，双脚被蒸得失去了知觉。我总想能和她说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的话，但她有应付我的办法，总是以天真的神态，对我的每句话迅速回应：“真的？”或“是吗？”或“哎！”，仿佛她的智力不满周岁，什么也听不懂，直到我对她说：“我想把你从前的男友杀了。”——听了这句话，她孩子般的眼神就已衰老，我从巴尔扎克的书上看到“女人只有在身子完全干瘪后才会想起对生活报复”，在衣裙的包裹下，她丰盈的肉体发出复仇的表情。

为了调查父亲的死亡，还有那个苦衷的缘故，我二十年来一直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实在对女子脖颈的胶布没有经验，但凭着男性的原始灵感，我超验地想到在那块白胶布下是残留的吻痕。我都想到了这一点，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想到，这也是她在飞机场戴纱巾的原因，不是为了隐藏面容，而是保留丈夫的颜面。

我走前向我省体协打了电话，但下飞机时并没有人接我。我归来的一日是我省少有的酷热天气，踏上我省的地面，立刻涌出一身粘汗。飞机场的地面镜子一样反光，不单飞机场，一路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白花花一片，直到体协大院也是一样，烈日将户外的人们压缩干净，只有作呕的反光。

我思维简单的母亲在体委大院的食堂中工作，她带有农民乐天知命的本性，愉快地为厨师们打着下手。她有一边干活一边嚼东西的习惯，是一种不知名草籽，从山村中带来。那种麻嘴的味道令我不敢尝试，但每当看到她口中嚼着草籽，坐在一个大盆前兴致勃勃地剥豆角或削土豆，我总感到她能长命百岁。她手中的蔬菜迅速地分裂成小块，如子弹的喷射，撞击在金属盆上，发出悦耳的叮咚，她咀嚼草籽的速度和剥菜的频率一致，越来越快，每每令我惊奇，她所享受的劳动快感让人着迷。

电视画面将杭折扇省略，镜头中出现了大厅中沸腾的整体场面，镜头指向胜利者。我转向父亲，想看看他的反应，但他刚才坐过的地方已空荡荡，甚至没有留下坐过的印痕。

这东西和二十年前写我父亲的报道大同小异，我穿着鞋躺在床上对写这东西的记者感到好笑，“似乎他的胜利已成为必然”，而我刚才以围棋特有的仪式推枰认输了，执行这一无言的仪式，作为失败者收场得很有尊严，想到这一点，忽然对围棋萌生了一股不曾有过的真挚。

今日的围棋不再追求快感而是崇尚理性，如同电子表上清晰的数字，那些频繁出错的现象再难发生，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棋手，我对于父亲的棋风持批判态度，有时也相信父亲的灭亡是历史的进步，但我还是怀疑他的死亡。

父亲非传统下法令所有的人倒了胃口，毫无趣味感的享受。也许那种混乱不堪的棋风，令那位杭州棋手产生了雪崩的瑰丽意象，但许多人一见到我父亲便头晕脑涨。

我全身心投入地拍摄了一天，在临睡时才开始琢磨她要我杀人的原因，也许是她一时不冷静，也许是她想用这一方式让我可以迅速进入她的生活，抚慰她。可能她也曾想让那个医生进入她的生活。晚上，我给她上海的住址打电话，没人接，第二天上午我了去陕西南路，也没人，下午我去了杭州，她也不在。从此我的生活中有了规律，清晨在陕西南路站一个小时，下午赶到杭州，冲着一栋草坪前的小楼叫喊：“她回来了吗？”她的丈夫就会在窗口出现，回应道：“没有。”于是我立刻掉头赶回上海。

以前每赶上吃饭，易羽总是知趣地走开，自从和我游泳后，便大方地拿我的盒饭吃，每当面对我饥饿的眼神，她总是浅浅一笑，看来她找到了在摄制组里的生存之道。她笑起时，由鼻翼至唇角泛出浅浅的纹线，就多了一层表情，仿佛在安慰被她取笑的人，反正，我喜欢她。

影片杀青那天，杜子语被一群红男绿女拉去喝酒了，第二天早晨，我看见他被人扔在大街上，赤裸裸地睡得很香。昨晚摄制组其他成员聚在一家舞厅中庆祝，智力芳太瘦了，在拥挤的舞池中一闪一现，凌晨三点钟，她挤到我面前，让我用舌头舔舔她的耳朵，说这样特爽，看着这个在灯光中走形的女人，我说：“不。”

明天将争夺决赛权，是今天赢的四个人的比赛。今天，我和他都赢了，也许明天抽签就是我和他的较量。他从大楼台阶上走下，扶着我的肩膀，立刻倾斜来他全身的重量。我任他扶着，慢悠悠地将他送到路口稍一停顿，左面是大街，走大街便是回家，右面是宾馆，那里有他一个房间。他转向了左边，我帮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他坐进去时，眼神莫测地瞄着我：“豆角，我老了。”

在他展示自己衰老的同时，我的脚踩上了他妻子的鞋带，在桌面下。对于那条散开的鞋带，我已经注意了很久。一进他家，他妻子就将凉鞋的扣带散开，拖拖沓沓的走着，那长长的扣带在地板上蹦蹦跳跳，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呆滞的目光，立刻引起了她的反应，她剁了跺脚，解释说：“我的拖鞋坏了，只好这样。”

如那张报纸所述，他在1979年开始了向他出生地的漫游，但他并非要在风景中顿悟，而是去接我的母亲还有我。当我一家三口变成城里人后，他和阿帝叔组成省围棋队，去了杭州参加联赛。

走在中间的是杭折扇，也许是决斗者自然散发的煞气，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和他拉开距离，这一点从俯视的角度看得更为明显。望着他小小的身影，我在宾馆的高层不由自主全身倾上玻璃。

这女人是作服装生意的，她递给我张名片，我才知道她叫易羽，她没有认出我来，自从进了电影界我就永远戴上了墨镜，为了防止拍夜戏时什么也看不见，就将灯光打得很亮，以至于在我的影片里，白天晚上没多大区别，因此还得了个绰号“青天大老爷”。

有许多同龄少年来自偏远城镇，强劲的体能是他们改变自己的唯一凭借，比如体操队和田径队的人。但我们围棋队多是世家子弟，和我一样每天回家吃饭，和我一样腻烦得要死。除了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在我省下围棋是件不可思异的事，在我进围棋队的第一天，我们的队长说：“围棋是文化，但现在衰落了；围棋是智慧，但没人知道------”如此等等，情绪激昂，他说话时那么的孔武有力，以至我认为他是杀死父亲的凶手。

回到上海，雨已经停了，在我的脚落地的刹那，猛地辨清了刚才她对我说的话。她咬手上的绳子时，我的手有点疼，噢，她不小心咬着了。绳子解开后，她揪揪我的头发说：“记住了。”她走了。

我以下棋的方式为父亲招魂，连续不断地摆着棋谱，希望再能见到他无头的身躯。由于有了脑力劳动，我的头颅日渐清晰，在枕头上压出越来越重的凹痕——这一切都让她欣喜若狂。我从小到大不曾如此用功，和冰冷的棋子亲密无比。我不断翻看着自己在联赛上的棋谱，它们虽是我下出来的，可我却并不懂得其中的真谛。在比赛的现场，我每一步都是随机应变的思考，但棋谱呈现出另一种整体的构思，猎豹小腿肌肉一样紧凑浑圆。这一贯穿始终的隐密构思，非我下棋时的所想，这个最终形成的构思在棋局结束方被发觉，似乎在智力之上另有一股力量在悄然运作。

享受着小吃摊上的宁静，在夜深时感到自己精力无穷。当马路上一辆汽车开过，我一跃而起，追逐而去。

他陷入沉思，我知道他二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来到了杭州后我才发现他在当地围棋界的资深地位，杭州围棋会馆展览厅中有一张照片，保存了他当年无忧无虑的表情，和今日得体的笑容是多么的不同，那些陈年的报刊资料记载了他是二十年前的一代天骄，但他被父亲战败，从此一蹶不振。表达着“英雄相惜”美谈的一把折扇，也不能掩饰他心中的痛惜，也许他在那把折扇上提记的“雪崩”两字，不是对我父亲棋艺的颂扬，而是自我内心崩溃的写照。

由于我的白天在杭州上海两地往返，所以电影拍摄只能放在夜晚，我的影片有着越来越多的黑暗，完全背离了自己“青天大老爷”的绰号，许多影评家在密切注意着我风格的改变。我日行千里地度过一天一天，当电影拍摄结束时方才恍然大悟，她从我的生活中真的消失了。

转过头时，父亲已经消失，他原有的位置显露出一片虚空，悬挂着北斗七星，那是伟大的转折形象，竖在天地间发出晕光。我怔怔地立在当场，手中的火花再次湮灭。

我俩来到“原始人俱乐部”，这里的侍者从来不说人话，只是“呀呀”地瞎指，结账时才说：“我是原始人，不识数，您随便给就行。”但往往朝多里要，每一个想在女人面前充阔的人都会来这里。

从她家出来，上海便下了雪，现在是夏天，所以雪很干燥，一粒粒铺在地上，面粉一样。我的摄制组找到了我，方法很简单，就是对我们的蚊子说：“你们不是哈巴狗，你们是苏格兰大狼狗。”蚊子一高兴就找到了我。那群马蜂却再没有回来，只是市民中传说上海的天空常有不明飞行物，好像是飞碟。

我则一天到晚在家，不敢出门。

我像抱着个女人一样将这个决定带回了房间。杭州的日期是联赛的最后阶段，能来到这里的棋手享受着单人房间的待遇。每当不脱鞋地躺在房间的床上，就会感到没有阿帝叔的日子真好。来杭州之前，参赛棋手达一百人之多，我和阿帝叔合住一个标准间，我在这次联赛突如其来的表现引发了他一层隐隐的嫉妒，他竭力地想在这次联赛能有所作为，为了稳定心神避免所有的刺激，和他在一起就没看过电视，总是早早便睡，醒了后也一动不敢动，怕起床的声音将他惊醒。所以他在一座南方水城被淘汰时，我的耳畔猛然响起交响乐恢弘的幻听。

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但衣着洁净，发型利落，他深吸了一口气落座在我的面前，抓起一大把棋子，哗啦啦的声音击点在坚硬的棋盘上。望着他掩盖棋子的手背，我从棋盒中拈出了一颗棋子。他手背的血管轻微地扭动了一下，手掌张开，喘着气一粒粒数起自己拿出的棋子。数子的结果是二十六颗，双数。我刚才用一颗棋子无言地表示选择了单数，猜子的结果是我错了，所以他持黑先行。

