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十

陶兴冲了一壶茶，我们坐下来，先聊了一些闲话，诸如广东的天气啊，还有最近电视里一些新闻和电视剧什么的，然后慢慢进入了正题……

（几天后。上午九时三十分~下午十五时）

说实话，这种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我当时只想把“五湖四海”尽快装修好，尽快完工，尽快开业，然后尽快把集来的钱，包括银行的贷款，通通还清。我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我再怎么着，再怎么堕落，也不想去当个骗子，也不至于去当个骗子呀！

可是我没有！我知道我没有！

当然，要讲赚钱，还是做大件产品好一些，比方那些大型音响，做成一件就有几千几万的赚头。那时候刚刚时兴夜总会歌舞厅，还有KTV包房、卡拉OK什么的，而且大有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之势，“新生活”啊，“城市激情”啊，“新体验”啊，“万家灯火”啊，当时名声都很大，你还记得吧？在我的感觉里，当时就是个消费时代，是一个疯狂加放纵的时代，大家都想尝尝鲜，所以他们的生意就特别火暴。每开一家夜总会就需要一套大型音响，这样商机就来了。而我抓住了这个商机。当时的“新生活”和“城市激情”，还有另外那几家，音响都是我做的，头几家做下来，公司就有了名声了，在别人眼里，你就成了这方面的老大了，权威了，一提做音响，别人自然就会说，找“百千万”去啊，他们做这个拿手。这也就意味着，我占领了这个市场，准确一点儿说，是率先占领了这块市场，市场则意味着钱，有市场就有钱。对于我个人来说，能赚钱就意味着我成功了。

陶兴说，有一天傍晚，是的，是在傍晚。她买了一只鸡，不敢杀，隔着墙叫我。我正在看书，看的好像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现在情节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一些感觉。当时我是满心失意。她叫了我好几声，一会儿叫我陶兴，一会儿又叫我“他叔”，声音细细的。我就过去了。那以前我还从没做过这个事儿，也很怕的，其实我打小儿就不是个胆子大的人。她就站在我跟前，告诉我怎么怎么杀。我没别的办法，只好将心一横，照她说的做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了一身汗，还是没杀死——我刚一撒手，它就满院子乱跑，我们就满院子追，一边追她一边叫，“哎呀哎呀”的。后来鸡跑进了屋，倒在了一个角落里。我们喘着粗气，看着鸡在那儿抽搐，突然安静下来，心里似有些不忍。后来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儿挺奇怪的，我就过去抱住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她好像抖了一下，后来我们就进了里屋，我把一只手伸进了她的衣服……

接着，那两个人就把我带到了一辆小汽车跟前，一个人在前头开车，另一个人跟我坐在后座上。车很快开出了院子。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直突突，似乎总觉得有尿要撒，说起来真丢人哪！不过我表面上还装得比较平静，一边心跳一边问我旁边的人我们去哪儿。那人笑了一下说：“啊，别着急，不远，到了就知道了。”我又说：“我们好像不认识吧？”那人说：“对不起，陶总担心了吧？没事的。我们是胡总的朋友，就是胡海清，他想请你到他那儿聚一下，玩儿几天……”他这一说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说的胡总，是双鱼县一个小造纸厂的厂长，主要生产商标纸，当初我也向他集了资，三十万，这之前他到“五湖四海”来过几次，都没找到我，事后听李茹说，他当时特别着急也特别生气，大骂我他妈的不够意思。一会儿，那人又说：“胡总跟我们说了，无论如何也要把陶总请到……”胡总是我在机关那几年认识的，当初我也算帮过他的忙，集资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他。应该说，他当时还是挺仗义的，那么一个几百人的小厂，显见资金并不是很宽裕，可我电话一拨过去，他马上就答应了。

但是首先我要做好单位分配给我的工作。要说变化，这也算是其中之一。我是从外县调进来的，这里有很大的人情。刚过来那会儿，我那个同学就笑着跟我说：“我对人家打了包票了……你可别让我坐蜡呀，老大哥……”感觉是在开玩笑，实际却是认真的。他还说：“千万别觉得屈了才，起码也要装装样子，大面儿上总要过得去啊……”我不想装样子，那就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了，做人嘛，总还是要知道一点儿轻重，对吧？所以，过来以后，我做事一直比较认真，反正就那么一点儿事，实际也不用花多大力气。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生变化。而且，我觉得，这个变化可能更深刻。自从产生这个想法，我感觉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很现实，很乖巧，夹着尾巴做人，而且是毫无怨言的。很长一段时间——起码几年——都是这样。客观上，这倒为我的下一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指的是后来对我的提拔。