和我打劫的那位棋手，虽然神情焦躁，手中的折扇依然摆弄得优雅，这就是我可望不可及的，他的生长环境有着最初产生围棋的那种气息，而我却是个地道的蛮类，这种自卑感即便是胜利也无法消除。

她也从不给我接触的机会，总是突然闪现，留下点新鲜印象后就迅速溜走，到结婚的年龄尚要耐心等待，难道怕我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找到她的缺点，从而要求退货？

父亲的身体在失去头颅后变得日愈强壮，恢复了他还是个农村青年的状态。虽然没了头颅也就没了眼睛，但从他肩膀的姿势判断，他正在用脖颈上的一片虚空对我入神地观望。

在首映的电影厅，我和制片、美工三人躲在银幕后面，我们三人模仿着上个世纪初最早的电影工作者，相互约定：当放映厅的灯光亮起时，如有人起哄，我们就将裤兜中藏的西红柿砸出去。

捏着那个鸡蛋，觉得真是丢人，若大的一个摄制组连个鸡蛋都处理不好，可想而知我们是怎么拍电影的。这时一个头发湿淋淋的女人冲进场中，将我拽走。

在现代的生活中，大众已经丧失集体的归属感，对这概念有着深深的怀念，阿帝叔口口声声地责问：“你心中还有没有集体？”，令所有的人对他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好感，大众需要这样的偶像，他成为电视台的常客，参加了各种访谈节目，有人告诉我，他开始收到情书。

制片猛然大叫一声：“不好。”便钻进盛血的大鼎中，马蜂飞起，如一团黄褐色的雾，当这团雾散去，每个人脸上都肿得多了七八斤肉。我们沮丧地走到摄影棚外的阳光中，双目白茫茫一片，等了很长时间方可辨清具体的马路、行人、车辆。现在是早晨四点，现在是夏天，太阳仍未升起，天却已经亮了，制片不知从哪买了堆油条，一人叼一根蹲在地上，身后摄影棚里的声音像有八十辆摩托车同时开动，每人心里有种随时会横死在马路上的错觉。

当我每天的饭费也成为一天一块后，有一些人突然开始哭哭闹闹，很明显是草籽的药力起了作用，望着他们涌现出的旺盛精力和丰富感情，便可以推断我父亲在联赛上的超水平发挥。他们争先恐后地说着和我家的旧情，甚至因为抢话还打了起来。事隔多年，我父亲办下的城市户口，仍让乡民们传颂不已。他们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来如果他不下围棋，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村长。

阿帝叔这时突然提到联赛，捕捉到乘虚而入的最佳时机。

像刘长喝、常好一样使用道具的，还有一个棋坛前辈，就是易羽的丈夫，他总握着一个鸡蛋。根据力学原理，鸡蛋虽一磕就破，但要捏碎却要十七公斤的手劲，他的对手往往不懂力学原理，下棋时总担心他手里的鸡蛋碎了，以致无法集中精神，往往输给他。她的丈夫靠着一个鸡蛋，长期杀遍天下无敌手，不料在1979年的联赛，碰上了一个来自冻土地带的人，那人在下棋前的闲聊时，以亚寒带人种特有的体力竟然将那鸡蛋捏碎，蛋青蛋黄流了一手。她丈夫的信心被击破了，从此逢棋必输，生不如死。

厨房中有一大盆，旁边是积聚的蔬菜。从母亲食堂的衣帽柜中，我搜索出几粒散落的草籽。嚼着这几粒草籽，我开始入神地挤一个个豆角。我的怪异行为被发现时已是下午四点，那时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豆角吸引，将忧郁转移，剥出的豆角堆满了两个直径一米的大盆，即便是一个职业厨师这一速度也有些过快。在那个下午赶来作晚饭的师傅们开始叫我“魔鬼豆角”，从此我有了一生的外号，这一外号日后在围棋界颇为响亮。

这玩笑搞得人人神经紧张，其实我的不近女色不是为了调查父亲的死因，而是另有苦衷。由于她的存在，我像一只已经死了的动物，躺在笼子里无人问津，体协中所有的女孩都将我置于她们的考虑范围之外，一见到我就两眼无神，浑身放松，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真是场灾难。

那位送房的大款从不露面，将送房事宜都交给阿帝叔代办，也许在“私人意志和集体荣誉”——这一波及全省的论战中，一些古老的美德死灰复燃，这位大款品德高尚，作了好事却不留名。因为房子由阿帝叔代办，我坚决不要，总想露宿街头，但她的女儿劝我：“如果你真的恨他，就应该要这房子，让他知道知道，他害的人，有人帮。”看到他们父女反目，我高兴无比，就欣然接受。

但我曾千百次地琢磨过对付他的方案，虽心神涣散，仍条件反射般地流畅回答。我跟他说，鸟类爱惜自己的羽毛，我爱惜我的名誉，当阿帝叔您被淘汰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继续争斗，心理没有了依托，在的半决赛大厅，我对那宽广的空间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胜利，为了避免丢尽我省颜面的惨败，我在局势尚好的一刻及时地投子认输。

我要不是恋爱了，才不会去演什么电影，恋爱中的人总是爱慕虚荣，我天真地想象如果我的形象出现在大江南北，那个女人就会找上门来。我辞掉了工作，成了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流氓。

看着这棵树，我手里的香烟碎了，可以想象，再过一个星期，摄影棚也将碎掉，不单因为是白蚁，实际上从拍贵妃出浴时起，我就巴望着一切碎掉。我站在马路上，一身衣服已有两月没洗，这身衣服的味道足以证明我对一切都已厌倦。

那个集体中是一些和蔼可亲的人，他们都衰弱颓废，如同海岸边昏暗的灯塔，勉强标示出我父亲曾经的存在。那在1979年的荣耀至今是我省围棋唯一的荣耀，有时我想：他活在一群弱者中间。

她走到了我们中的一人面前，那人鬓角花白，有着前辈高手的翩翩风度，他就是当年送给我父亲折扇的杭州棋手，我和他在这次联赛遇上后就管他叫“杭折扇”，这个开玩笑的称呼表达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很奇怪的，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种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已多年未遇。阿帝叔也是个风度翩翩的人，说话的音律有种特殊的感召力，母亲死后他就承担起照顾我的责任，深入到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明摆着我会成为他的女婿，他漂亮的女儿在滑冰队，善于将一条腿掰到耳朵的位置在冰面上单足滑行，每当望着那竖起的光腿，我就感慨：“这就是我的命运。”但阿帝叔并不曾给我这亲近的感觉。

摄影棚外的世界已不是唐朝，我却在这被灯光打亮、假造的宫殿中过日子。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记住唐朝的服饰、礼仪，在“预备——开始”的叫喊中，观看戴着沉重假发、穿着多层裙子的女演员们，她们牙膏般白的脸总能令我感慨：活在唐朝实在太烦。

他虽过早死去，但我是个幸福的少年。有这样的父亲，我的童年贵族一般，享受着荣耀，许多不认识的人都冲我指点：“这是XX的儿子”。他遗留下的头颅木头般燃烧，剩下些许灰沫，留在一个盒子中被母亲秘藏，他的身体却像个销毁了证据的罪犯，不知游荡到何处。

我家的房子两室一厅，比较适合于结婚，他的女儿从不来我家，也许是为了保持结婚时的新鲜。今天她一进门就双目低垂，努力地控制自己不要四下张望，她来得很不情愿。阿帝叔和我海阔天空地聊着，绝口不提围棋联赛，正如他下棋追求以静制动，谈话时他也喜欢别人不打自招。他的女儿只在一旁无声地坐着，一瓣一瓣吮着我拿来的桔子，有一滴桔汁溅在手背上，她低头舔了舔，她的这一动作在瞬间摄走了我所有的精神。

那大胖男人急忙将屁股从椅子上搬开，一只小肥手夹着张名片递过来，上面印着：“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血染上海》导演——杜子语。”我面无表情地将名片扔在桌子上，冷冷地说：“找我干吗？”这回用的是变态杀人狂的腔调，那个瘦胳膊瘦腿的女孩立刻叫起来：“导演，他简直能把人吓死，多棒啊！”

联赛赛场只有一种气候，永远的冬季阴寒。棋手们无言对坐，打子声如冰层爆裂。在主办人的安排下，赛场流水变换，棋手奔赴名胜古迹，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角逐，美丽景色影射在心底，如死人脸上的扑粉。每变换一次地点人数便急剧下降，失败的棋手被淘汰在一座座城市。现今联赛的规则已经更改，不再是集体式的一拥而上，而是在集体的名义下个人间的争胜，所以只有强者才能走完这条名胜古迹的道路，比如阿帝叔就被抛在了一座南方的水城。

杜子语以猪类的眼神看着我，忽然发出银玲般的笑声：“我们这片子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长话短说，就是写上海解放前的事但对今天的人也有教育意义；我们这片子既有哲理又有趣味，简单说吧，就是写老上海的黑帮，趣味性你不用担心，肯定通俗易懂、人见人爱-----你配什么音呀，站到镜头前当演员吧。”

阿帝叔的女儿日渐漂亮，体协中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和她必将结婚的陈旧玩笑。

当我重又划亮一根火柴，便见到了父亲强悍的肉体。这尊肉体正在向山下微微倾俯，用已消失的头颅注视着什么。我顺着父亲身体的动态向山下望去，见远远的一个人影正在向上爬来，是阿帝叔的女儿。

我暗中将场中央那人和报纸上的照片对照，这时棋局都已结束，主持人尴尬地宣布，他的确和一百个人下棋了，可惜一盘没赢。站在场中央的人保持着文雅的笑容，他平静地说：“今天我没有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我的内心比创下纪录还要高兴，我今天输了，这表明我们围棋的整体实力大大地提高了！”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没错，他是易羽的丈夫。于是我握着鸡蛋走上前去，我声音又变得和以前配音时一样恐怖，说了句：“鸡蛋。”

推开房门，家具齐备，床头、门上贴着鲜红的“喜”字，显然这是个婚夜洞房。那位大款特意布置了新房送我，诱导着我们像动物般交配，看来，他不但是小号大款而且心里变态。由于无处可去，我和她只好住下，那一夜睡得毛骨悚然。

整整一个白天，我沉浸在父亲暴虐的棋风中，体会着野兽口对口的撕咬。强悍的个体，造成物种的进化，在个体对抗项目严重匮乏的今日，围棋成了这种进化力量的最后掩体。它被拙劣地标示上“智慧”、“文化”，其实它是对自然伟力的体认方式。

制片爽朗地一笑：“当然是后者。”我第一次发现制片竟然挺有男性魅力的。

人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人，一见他，我就可以肯定他就是我从电视里看到的，在大街上遇到的，易羽的男朋友。`我的瞳孔变成了红色，指了指身旁的椅子对他说：“坐下讲吧。”然后我听到一声电脑失灵时发出的怪响，那把椅子是美工在昨天晚上帮我赶制的，是个特大号的老鼠夹子。至于摄影，刚才制片看懂了我的手势，往他身上扔了块蜂蜜，估计现在他几经被马蜂们舔成一份汉堡包了。

因为她是少有的高挑女子，所以爬起山来显得跌跌撞撞。从她爬山的劲，我就知道她将和我长久地纠结，我和她之间不是一次性行为就可以简单地了断。

第二天醒来，我步伐轻快地走进体协会场。在体协领导热情的表彰后，记者们的提问完全是唱着反调。面对：“你因何突然认输的？”的激烈谴责，我不能回答：“为了和人约会。”就说是心理压力过大，面对“那你为什么连第三名也不争取？”，我不能回答：“如果我不弃权，就还是没时间和人约会。”，我只能再说我有心理压力，出于动物的自我保护天性，我本能地装出一副痛苦表情。我的可怜模样引起了记者们的同情，他们小声议论着，不好意思继续发问，我暗自庆幸又过了一关，不料坐在现场的阿帝叔突然发言，说出了一句日后广为流传的名言：“一个棋手就算要死，也得爬到棋盘前。”

我不断地在深夜的马路奔跑，在亢奋身体的同时体验那棋盘上的隐形力量。后来，我深夜出门的习惯被她发现，开始小心地追踪。为了跟上我超人的脚步，她买了一双旱冰鞋，运用所有冰上技巧，在我身后五十米外高速滑行。

“在冻土中的你省是这位神灵尚未光顾的角落，那里人们旺盛的体能令她倍感新奇，她需要借助新的人群令自己发育成熟。她制造了你父亲的胜利，你的父亲是一艘供她出游的快艇，也就是古语所言‘时事造的英雄’，至于你父亲的真实棋力，不见得如时事中般高强。”

这一事件越炒越热，我省突然有了数量庞大的围棋爱好者。

她没有向空中蹦去，见我迈出那一步后，她就一动不动，最后她说：“不要瞧不起我。”她生意背运时嫁给了一位年长的棋手，也是在公园的舞蹈班中认识的，极为风度翩翩。那个丈夫已日渐老化，一开始就不约束妻子的行为。虽时有不忠，但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第一次摸棋子时就感受到父亲的大脑与我重叠，眼前出现一只巨型手掌的幻像，手指间飘着白云，事后妈妈说那是家乡一座山峦的形状。由于我过早地来到城市，对家乡的记忆已模糊一团，所以这清晰的视像只能源自父亲的大脑。

作为一个上年纪的人，两天的时间是很好的喘息，但杭折扇并没有抓紧时间，他用了整整一天带着我四处游玩，同去的还有他年轻的妻子。

我回到了摄制组。摄影棚中搭建的唐朝宫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黄色斑点，还有一团蠕动的白球挂在棚顶的灯架上，制片憔悴地坐在角落里，往身边一尊唐代大鼎中吐血。他见我来了，喃喃道：“瞧，不但是蚊子，马蜂和白蚁也来了，比你早到了四天。”两百多唐朝服饰的官吏、商贩、士兵、妓女睁着麻木的眼球瞄着我，老天，我怎么会当上导演！

我也想过自己对此不依不饶的原因，因为我5岁他就死了，没有留下多少确切的记忆，只保留下一张我小时候的蜡笔画，上面是他的脸，一个圆圈两个黑点。我很思念他，但我的思念没有落脚点，也许为了回避这个情况，就将他变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悬念，借以消耗思念。但他的身体脱离头颅飞奔而去了，明明是个含冤待雪的形象——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记忆？

那天突然响起了门铃，门外还有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大骂。我怕别人找到我，便装了个机关，只要有人一按门铃，门把手就会努成直筒，喷出水来，那个位置刚好可以将人滋成小便失禁的样子。透过门镜，我看到杜子语和智历芳，据说他俩现在都已混得很惨。他们相互埋怨着，试探着一次又一次按了下门铃，一次又一次地被浇湿。

当我们走到第四十步时，我从棋盘中取出一颗子，握在掌心直伸到棋盘的中央，我的这个姿势大概停顿了三秒钟，然后我的手掌一翻将这颗子按在棋盘上，当我的手撤开，光亮棋盘上的是一颗反扣的棋子，大厅中立刻响起一片惊呼声，盘旋着上升到天顶。

我很怕见阿帝叔，但他晚上来到了我家，同来的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见了我总是羞羞答答，大人们开玩笑的话语往往后患无穷，她从小就对我相敬如宾，为日后的结婚做着充分的准备，因为体协内生活单纯，这个念头奇迹般地维持至今。我父母死后，体协曾要收回我家的房子，将我发配到集训队的集体宿舍，是阿帝叔制止了这一决定，当时就有人说，他是为女儿结婚能有房子。

他正在向机器人发展，讲话都成了一个字一个字蹦的电脑声，一天到晚不停，总让我以为自己在拍一部科幻电影。男女演员也受了影响，台词成了：“一、起、吃、饭、去、吧。”“好、的。”——活像两辆开到加油站的汽车。我只好将摄影开除，但他很不服气，找来医院的电脑专家和我理论。

在行驶的火车上，维持着对父亲的崇拜，看来他是全国最早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我为此感到骄傲无比，但我旺盛的精力已然衰竭，靠在座位上奄奄一息，背脊酸胀。我正在向一个人靠近，我现今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因她而起，她是我的第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路上，我的神志逐渐清晰。

离开了医院，我给易羽打了个电话：“我见过你男朋友了，这么个人也要杀，你太过分了。”她笑了三声，将电话挂了，犹豫了一下，我又打过去：“蒙古人结婚也不过杀几匹马，宰几只羊，我到动物园杀头大象，然后咱们就结婚好吗？”她将电话挂了。抽了根烟后，我再打过去，她说：“干吗？”我说：“听说你结婚了-----”我实在说不下去，就将电话挂了。

我最后一次地到了杭州，当她的丈夫说完：“没有。”两字，即将关上窗户时，我用以前当特技演员时的弹床，一跃而起蹦进她家。我仔细搜寻了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她，就说：“真对不起，把你家搞乱了，我收拾收拾。”借此又搜查了一遍，也没有发现她，就说：“你家太脏了，那那都是灰，我帮你打扫打扫吧。”借此又搜查了一遍，最后她家一尘不染，整整齐齐，她丈夫连声道谢地把我送出家门。

门外渗进的光是淡淡的粉色，我的头盖骨至尾椎阵阵发紧，以至于嗓音猛然低沉下去：“是我，跟我来。”然后我的嘴唇再也发不出声音。我带着她走入一个搭起的场景中，两天前我在这里拍了“杨贵妃出浴”，这只有一个水池和一个雕花大床，当我和她不得不坐在床上时，望着几步远的水池，我羞愧无比，第一次说话，我就把她带到了一个色情场合。她倒还未察觉，只是悄悄问我：“什么声音？”

那是难过的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决定忘了她，每当这个决定要动摇时，就说两句话给自己听，我的声音古怪，我是个配音演员，一张口便强烈地自卑。

我双手拼成圆筒捂在嘴上，使得声音变小，我说话了：“滚。”

我差一点就离开了电影界，自从我的脸出现在银幕上，民众就不许我再配音，说失去了神秘感。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我找不到她，但她很可能已经在电影上见到了我，她——我街头的所遇。

当我赶往杭州决定为她杀人时，体会到久违了的激情，这激情一旦到来她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我这段时间对她的疯狂找寻，只是为了维持激情，每次从杭州归来，我都异常兴奋，站在片场灵感不断。易羽真是我自造的一个劫吗？

看完豆角先生的文章，我对他在黑夜中的恍然大悟持怀疑态度，依据我的人生经验，现实并不耐人寻味，豆角先生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升华出恢弘的意义，只是为了回避自己的经历，出于生物自我保护的本能，篡改了记忆——也许我错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一段耐人寻味的时光，永远找不出明确定义，很久以前我曾经追查过一个女人，那次追查行为早已放弃，豆角先生的自述里，却涉及了她，将我带回到我不确切的过去。

另外，影片又停机了，没办法，当摄影的看取景器本来就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养成习惯后就难维持平衡，总将自己摔得鼻青脸肿，再受法国影片的影响，非要拍运动镜头，让人将他挂在盖楼房的吊车上，昨天连人带机器摔了下来，医生诊断为：“以后他只能活动活动眼球了。”我们立刻全哭了：“别的都不能动了？”医生沉默了一会，兴奋地大叫：“对了，他还能动动舌头！”摄影以前讲话有打手势的习惯，后来他发明了“眼势”，眼珠像赌博轮盘般滚动，和他交谈往往被催眠。

那部电影最终成了歌舞片，在公映的准备中，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闲逛，意外地碰到了智历芳，她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她是我在电影圈中的第一个女人。我对自己打了个赌，如果她说嫁给我，我就离开电影圈。

三个小时之后，围棋协会通知我和另一局的输者对局，以便决出本次联赛的第三名，比赛时间安排在争夺冠亚军的同时，一听这个时间我立刻弃权，这样我成为本次比赛的第四名。而冠亚军将在杭折扇与另一局的胜者间分配，他们的对局在两天后举行，这以前我们都是一天接一天地下棋，劳累得像是农民赶集，看来只有强者才能享受休息。

今天的事，发生得太容易。两天前我故意输给杭折扇，从而抽身而退，在他决赛时约见了他的女人。由于我从小到大的生活都是阿帝叔给我安排，从不曾筹划过什么，这个阴谋也许可笑，至于为什么约见这个女人，更是心里没数。我只是想过，要是她脖颈的胶布如我的猜测，作为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可能会来找我。从西湖那天到决赛中间隔了一天，我一整天都坐卧不宁，总劝自己宽心起来，因为她根本不会来，但事与愿违。

就在母亲死去的那一年，我将对父亲死因的调查暂且放置一旁，我必须日渐成熟，否定一切荒唐的想法。如果我像我的父亲，我会过早地死去，如果我是我的母亲，我也会过早地死去，所以我决定以一种迥异的方式生活下去。