现在我已记不清特别具体的情况了，不过肯定是在一天的傍晚，已经亮起了路灯。我好久都没回家了，想回家去看看(为此李茹还不高兴了，尽管她什么也没说)。为了不被人注意，我特意打了一辆出租车。车直接开进了我家那个大院，停在单元门前。我家那个楼门是电子防盗门，在楼下就能按门铃叫人开门，也可以自己拿钥匙开，这个你知道。当时我的心情挺复杂，因为很久没回来，心里还有点急切，想我就要见到儿子了！同时又很不安，我把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再加上和李茹的事儿，说不上孟芳菲对我什么态度。我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拿不准是按门铃呢还是自己用钥匙开，最后还是觉得按门铃比较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太吃惊了。

陶兴说，后来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分配的时候，我选择了回县。说起毕业分配，还有好多事儿，太啰嗦，就不说了。总之，大家都希望到一个好地方，再进一个好单位。总的说，我们那拨儿学生去向都不错，有一多半留在了省里，有几个进了大机关，有几个进了文化单位，出版社和杂志社什么的，对了，还有两个进了北京。我之所以要回县里，主要是因为我父亲，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我妈死得早，他身体又不好，这样我可以照顾他。我被分到了县文化馆，当创作员。那时候不像现在，各地方都挺重视文艺的，连县里都养着剧团，经常演一些相声二人转什么的。别说，还真有不少人看。省里还年年搞汇演，评先进，一旦获个奖，那就是个天大的荣誉。县剧团也有很多事儿，最多的就是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等将来吧，将来有空儿了，我仔细给你讲讲。

现在，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理想也没有抱负和雄心的人，变成了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变成了一个不知道干啥好的人，变成了一个“准”坏人。我还知道这全是因为我自己，跟别人无关。是我自己不争气，是我意志不坚强，是我缺少某方面的天赋。我还在那张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有半个多小时吧，后来来了一对小师弟小师妹，两人热热乎乎的，我才离开了。那天我想了很多。我知道我这些年有点儿混乱，主要是精神上的混乱，甚至丧失了精神，我为此而痛苦。可是，我也算是看清楚了我自己，看清了我身上的很多弱点，有些弱点可能是没法儿改变的。不过总的说来，能够离开县里，还是一件好事，这让我轻松了很多。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个样子。包括文学，我也并没完全死心，如果有可能，还要试一试，再写几篇小说，看我到底行不行。

再就是我表哥，我大姨家的孩子，平常我们并不怎么来往，他开了一间木器店，当初我也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手里只有八万块钱，是准备进材料用的，我留下两万，既然你急需，余下的你先用吧，不过可要按时还我。我说我保证，我现在只是资金周转遇到了问题，饭店一开业马上就回来了。我还告诉他，你只给我五万四就可以了，另外那六千作为利息直接返给你，借据还按六万元开，一年为限。他说好好，还大老远地亲自把钱送到了公司。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以后再没有见过，至今印象非常深。前几天我还梦见了他，他用他又粗又硬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眼泪汪汪地说：“表弟，快把钱还我吧，要不我就回不了家了……”我一下就被他吓醒了。我知道表哥已经死了。就因为我没还他那些钱，他又气又急，硬给窝囊死了。后来我曾经收到表嫂的一封信，她在信里骂我是骗子，还说恨不得一口一口把我吃了。

她流了血……

火车开动了，我的心忽地往下一沉。当然，这倒不是留恋(说留恋也有一点儿)，最主要的还是担心，甚至是绝望，因为看情形我是没办法逃脱的，那就只能回去了，可回去以后怎么办呢？火车咣当咣当地一路向北，偶尔会在什么车站停一下(那趟车是慢车)。每停一次就意味着又近了一点儿，我的恐惧就增加一分。但我一直也没想出逃脱的办法。不过后来我就不想这些了，我疲倦了也麻木了，心想我就听之任之吧。火车走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又走了一个白天，第二天夜里才到站。车门一开，马上就有一股冷风扑进来，非常强劲。这时候，那两个工作人员站了起来，其中一个大声说：“好！到站啦到站啦！现在都下车都下车！”大家纷纷站起来，伸着懒腰，向车门口移动。我猜测，大家的心情肯定都挺复杂的，不过我说不好。我磨蹭了一会儿，故意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观察四周的情况。人们稀稀拉拉地来到站台，很快就混进旅客当中，就像鱼儿游进了水里。见此情景，我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我三步两步地挤过人群，以最快的速度下了车，钻进了人流里。随着人流走了一会儿，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了，我又跳下站台，爬过铁轨，到了火车的另一侧……