反正拍了，我们从摄影棚走进城市，那群马蜂也跟着凑热闹，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大街上除了车窗上摇的汽车，什么人都没有。制片每天大笑三百声，有了这群马蜂，无论走到哪里，就算我们想交场地费，也找不出一个人来。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像在唐朝，有着文物百官。

全上海的街道中，我最有感情的是陕西南路，可在这里再没遇到她。而我遇到了一件改变我命运的事情。那天早晨我叼着根油条去录音棚，却见一帮人挤在那里，一个束着辫子的大胖男人坐在麦克风前抽着香烟，其余人嘴巴一凹一凸地嚼着口香糖，弄得棚里一股刷厕所的味道，在他们的中间有一个瘦胳膊瘦腿的女孩。我一进屋便咳了一声，用的是给外国杀人犯配音的腔调，他们立刻都流露出畏惧的表情，我隐约地听见那个女孩嘀咕了一声：“真酷！”

在联赛上遇到杭折扇后，他就将我作为侄子，将体会到的围棋奥妙无保留地揭示与我，他的语言闪烁着南方文化的灵性，而阿帝叔只会向我摆分析图，真是乏味。比如杭折扇口中的“劫”，竟然用一句诗来讲解，那句诗为“今日我已成孤月，幸有晨辉接曙光”，劫只是早晨的一弯残月，本身光明淡薄，但整片的天空已经亮了起来。不要赢劫，但要通过反复争夺将这个劫弄得重要无比，让对手不惜任何代价去赢这个劫，所谋求的其实正是对手的代价，这便是“接曙光”的意指。我的阿帝叔就没有这种诗化的领悟，我跟他学了14年，却不知围棋的意境所在。每每听完杭折扇讲棋，我并不羡慕他的智慧，而是感慨如此的智慧该由多么惬意的生活滋养。

她将上海的那场雨带到了杭州，出了围棋会馆我俩默默无言地走着，当我和她都冻得发颤时，她说：“算了，你不会杀人。”我感到很惭愧，低着头不敢说话。她说：“你拿着个鸡蛋干吗？”我就将制片给我讲的信心问题向她解释了一遍，她立刻迎着雨跳起，作了个芭蕾经典的凌空劈叉，半空中全是她的笑声。

在数亿年生物的彼此撕咬中产生了人类，每一代的人类也在大规模地相互伤害，但几千年高频率的悲剧事件，并未使人体有丝毫演变，这就说明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走错了方向。我们陶醉于老谋深算的打斗，却越来越衰弱，那种不动声色地毁掉同类的智慧，并不能带来任何进化。正如我身边女人的父亲那样。

我又戴上了墨镜，发出变态杀人狂的声音：“告诉我，易羽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位专家感到很为难，想了半天，说：“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于是，我把他放了，没办法，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想靠在树上抽根烟，那树却蹦几蹦闪开了，原来是美工装的，他想除掉摄影棚中的马蜂，就想了这办法，装成一棵树引马蜂来安家，然后每一小时偷偷挪一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马蜂带到马路上，显然他没想明白到了马路上后马蜂会拿他怎么着。

她若无其事地喝着饮料，野兽汲水般伏在桌面，伸展出结实的勃颈。她随着吮吸，后背的肌肉逐渐缩紧，我俩都有一个坚硬的背脊。

慢慢咀嚼着草籽，沉入梦乡。我闭拢的双眼，令她有一种面对奇迹的感动，她像在流星前许愿般地小声嘀咕着对生活的憧憬。迷迷糊糊的听到她说道，以后不当模特了——

回到家后，她仍然未醒，躺在她身旁，有一种类似于睡眠的感觉。刚才的奔跑，令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体力，父亲也应该是在死亡的一刻突然领悟到体能的美妙，所以抛开头颅永远奔跑。我本就是个体力化的人种，围棋这门智力活动，违反了我的天性。望着身旁沉睡的女人，我一下子扭住了她的小臂——

我紧张地准备着。在我的影片中男人没有把女人吊死，影片的结尾一个女人在快乐地独舞。影片结束，在灯光亮起的刹那，我眼前是纯粹的黑暗，在这一刹那，我领悟了易羽名字的含义：

在过去时光中的某一个十年，许多事情神奇得不可测度。我听妈妈说，那时阿帝叔因为下乡改造的缘故来到我省。在卷曲树叶形状的省份中一个卷曲树叶形状的小村，和他同来的围棋手或是老死或是以特殊关系返城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孤单地留在那里。在一次种田的间歇，他躲在闪动的树叶阴影中算计，觉得自己可以忍受在种田程序中日渐衰老，却悲观地感到当体力被那套程序耗尽时，偏偏还有什么仍在活动，难以疲惫，那就是智力。

这是今天她跟我说的唯一的句话，二十分钟后，她衣裙齐整地离我而去。

记得他女儿刚和我发生关系后，来不及重新穿衣便去察看房间，赤裸的逗留在每一角落。她入神观望的样子令我哀伤，原本我俩可以按照她设计的轨道，成为完美无缺的一对，但阿帝叔突然的反目，令我俩加速度地撞在一起，撞得一切失去美丽，她的确值得同情。

她批评我的制片根本不懂围棋，据她丈夫讲，两人下棋如同一起被催眠，被打消了所有坚硬的心理伪饰，坐在围棋盘前，内心山洪般地坠泄，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一点歉疚感，就必输无疑。当她的丈夫看到自己的对手望着她的眼神，就知道必将胜利，根本不用作什么交易。只是他和她都没想到，那个对手没走几步便主动认输了。

一个劫的下面滚动着整局棋的活力，是深海的漩涡。

和她相处，我发现了自己越来越多的优点，总能将她置于兴致勃勃的状态。比如我提出的装修方案就令她激动不已，这个方案是“简陋和华丽的对比”，将墙上的白灰统统刮掉，裸露出水泥砖块，但上面安置了一对高级音箱；将家具上的油漆统统刮掉，显现出铁丝和木纹，却摆上一套西式高脚杯。由于这种强烈的对比，高级的东西就显得太高级了，那是从围棋上得到的灵感，我将已存在的一切作“劫”般毁掉，以便体现别处的价值。我那时装模特的女友，总能接触到国际潮流，她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新的家居理念,看来她真是事事顺我。

我处在崇拜自己父亲的狂热情绪里，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在棋盘上表达这种超乎智慧的自然之力，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他像谭嗣同一样，为了保持激扬早早地死去，将自己的一生变为一个启示。

她的瞳孔重新对准我，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还行。”

正在一筹莫展，道具师来了：“我偷听了很久，看这是什么？”我们一看，是摄影棚中的白蚁。他说：“我们将这窝白蚁的身上都涂上毒药，然后扔到那人家里，四处一爬，粘上一点就给毒死了。”我们都很兴奋，但仔细一分析发现：第一，最先被毒死的肯定是这窝白蚁；第二，那人肯定会买灭蚁粉的，反正这窝白蚁凶多吉少。

棋盘上空出的一点显露出棋盘的本色，莹黄的木漆光泽令人神伤。

我等待着她的勃然大怒，这一切我始料不及。

很奇怪，当她讲这些我原本很想知道的事时，我并没有兴趣，这时雨停了，我打断她的话，说：“我先走了。”

从她的角度看，摄影棚是空洞洞的一片令人发晕的兰黑色，科普杂志上讲离太阳最近的水星上就是这股颜色，摄影棚是世界上最怪的场所，既回音又吃声，所以她的声音变成：“我爱导演。”我离开高中女生循着门口的光线走去，那种诺言我听得多了，没有人当上演员后会放弃剥导演的权力，如同一只狼保证它得了厌食症从而要求睡在羊身边。

杭折扇在不停地讲着，她在没完没了地吃喝。我脑中想象着她鞋外的双脚，忽然有种委屈的感觉，出于报复，我的脚按着那根扣带，悄悄将她的凉鞋远远带走，这个动作干净利索，跟刚才全然不同。

我倦透了，听着他俩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吵，忽然有了摆脱唐朝的灵感：“喂，别闹了，反正已经坏了，咱们就不拍唐朝了，还用这帮演员，拍、现、在。”制片愣了：“拍现在得花多少钱！”美工支持我：“咳，现在不值钱。”制片一听极为兴奋：“好，不过还得让男的把女的吊死，这是卖点。”我说：“行，唐明皇怎么对付杨贵妃，我们就怎么办，不过我建议咱们这回一下吊死两个怎么样？”制片：“不愧是拿过世界奖的导演，这下我更有信心了。”

他是个下棋的。

体协大院中有诸多的队伍，聚集着大约五百少年。我经常去的是体操队和滑冰队，每当看到那些小女孩从木马上摔下或是在冰场上滚出去好远，我总是充满快感，想象着把我假想的仇人摔得鼻青脸肿。同龄的队友十分不满我看着女孩哈哈大笑的举动，认为我丢尽了围棋队的脸。

今天我知道了易羽的事，在1999年的围棋联赛后，传出一个丑闻，说两个棋手作了笔交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老婆睡了一觉后，就在比赛时故意认输了。至于这个丑闻中心的女人，就是易羽，作为一个围棋爱好者，当易羽第一天出现在摄制组，我们的制片便一眼将她认出，如果她想杀人，就一定是她的丈夫。

当这只手掌在我瞳孔中显现时，我的手落在了棋盘，对手的一串棋子无声地死亡。我顺利地通过了棋力测试，终于在9岁的时候作为神童进入了围棋省队，这个父亲生前的集体。我接触了当年与他为伍的所有人，那些我叫作叔叔的人，沉默寡言地度过了青春期，没有和任何一位叔叔的女儿恋爱，我害怕性爱关系化解了血海深仇。

他们激动地要带我去看那失去精气的山岗，由于没有手电，便一人拿了盒火柴跌跌撞撞地拥我出门。我抢过盒火柴坚持要一人独往，他们有的人仍不依不饶地追出了好远，泪流满面地摔倒在路旁。

制片不断地吐血，使得易羽过意不去，就常到拍摄现场来，给他送几双袜子或是手套，制片攒多了卖出去又赚了一笔。我万分嫉妒，因为易羽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制片的女友，早知道我也该吐血。我很清楚，任何一个女人都在心底渴望能糊里糊涂地生活一段时间，易羽以卖衣服为借口挤进了摄制组糊里糊涂的生活，可她从不巴结导演。

她从小就是运动员，每天在冰场上运动十二小时，今日的她已力大无穷，而我们下围棋的是体协中独一无二的赢弱人群，我的手甚至无法抓牢她野兽般绷紧的四肢，最后我还是将她制服，但总觉得她在让我。

我的生理在这一秒钟迅速成熟。

我飞奔在柏油马路，口中喊着：“能！”，像一辆赛车一样追向那辆轿车。那司机望着窗外的我，终于泣不成声：“我没惹你。”然后停下车来，双手抱头。我深感不安，于是对他进行了种种开导，他流着眼泪向我保证将勇敢地面对生活，不管碰到什么意外。最后他说：“大哥，你想去哪，我都送你。”我说：“我想回家。”

体协会场中轰闹的人声令耳朵鸣响，室外却寂静无比，穿越了一条阴冷暗淡的长廊，走出大楼时被阳光袭击，两眼中忽地全白。我捂着眼睛蹲在地上，犹如小腹受到了一击，想到自己在众人眼中已是个懦夫形象，视神经的疼痛一直连带到脚跟。在阳光下好一会，眼中的万象由一层浅棕色开始，附着上越来越多的颜色，终于辨清眼前的两段圆物是女性小腿，胫骨部位的皮肤游动着白皙的光泽。

我父亲陪阿帝叔下了七年的棋，消耗了他七年的智力。七年后阿帝叔返城，但没能回到他的故乡，他去了我省体协，一去便赶上全国围棋联赛。那时百废待兴，各种机制争先建立，比如体协中的围棋队，有了围棋队便要参加全国联赛，但阿帝叔的围棋队就他一人，这样的队伍无法在全国亮相，为了我省的荣誉，他从那个小村召走了我的父亲。

我去了，一去就被明确地告知：“你这是心理作用。是不是有什么事不顺？”得到的医嘱就是让她一定要事事顺我，估计所有的男人都希望从医院得到这么个药方，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欺负老婆。

当我在棋盘上放弃这个劫时，内心已下了个决定，有一件事必将发生。

西湖在早晨七点是太阳的化身，我眼前的是亮得目痛的白炽，仿佛从联赛回到我省的那个正午，西湖白灿灿的水面非眼睛所能接受，我的视网膜常人般娇嫩——我已不再是强者。在那片宽广的白光映射下，我奔跑的身影突然萎顿，盲人一样摸索着离去。

他整了整不需要整理的前额发丝，将一颗黑子打在了棋盘的右下角，发出了清脆的声息，这次下棋的只有两对人，回荡在大厅中的落子声终于清晰可辩，今日出现的第一步落子声令我心旷神怡。

她落下来后对我说，她早认出我是当年马路上拦着我胡说八道的家伙，就在第一天到摄制组时，那时的我已经无比的酷，她笑起来：“要说培养信心，你们拍电影的最会培养信心了。”见她这么高兴，我急忙点头称是，并对她的舞蹈姿势表示赞美，她笑得鼻梁皱起，又单足转了一圈，雨水湿了她全身，乳房和臀饱满得犹如张开的弓弩，她问我：“你看我像搞体育的还像跳舞的？”我说：“搞体育的。”她说她也曾报过公园里舞蹈班，疯狂跳舞，但她的身体是健壮型，教练为了把她培养成才，特意从荷兰买了台削苹果机，说只要到里面转上一圈，就会符合艺术标准。她不愿意，就从舞蹈队退出来，又四处卖衣服去了。

目前的全国联赛已经规则精细，所以也就不会再有奇迹。我的那些围棋队叔叔多是当年受到我父亲胜利的感召，方才开始学围棋的，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行业转成围棋手，进队时多已三十出头，这一现象只有我省才有，实践证明围棋必须从八九岁学起，我省当年的作法无疑是招收了一大批业余爱好者，但他们的到来令围棋队充实起来，终于像个省队的样子。这种滥竽充数的做法迫于无奈，事实证明，现在连充数的滥竽都已没有。

三个小时后，我的家外响起鸟叫声，可能过一会天就亮了，我周身的皮肤酸胀，易羽在说着梦话。天亮时我将手探到她脖子下面，仍然炙热，又摸摸她的额头、小腹、后腰，她病了。我太高兴了，在等待她退烧的几天，她一直在我身边，由于浦西的搬迁规划，我得到了浦东的一套三居室楼房，从而有了和女性相处的空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是错的。

拍爱情吧，当导演的得给演员说戏，我就将心中的痛苦讲了出来，结果没一个能演得了，都说太痛苦了，气得我追着他们讲，弄得全剧组人心惶惶，最后他们向我哀求：“导演，咱们还是犯罪吧！”

交易是她作的，由于在生意场上厮混多年，她有些迷信因果报应，认为棋盘上的输赢由棋盘外决定，事与事之间有着欠账关系，那个对手主动认输，她丈夫就欠了一输，这一输会神秘地着落回他身上，老天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确立公道，丈夫将输掉决赛的预感深深困扰着她。让自己的丈夫享受冠军的荣耀，刺激着女性所有的细胞，所以当那个对手提出约会她时，便答应了下来。她迷糊糊地认为和那人睡了一觉，世界就恢复了平衡。当她从那个对手的房间走出时，有一种牺牲后的自我感动，紧接着就进了围棋赛场看丈夫下棋，但他却输了，她呆坐在当场，一种巨大的羞辱感突然袭来。从此一入家门便昏昏沉沉，于是跑来了上海。

望着那辆逃走的轿车，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片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体协，还经常放映一些内参电影，其中有一个长跑运动员的故事。在号称“雾都”的伦敦，受气候影响，有个小孩往往尿炕多年。小孩每天在放学后便竭力奔跑，他要在学校公车路过他家以前，收走挂在阳台的床单，那些床单上是他尿出的一幅幅世界地图。他后来终于走向世界，由于每日的与汽车赛跑，他长大后成为奥林匹克冠军。记得电影刚放完时，有位教练站起身嚷道：“一个尿炕的老外都能拿世界冠军，咱们能不能？”许多激动的小孩立刻大叫：“能！”

他看了我很久，忽然肩膀转动，我顺着那方向看去，电视屏幕中出现了他老友杭折扇的身影。电视中，棋局已经结束，裁判数子后判定杭折扇输了。他脊椎如钩地陷在沙发里，手指死死地捏着一颗棋子，嘴角抽动出向裁判讨好的笑容，忽然低声地说了一句：“再数一遍吧。”他连续念叨了两次，那个声音近似于哀求，但现场没有人听到，只是被摄像机的话筒录到，传导在电视上，他失败得太没有尊严。

我努力挣开双眼，死死抓住桌上的棋谱，希望在棋盘的经纬线中辨清内心，翻到一本名为《围棋梵高》的书，上面有句话“今日我已成孤月，幸有朝晖接曙星”，我问制片：“这就是打劫吗？”制片：“对了。”

望着这个劫，我又一次感受到父亲的亡灵，灵魂是一种迷惘的感觉。

这座失去精气的山岗已没有一株植物，甚至没有一只蚂蚁，在全无生机的黑暗里，我体会到原始人对于天黑的恐惧，每一次夜幕降临都是一场灾难，为了躲避黑暗，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睡眠。

我觉得太天真了，美工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将灯光师叫来。灯挂师是甲级烧伤，为了在高温灯火中活下去，就猛练毛孔的散热能力，他吃饭时将衣服脱光，然后将饭菜一洒，我们仿佛看见八亿张嘴在同时咀嚼。照理他应该有点变态，肯定杀起人来毫不手软。他用浑身的毛孔注视了我很久，方缓缓道：“太好了，我一直觉得导演气宇非凡，能干大事，我没看错。这样吧，把尸体交给我，毁尸灭迹也就是我出一身汗的事。”我和美工对他肃然起敬，他用没有嘴唇的嘴笑了一下：“但要说怎么杀，就得问管服装的师傅了。”

她递给我一叠照片，说要卖掉照片上的衣服，我的天，唐明皇即便逃亡时再匆忙也不可能穿牛仔裤，更无法想象杨贵妃穿着超短裙上吊。看来她真是缺钱，我对她说：“不可能。”她说：“为什么不可能？你拍的是艺术又不是历史。”她眉眼极为舒展，微微上挑，使得笑容特别柔美----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拍的到底是什么，就买下了她的服装，包括三百多群众演员一人一套，去取货时，管钱的制片主任口吐鲜血被送进了医院，可能是误诊吧，竟没检查出病来，于是制片主任养成了每天吐一口血的习惯，后来他买了个金鱼缸盛血，多了以后，卖给医院倒也赚了一笔。

他们走后，我家桌面上绽放着一朵葵花，围绕着中心片片对称，那是她剥开的桔皮。

我用脸上的露水洗了洗脸，然后将怀里的野猫扔走，我昨晚上抱着它取暖。等了许久，她终于走了出来，我俩彼此一惊，双方都漂亮了不少。她在向我靠近，脸上是死板的表情，步伐富有弹性，在距我一臂的位置坚定停下，正要开口说话。在她口腔中即将有声音发生的一刻，我咬住了她的脖颈，痛快地想到这里将贴上胶布。她的身体在我臂弯中前撞后撞，终于冲出，重重摔倒。

智历芳在透镜中显得很难看，两年前她还用她的身子鼓励我作出种种惊险动作，现在，我已是著名导演，不知我那位会吐血的制片许诺了他俩什么。

我情绪激动地冲进食堂，以后就可以在这里吃饭了！

我稍一愣神便恍然大悟，轮起铁制衣架，锤碎几片方砖，从地底下拎出一个人来，一脚将他踢开。他是我们的美工，前几天搭景时错将自己当成块砖头糊进水泥，为了防止他再遇到什么更大的危险，我们也就没将他挖出来，以至于拍“杨贵妃出浴”时，整个地板都发出“嘣嘣”的心跳。

她没能活到100岁，在我15岁的时候死去，是自然死亡。她死去的那个下午，我忽然想尝尝她嚼的草籽滋味，在家中没有找到，就跑去了她的食堂。她就工作在食堂，可她没有让我在食堂中吃过一顿饭，总是在家中做好我的吃的。她凭着简单的信念走完了一生，我就是她的信念，在她怀我时农村的亲戚给她算命，说必生贵子，她对此坚信不疑，怀着巨大的成就感将我生了出来，我的一生在她的头脑中已被充分想象。

当我在整理样片时，看着显影灯下一格格的胶片，脑中总出现易羽，她睡着时的样子，她说“死”的神情。为了散心，我常到种种商场中逛，看着拥挤的人、拥挤的商品、拥挤的我的心，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我将电视关上后，坐晚上的飞机离开了杭州。临走前没有去看杭折扇或他的女人。

噢，是这样的。两年前，我还是个替身演员。我们的导演在影片拍完后，才发现这片子他妈的糟了（导演原话），他想让别人替他的名。这位导演的劝说方式有问题，他总是大大咧咧地说：“这片子真她妈低级，帮我个忙，算你的吧。”结果全摄制组没一人愿意，我那时作特技出了事故，像一滩鼻涕躺在医院，智历芳给我买了串香蕉就不再来了。那段时间我只能听到耳根后血液流动的声音，为了假装听见，别人一说话，我就点一点头，反正结果就是我成了导演。意外地那片子在国际上的“可乐”电影节上获了大奖，我成了著名导演，至今可乐公司还一月送我箱汽水，反正，那片子我至今未看，据说非常之好。

我天天晚上修改剧本，在我的影片中，上海盖了一百年，就是为了谈场恋爱。自从制片扔了那块蜂蜜以后，我俩就成了朋友，他经常穿过几条马路为我买一根冰棍，他花钱越来越大方，连美工都劝他省点。他喝酒，但从来就是一个人喝，拍“现在”后，他常花自己的钱请大家喝酒。一次喝醉了，他小声说，实际上声音大得每个人都听得见：“导演，告诉你个秘密，我以前吐的不是血，是从你那偷来的可乐，我这么作是想提醒你，出来作事不容易，需要节制。”美工扑过来和他抱在了一起，哭了好一会，转头对我说：“导演，你发现没有，这些日子，也没人剥你了吧，因为，大伙愿意拍现在！”制片补充：“导演，我再偷偷跟你说，人，永远不会变成机器人。”

我所在的省份是一片枯萎树叶的形状，有着那篇报纸上所说的冻土，恶劣的气候让心灵难有余绰。围棋子晶莹光滑，应是南方和缓的水流冲刷而成，而我们的手过于粗大。我省的人体力充沛，这是亚寒带人种的共性，他们在诸多体育项目中轻易地取得成绩，有着温带地区羡慕不已的爆发力。但在各种棋类比赛中，却缺乏控制力，在棋盘上展现了亚寒带特有的思维不连贯。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不曾得到异性的刺激，所以我发育不良，只好专心下棋，我坐在棋盘前总是垂着脑袋，观看着棋子冷酷的黑白，我以不抬头的姿势活到了二十六岁。让我抬头的是一条浅兰色纱巾，那是我在第一次参加全国联赛时的所遇，令我在成为强者的道路上停顿了脚步。

9月30日，晴。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围棋会馆，我父亲当年扬名的地点，它是这次联赛的终点，全国名次在这里产生。下午两点，我面对着一位棋手，他优雅的合上折扇，夹起一粒棋子缓缓打在棋盘上。我向棋盘看去，在复杂的黑白子中有一点空白，是“劫”。

他老了。

出了飞机场，杭折扇就我请到他的家中，在那里他的妻子解下了纱巾。她果然有着挺直的鼻梁圆满的脸庞，我还发现在她的脖子上贴了一块拇指大小的白色胶布，她抱歉地说是不小心碰伤的，杭折扇冷漠地看了她一眼，没有任何关心的表示。

在她的脚弓骨上有一道粉色的压痕，我一直关心着她已经解脱的双脚，那双脚呈现出松快的姿态，仿佛卧在沙发中撒娇的女人。我的鞋子踩上她摊在地上的鞋带，在那一刻，她胸口前耸，腰部骨节响了一声。我踩上的是她的鞋带，却好像踩到了她的肉体。

制片的房门我们敲了很久才开，他红着眼握着啤酒，我们都以为他失恋了，后来发现他在看电视。他是个怪人，从来也听不到他为足球叫嚷过，却总在转播围棋时小声嘀咕些“夹”、“气合”、“打劫”等等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话。他开门前在看围棋赛转播。

摔在地上的她，身体旋转出无尽的曲线。她脱落的鞋被我踢开，远远停在这团曲线的边际，在她发出呻吟之前，我飞奔而去。

父亲为了追求下雪的动感效果，想在每一人身上都溅几点石灰，当他望见一个蹲在田埂树阴中发呆的人时，便毫不犹豫地将一刷子石灰甩了过去。石灰打在那人身上发出粪便落地的响声。那人转过头来，怔怔地说：“我教你下棋吧。”

杭折扇狐疑地望着我，我没有和他维持对视。现场的记者和棋协人员构成个半圆形围拢过来，我扭过头瞪着这群人，他们纷纷垂下头站在原地，我对于自己的威严感到满意，然后我姿态庄重地起身，快步离开了那里。

望着这尊在我眼前耸挺的躯体，连吞了三片生肉方止住胸腔内的闷热。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那个鸡蛋自动地碎了，从里面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鸡。

我和她从小就在一起，由于大人们的玩笑，她当我媳妇的心理准备已经作了十七八年，和我一好，立刻进入角色，充分表现着自己的温柔体贴。对于我的抓耳挠腮，她特别的忐忑不安，带我去各大医院看病，均无结果，最后她说：“要不看看精神病院？”

她在五年前个子迅猛增长，这样的身材已经很难胜任冰面上的高难动作，就转而加入了省模特队，从此天天在一间废弃的体操教室里走来走去。将时装表演作为体育项目，这样的事只有我省才有。她身上是一条低胸露背的花裙，印满了鸳鸯蝴蝶的图案，很像是农村里洞房的床单。她将穿着这床单进行时装表演，令我省民众大饱眼福。

但我抓耳挠腮的毛病仍未减轻，最后她说：“要不要看看蒙古大夫？”

考虑到结婚是她从小到大的唯一理想，她终于有了新房，我不能过于残忍。

吃晚饭时，杭折扇故意多喝了酒，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将我的脑子搅得一刻不停。也许他想干扰我对他妻子的猜疑，他离开杭州已经一个月时间，他妻子脖颈上的胶布一定与他无关——想到这一点，我忽然有种莫名的亢奋。

当我们把来意表明后，他毫不犹豫地说：“嗨，把那人从楼上扔下去，不就得了。”我们大吃一惊，觉得真妙。制片挥挥手让别人退出去，轻声问我：“你要干吗？”他那招的确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将易羽的事情告诉了他，听完，他从内衣兜中掏出颗鸡蛋，神秘地说：“要是杀这个人，用一个鸡蛋就够了。”我：“那个玩电脑的怕这个？”制片依然神秘：“错，不是他。怎么说呢，你只要到你要杀的人面前，把这个鸡蛋弄碎就成了。”我：“那是她丈夫？”他的表情神秘莫测，我又问：“这事一定要慎重，你究竟能不能肯定，易羽到底是要杀她男朋友还是她丈夫。”

他吃惊地瞪了我一眼，许久，小声嘀咕着：“一位老前辈曾经说过，当不按常理摆上越来越多的棋子后，就什么都可能发生。”他停顿了一下，恢复了正常音调：“豆角，这是你父亲的取胜之道，作为他的儿子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你已经牵扯得太广，什么都可能发生。”

第二天早晨，她脸色发青，无助地问我该如何是好，我想了想，说：“咱们决不能让那大款得逞，我建议将这里改成我家那样。”她立刻昏倒，醒来后身上散发出母性的伟大力量，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这间新房，决不让我在墙上打洞或是锯掉个床腿，她哀求般地对我说：“让别人准备洞房，并不见得就受了侮辱。”——看来女人为了追求幸福，天生的容易妥协。

她的头发剪短了，发根处微微有些发黄，对于我，她就像是电影《王子复仇记》里的丹麦皇宫，打开哪扇门都是空荡荡的房间，不让我见到任何内容。

全场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看着我咬牙切齿地捏那个鸡蛋，由于如果是磕碎的就失去效果了，所以我硬着头皮捏下去，但那个鸡蛋死活不碎，我听到有个小孩在问他爸爸：“那个叔叔干嘛呢？”“可能为了庆祝，在表演魔术。”旁边有人说：“别说了，好好看。”

我戴上礼帽，端着左轮手枪，照照镜子，架上墨镜后的面孔有一种牙痛患者的酷劲，惹得那瘦女孩时常用她的乳房碰我一下，她叫智力芳，很快我俩由无所不谈变得无所不作。影片首映时我才从演职员表上知道她是制片人，让我生气的是，影片放映后，我才知道我扮演的角色是个蠢货。

但省体协对我父亲的死解释得十分复杂。由于棋盘高度抽象的经纬造型，有许多远古的学说附着，与我父亲相关的是“五行之说”：在头顶的夜空中有金木水火土五块星云，地面镜子般将它们映照，随着天体的运行，它们的影像依次流过大地，人的生命在它们的光影中生成。父亲的棋风被人们一致形容为乱糟糟的火焰，他在那一年联赛中的出众表现，被认为时当火性星云流过大地，正是所谓时来运转，当这片星云流走后，他的生命想当然地枯竭——对于这个古老的学说，我觉得狗屁不通。

因为我的声音阴险无比，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喜欢刺激，就将一切危险的事都交给我做。我后来心惊胆跳地成了个动作片明星，有不少崇拜者，以至于谁家摔死只猫，都要到法院去告我，说是受了不良影响。

在陕西南路的一条岔道，她有间小房，日本式的布置，所有的东西都扁扁的，没有高度，除此外就是成堆的服装。我坐在椅子上和坐在地上没有多大区别，她不断地给我倒水、削苹果，其实在等我说话。我说话了：“真要杀了他？”她稍稍低头，可能在点头也可能不是。我接着说：“有一天，我已经用老鼠夹子狠狠治了他。”

她浑身湿透的样子令我心脏绞痛，我对摄制组下命令：“能不能找块干净的地方？”制片望了眼烟雨蒙蒙的上海，没说话。美工指了指天：“只有飞到乌云之上。”我说：“好，你去办。”当易羽走到我面前，美工把我俩弄到了天上。

面前那些惊慌逃窜的汽车，模仿着我毫无规律的步伐，我身后滑旱冰的女人也在模仿着我的步伐。当一个人被频繁模仿时，巨大的使命感会油然而生，为了解放所有汽车的生物本能，我决定露宿街头。

当我与杭折扇的棋谱传真到我省后，当地报刊已经将我那毫无理由的认输炒作得沸沸扬扬。

我和她在床上翻滚时，冲满了报复的快感，想像着阿帝叔被气得死去活来，但生理的一切安宁后，猛然想到我还是成为了阿帝叔的女婿，怀抱着她，有种强烈的被命运捉弄的感觉，阿帝叔想办的事情都实现了。

我掉头就走，她花容失色。她“相敬如宾”的美好设计被粗暴地打碎，丧失了智力般远远跟在我的身后，如同一条失宠的小狗。当我打开家门时，她犹犹豫豫地上了楼梯，我怒吼：“你来干吗！”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想看看你家。”

她有男朋友——这太麻烦了！随着情况的发展，我发现了更大的麻烦。

当杜子语和周历芳被夹在门上两天后，易羽已经可以给我做饭了，但再也不让我碰她，如发现我死死盯着她，便嚷嚷：“你还要怎么着！”因为我总在外拍戏，家里空荡荡的，现在有了个女人，真想为她买套家俱。她被我看得慌了，就跳到阳台上发火：“你怎么连个电视都没有？”

两年前的影片中流行这样一个场面——男人喂女人吃饭，表示他们过着甜蜜的生活。有个男演员曾这样对我说：“哪个女的我没喂过？”令我羡慕不已，当然，这个男演员拍了部武打片后就四处嚷嚷：“谁我没打过！”所以他的话不能相信，但我第一次当上导演时，曾在日历上写到：“想打谁就打谁，想喂谁就喂谁，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在机场一见到她，我便抑制不住地想碰碰她，选择了鞋带这个最安全的接触点，这地方远离她的神经与皮肤，这地方没有她的血肉，我和她的相碰将不过是两块凉鞋塑料的相叠。我已经反复想过作鞋的原料只是些无机物组合，安全可靠。那根扣带就在我的旁边，踩上去她不会发觉，此时不踩也许就永远地没有了机会——我如此地告诫自己，经历了一次次勇气的败退，终于伸出了我的左脚，脚心心脏般跳动。

从此后我总是浑身痒痒，经常抓来抓去，弄得青一块紫一块。

每当我走进围棋赛场时，一种奇妙的回声便旋绕在广阔的天顶，那是众人对我发出的唏嘘。对于突然来临的本领，我也一样慌恐，那逆转局面的能力别具魅力，一些报道的文字晕染了我，我有一天突然就成了著名的“魔鬼豆角”。

我在此生第一次给我以冲动的女人身上盖了个戳子后，便去了父亲当年走出的山村。

经他们一说，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很有名了，一些年轻妈妈总买我配音的电影VCD，小孩一不听话就放给他们听，那帮小孩立刻老老实实。既然我如此深入民心，杜子语他们就想让我从幕后站到台前，也是他们电影的一个卖点，宣传词已经想好：“你想知道最令人厌恶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吗？”。

无家可归的我俩准备露宿街头，她知道我不愿住在她家，和她爸抬头相对。

我只得走了，我不能杀死一个这么有思想的人。噢，他当年是怎么回答“宁药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他好像是说，床应该放在房里，房中应该有张床，人们总要脱离了床来谈房，脱离了房来谈床，这说明人生是盲目的；他说，他可以不要浦东一间房，但浦西那张床必须得是双人床。

这本书的作者是阿帝叔，看完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他对我从小到大的每一局都没有忘记，书的基础是当年的复盘分析，亏得他能保存。添加的内容是他的讲评，那些讲评写得散文一般，不懂棋的人也能看得津津有味。在解释“劫”时，他甚至也用了和杭折扇同样的诗句，“今日我已成孤月，幸有朝晖接曙光”，原来他很有文化。

我找不到摄制组，就在外滩的长凳上躺了一夜。早晨醒来时，发现右手腕有一行钢笔字，噢，昨天那疼疼的感觉是她在我皮肤上写字了。这是个地址，我找到了她。

一只候鸟，在寒冷来临的最后一刻，更换了羽毛，她飞到更温暖一些的地方去了。

在床上躺了一会，估计今日赛场的所有棋局都已结束，就快步走出宾馆，等待在那栋蓝色的大楼外。一会楼门中响起巨大的回响，黑压压的人走了出来，噪声消解了沮丧与兴奋，走在最后的是杭折扇。他精疲力竭，胸口衬衫一片汗泽，不要认为围棋只是智力的付出，一盘全神贯注的对局可让人在三小时内失去四斤的体重。我迎了上去，他努力地做出一个微笑，带着脸部神经的疼痛。我问：“怎么样？”他：“赢了。”我：“明天。”他：“明天。”

他年轻的妻子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右边，紧张地抱着双腿，脸上是睡眠时的麻木神情，暖红的夕阳转成古铜色，从我的角度看去，她脖颈的那片胶布发出白玉的色泽。我轻声问她：“他后天就比赛了。”她一动不动：“对，是后天。”我：“你观战吗？”她忽然将整个上身向我转来：“我？我在家等消息。所有的决斗都回避女人。”她的声音忽然变得生动起来：“我就当他在为我决斗，女人要学会享受荣耀，对吧，豆角？”

我回到摄制组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将带回的棋谱一摊，让制片给大家讲授棋理。大家也明白我是想在他们身上出口恶气，于是都装出认真听讲的表情。在制片不紧不慢的声调中，连我都开始昏昏欲睡，恍惚中听到制片在解释“打劫”，他说：“高手会自造劫争，其实争这个劫，是为了把这个劫送出去的，以换来远方的利益。”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后，就被被关在了家里。

这本书美中不足的就是对我做出了大量的心理分析，一直从我的童年算起，看来在阿帝叔的知识体系里还有弗洛伊德学说，这些分析周密地塑造了一个自私人格的成长，仿佛我天生就是个败类。我常常气愤地想到：“难道我就不能心情不好！”我常常自怜地想到：“真是胜者王侯，败者寇。”我还常常受惊般地想到：“我的弃权，并不是像我说的是心情不好。”

在围棋棋盘上有横竖19道线，拼成324个方格，361个点。“劫”就是黑白双方在一点上相持不下，反复争夺。在这点上将蔓延出广阔的死亡，但有一丝生机会在远方钻出。为了远方的利益，高手会自造劫争。

我套着救生圈从五楼跳下，制片说这玩艺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当我穿着双胶底鞋时，美工认为就可以用高压电碰我了；我抹了点发蜡，摄影就觉得脑袋往墙上撞肯定没问题-----最后，我只有当导演才能免去这无休止的灾难，当别的还真不行，我们的摄影师为了拍个运动镜头，摔成了脑震荡；美工在搭景时，布景倒塌砸断了腿；一个女演员在化妆时舔了一下唇膏就中毒死了；灯光师浑身上下都是烫伤；服装师一身皮肤病；只有导演安然无恙，顶多像大胖子杜子语一样被人剥光，既进了影视圈又能保住一条小命，就只有当导演了。

服装师总喜欢试衣服，结果弄出一身皮肤病，他说：“你们骗他去游泳，然后，我偷偷跳到水池里。”我们都觉得这只会让池子里的人长出鱼鳞，却并不能把人杀死。

我俩的床已经被锯掉床脚，整块地软在地上，一块亚麻布就是床单，这种新颖的外观，令我俩每早起来，总有种露宿街头的感觉，一个女人能让你把床搞成那样，就说明她真的爱你。她从没有怨言，任由我将家里拆来补去，后来我在墙上打了个洞，甚至考虑如果住在一层，就挖口水井。

她的眼睛空洞洞的，上身翻转而去，恢复了一开始的坐姿。

原来她又买了一种药物，混在饭菜之中，终于起了效果。望着纸带中密密麻麻的黑色颗粒，我周身一紧，那是我母亲当年咀嚼的草籽。她对我说，这草籽中含有一种名为“士的宁”的生物碱，少量服用可以平和紧张，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安眠药的主要成分，今日已被淘汰，因为发现它对脊髓有着强烈的兴奋作用。她威胁说，多吃便会中毒而死。

那是到达杭州的第一天，我们仅存的一批围棋手刚下飞机，一条浅兰色的纱巾便出现眼前。杭州一年四季散发着懒洋洋的温和，少有风沙，原本不应见到蒙在脸上的丝纱。那是一尊强健的女人身体，胸部与臀饱满得犹如张开的弓弦，她的面容被纱巾隐藏，以弹力十足的步伐走到了我们面前。

据许多人对1979年联赛的回忆，父亲每下完一盘棋，面容总罩着股紫黑色，当他在棋盘上追打着对手时，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在追打着他。一位围棋大师曾经说过，围棋正如所有古老的职业，技能是高度年龄化的，当一个孩子过了9岁再学棋，一切便等于白废。父亲学棋时已经二十多岁，他一生的奋斗都显得过于牵强。

我的父亲在1979年死去时，我有个不敢确定的记忆，在被推进化尸炉的瞬间，他的身体猛然脱离他的头颅，一跃而起，飞奔而去。

望着杭折扇年轻的妻子，很想掀开她脸上的纱巾，触摸她的面容。她可见的体形是雕塑的感觉，甚至望她一眼就立刻感受到她浑身肌肉的重量。也许正是她身形的明确，更显得纱巾的暧昧，使人产生观看她面容的强烈欲望。我想，她应该有着挺直的鼻梁，圆满的脸庞。杭折扇似乎也对妻子的纱巾感到好奇，但没有问什么，只是将我向她介绍，我们握手了，我手中的她的手有着滚滚的热感，她的手在我手中蠕动了一下，仿佛一头小兽。

当楼上灯光灭了，我倒在草地上陷入昏沉。自从发现父亲像母亲一样嚼草籽后，我的睡眠便来得轻易，睡眠是个无法抗拒的女人，就像是她，将我紧紧拥抱。

我和她忍气吞声地住了下来。

搬进新房后，她明显地勤快多了，总是带着幸福的汗水，四处劳动。她的身影活跃在窗台上，在地板上，在所有的家具前，在所有的摆设前，不管是什么，她都像打磨钻石般反复擦抹。按照她目前的状况，我俩将来的孩子一定干净无比。

那神秘力量在父亲的棋谱上一样显现，如海面上的台风，吹出着全盘棋子的动态。随着连续不断地摆弄棋谱，那股力量不再只是棋子勾画的平面线条，它渐渐地血肉充实，活跃在我的胸腔。一天我突然痴呆呆定住，被一颗白子的细腻纹理完全吸引，当我回过神来，感到自己已空前的强悍。

女人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往往惊人，她真的找来了一位蒙古大夫，那位大夫将我的病情说得童话一般。“在人体中有四个国家，名为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中国将大量丝绸运出，但那三个国家没有同样精美的物品交换，大地上满是内疚的情绪，你的皮肤反映了三国人民的骚动不安------”

有一次我给一个演员分析角色，她越听越听不懂，终于不耐烦地大叫：“导演，我还是把你剥了吧！”我曾经天真地想到，也许精液能起到指导演技的作用，可惜结果令人失望。虽然我并不强壮，却有个外号叫作“牛”。有一次在宰牛场拍戏，那群畜生鼓着纯真而无助的牛眼，排着队向绞肉机走去，在场的女性都流出了眼泪，忽然一人叫道：“多像我们导演呀！”——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同感，出于人道主义，所有演职人员拒绝了宰牛场的招待餐，到几公里外去吃顿马肉，落座后发现那火锅上印个马头，一位来实习的化妆小声嘀咕：“还是像导演。”

我的大脑被头发贪婪地吸收，敲敲脑门会发出空洞的回响。每天照镜子时，发觉头部的影像越来越模糊，轻淡了轮廓、色彩，也许不久之后，我会像我的父亲，成为一个无头的存在。在一天早晨，她对着我的枕头尖声惊叫，我的枕头形状饱满，没有凹处。我的头颅正在慢慢虚化，她又走访了多家医院、拜见了不少江湖郎中，得到的一致答案是“脑子是越用越灵”，为了让我的脑袋实在起来，她陪着小心地说：“要不你再下下围棋。”

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活着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易羽，这个名字既不好听又不好记，为这个名字我付出代价。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对于她的美丽发出感叹：天啊。

听着他的话，我忽然回忆起，在杭州当易羽对我讲述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时，我竟然全无兴趣——我也对自己这一反应奇怪无比。我所有的激烈行为难道不是因为爱她，而是为了远方的利益？我又有什么利益，除了电影，拍电影已经让我烦透了。我在当配音演员时，作特技人时，的确梦想过有朝一日混成导演，拍一部真正的好电影。但当上导演后，却半死不活地拍着电影，难道我是借助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来激活我自己。

那天晚上，当马蜂又凑到我脚下时，我哭了。认识了易羽后，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幻觉，只要我有了这个女人，别的就变得轻了，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那天晚上，我方领悟到，并不是这样。

我知道他口中的“这件事”，指的是我突然的认输，明眼人均可看出我还远不是败局。我打开手中的易拉罐喝起了饮料，当我缩着脖子将水都喝完，身旁响起了他的鼾声，扭身看去，他的脸上泛着疲劳的红晕。

自从感到棋力已处巅峰，我就再不怕走出家门，一个绝代高手怎能怕见生人？我趁她睡着时第一次出门，数了数天上不多的星光，然后在街角的小摊上悄悄吃了碗拉面，像个微服私访的帝王。我知道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强，智力像乐谱上的符号，曲线活跃，当我开动脑筋的时候，就是一段音乐。我的身体是大脑的舞池，大脑不断地调换舞步，它没有舞伴。只有独舞者才能体会舞蹈的真谛，强者不需要来自于他方的平衡。我忽然悟到围棋是所有双人项目中最为高级的艺术，它的美感不是两人间的平衡，它的美来自于对平衡的破坏，胜负是强者的美学。

穿过乌云，是雪白耀目的世界，离太阳有些近，我脱掉了冬衣，身上残留的水珠迅速蒸发。易羽指着脚下的一块深蓝色说：“啊，上海。”美工的方法是：将我的右手和易羽的左手用根长长的线系住，线的另一端绑着我的墨镜，那一群马蜂用腿勾住眼睛架，向上飞，于是我和易羽便飘在了天空的深处。

很多年以后，我从一本科普杂志上看到“女人的触觉无处不在”。

据他们讲，父亲和阿帝叔当年常在田梗边下棋，他们分配的田地在一座土山之上，自从两人离开这里，那座山上便寸草不长。有一些老人讲，这两个人日后是大人物，他俩已把那座山的精气带走。他们走后的几年，村子遭受了旱灾虫灾，那些老人又讲，没料到他俩把整村的精气都带走了。

村子的东头是那巨大的土山，已被风蚀得过分松软。它远望便觉得非凡，如一只手五指撑开抓住大地，正如我第一次下棋时所遇的幻境。这只苍穹中伸出的手，想象中可以把大地铅球般扔走，将一切都扔走。当我们的星球在现在的轨道运行时，产生了此际的生灵，如果突然地到了另一个轨道，所有的动植物将在一秒钟变异，凹凸成另一个模样。

制片像条蛇一样遛过来，牙齿漏风，问美工：“再搭一次景，不化一分钱，可能不可能？”美工大叫：“这事你让马蜂干吧！”美工是个写实主义艺术家，上一次跟我在高粱地里拍片，是秋至，高粱红成一片，其实我只要在剧本里把“绿高粱”改成“红高粱”就成了，他却在一个晚上将十几亿根高粱涂成了绿色，他是一根根涂的，以至于身上的高粱味长久不消，到了收割季节，老乡们的镰刀总是中邪似地往他身上飞。制片是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他喜欢下围棋，因为围棋子比象棋子多好多，即便不下棋，也可用来练练数零钱的计算能力。

我们参观了许多的名人墓地和大大小小的古代寺院，最终将一块巨大的塑料布铺在了西湖边一道斜斜的草坡，躺在那里享受着温暖的落日。我躺在中央，杭折扇在我的左边，他妻子在我的右边，那女人已经走了整整一天，浑身散发着热烘烘的汗味。

我们开了个全体大会，越谈越兴奋，最后的结论是——这片子真艺术，说不定能得个奥斯卡奖。说它艺术，是因为我们最终也没能讨论出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活在现在意味着什么。

这些日子，摄影还在医院，我找了本摄影技术书翻翻，发现跟拍电影的雇佣合同差不多，我就动手拍了。今天，摄影欢蹦乱跳地回来，原以为他除了眼珠和舌头哪都不会动了，我们见他今天这样既高兴又怀疑，就每人打他一拳试试，直到他奄奄一息地说出原因。医院买了台电脑，人办不了的事，这电脑稍微想了一下就把他想好了，使得摄影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想法：人，迟早要变成机器人。

我们搬走时，阿帝叔一言不发地前来送行，后来就有不少叔叔阿姨陆续出现，自从阿帝叔公开批评我后他们就一个不见，现在却像地震前的耗子大量涌现，拥挤地站在阿帝叔的后面，集体性地表达着依依惜别，望着他们关切的面容，我满脸堆笑，心里想着：“我父亲就曾死在你们中间。”

我得了艾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围棋梵高》的销量又升了一倍。

她走后，我不知所措地呆在房间，陷入一种特殊的沮丧。我像她在西湖边一般，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时间消耗。揣摩着那个西湖旁晚她向我转过上身时的心态，我模仿着转身，就看到了有一个人以和我一样的姿势坐着，也不知存在了多久。

第二天早晨，抽签。我抽到了他。

作为省队运动员，在村子中我受到了县级干部般的招待，在公社摆下丰盛的晚宴，饭后端上了一盘黑色的颗粒，每人抓起一把，边吃边聊，我心碎地发现那是父母咀嚼的草籽，看来是我家乡的习惯。我家当年的土屋早已坍塌，有许多村民热情地让我住进家中，说一晚上只收我五块钱，我说我要在这里住上一年，于是村干部劝说大家，干脆一天一块。

一个小时候后，我提着礼物，以一个围棋爱好者的身份又敲开了她的家门。她的丈夫热情地欢迎了我，当我坐下来后，就给我讲起了棋理，我逐渐听明白他是按照围棋中“无理不应”的原则来对付我，就是对于没有道理的事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看来我最终会无趣地离去。我一只耳朵听着他讲话，另一只耳朵倾听着整个房间，可惜除了他的声音，不再有别的动静。我在她家呆了八个小时后，绝望地告辞，她的丈夫浮现出胜利的笑容，他还送给了我许多棋谱，鼓励我好好下棋，最终我以一个围棋爱好者的身份走出她的家门。

我的家俱是二十年前体协的集体财产，至今还印有白色的油漆公章，那是我父亲刚到体协时所领的分配。面对家中的女人，我将自己培养得柔情万种，足不出户地过起了甜蜜生活。为了维护她对我家的喜爱，我带领她反复装修，幸好我那全国第四多少有些奖金。

从没想过，在那次记者发布会后，我和阿帝叔一样，都成了社会名人。由于名人效应，我失去住所的消息传遍了社会。当我被赶出家门的两个小时后，有一位大款送了我套两居室住房。

我愿意接近她有一半的原因是她胸部的饱满，她属于这座城市。

杭州是座优美的南方城市，他去的第一天就水土不服，高烧病倒，但第二天他就开始赢棋。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把竹骨折扇，上面题有“雪崩”两字，那是一位杭州棋手送给他的纪念。杭州这个才子之乡讲究意境化的美感，那人以自己的传统意识对父亲的胜利进行了美化。由于阿帝叔教我父亲时完全处于过棋瘾的需要，不是胜负的正常进行，而是故意使局面混乱以求趣味。

虽然那些叔叔们的围棋事业毫无指望，但他们并不抱怨自己当年的头脑发热。我父亲当年带给了他们一种激动，虽然当他们来到省队不久，他就死去。他生前应该有个惬意的集体，不知为什么没有存活下去。

我和周历芳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她这句话我也不知在多少个剧本上看过，但亲耳听到，仍让我感动，我要看看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在透镜中，杜子语一脸的肉全垂在她脖子上，正叼着她的耳朵，她一巴掌拍过去，虚声叫道：“待会！”我叹了口气，隔着门对他们说：“将把手向上揪一下，门就开了。”然后，我听到杜子语的惨叫声。我的门把手是用老鼠夹子改造的。

以下是一篇七十年代关于他的报道：“在1979年，他离开城市来到他的出生地，而后他的棋风出现北方风景的野趣。他在棋盘上往往设下一片片复杂的对杀，这个黑白的世界没有风和日丽的温情，展现给人们的是寒冷的色调和低回的流云，表达着北方冻土的肃杀----”他在1979年的全国联赛中保持四十三连胜，令我省的团队名次列于前茅。

门外静了一下，然后智历芳的声音响起，虽然冷得上下打颤，却很温柔：“我一直都希望我的小伙子好，我忘不了这间房，但你现在很失常，来，开门，亲亲我的耳朵。”我当配音演员的那段岁月，渴望在“我操”“老子和你拼了”之类的台词中突然碰到这样一句话，这可能也是我当导演的一个原因吧，希望自己有控制力能说些好话。我真的长时间地幻想成为专门演爱情片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