(下午三时～晚二十时)

进到厂房不久，来了一些工作人员(有的穿着制服)，把大家的身份证收走了，说要进行登记，按不同的省份安排乘车。过一会儿，大概有一个小时吧，又送进来一些被子和毛毯，每个人发一样。我发到了一床被子。发东西的人里有个女青年，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她对我们说：“夜里盖在身上，不要着凉……”对每个人都这样说。那天的确很冷，水泥地冰凉冰凉的。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好像只打了几个盹儿。不是因为冷，而是心里乱，害怕，担心，紧张，无助，孤单，悲观，总之是酸甜苦辣。后来大家都睡熟了，厂房非常安静，也显得特别空旷，一阵阵寒风从打破的窗户刮进来，呜呜直响。我心里翻江倒海，不过已经不想我这荒唐的前半生了，更多是想我现在该怎么办。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无法回去，不能回去。到了后半夜，快天亮的时候，有人打起架来，因为抢香烟，一个人没烟抽了，去抢另一个人的半支烟，那个人不给，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一帮人围住他们，吵吵嚷嚷，在一边起哄。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两个人越打越来劲，直至其中一个被打倒，人们才“轰”地一下散开了。后来来了民警，把两个人都带走了。我当时还以为那人被打死了，没有，只是头上流了点儿血。不过这也够可怕的了。听我周围的人说，这些人里干什么的都有，有小偷，有捡破烂的，可能还有在逃犯。

这话说远了。

虽说我慎之又慎，事实证明我还是“冒进”了，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我当时的想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开饭店，我要把它搞成集餐饮娱乐包括卡拉OK洗头洗脚还有舞厅等等为一体的“托拉斯”。现在不是有一种“一站式服务”的说法吗(当时还没有)？实际上，我想搞的就是那么一种东西。意识够超前了吧？还有它的名字，“五湖四海餐饮娱乐城”，是不是气魄很大？这名字也是我取的。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感觉归感觉，当时，我也曾经对各个方面的情况做过一些测算，就是所谓的评估吧，那是跟李茹一块儿搞的，应该说是比较认真的，也相当客观，总不能自己骗自己嘛！测算内容包括可以搞多少“雅间”，每个雅间每天会消费多少钱：大厅每天可以接待多少人，每个人平均能消费多少钱。卡拉OK、洗浴、洗头洗脚、台球厅、舞厅……也都做了测算。具体数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这么多年了嘛！但是结果非常乐观。而且，每一项测算我们都有意识地留了余地，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余地，这个余地很大了。即便这样也还有钱可赚，可以赚很多，每天几万十几万似乎不成问题。每个做生意的人都想赚钱，没有一个想赔钱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有人说，我是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想想也是，本来是没我什么事儿的，他们这一闹，倒把我成全了。照老处长的说法，我就是那个渔翁。当然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老处长告诉我，在这件事儿上，其实还是我那个同学起了作用。这我就不细说了。我当时很高兴，不是一般的高兴，是非常高兴，比那年的“提科”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想来，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就是当个副处长嘛，有什么啊！可是当时就不这样想，当时，我还以为找到了另一扇人生之门，从此就可以怎么怎么着了。当然了，实际的好处也是有的。要不怎么那么多人宁可放弃清高不要尊严低三下四挤破脑袋也要去当个小官儿呢。说到我，我得到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分到了一套房子，两房一厅的，在宣化街。那房子你去过，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好像是正月初五吧，对不对？四年后又换了一套，就是那套三房两厅的——那房子你也去过——光装修就花了十几万元。哦对……那时候，我已经出去搞公司了……

经过很短时间的筹备，登记注册什么的，机关又给拨了一部分启动资金，选了一个逢“八”的日子，五月十八号——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放了两挂鞭炮，公司就开张了。公司名叫“百千万全能服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百千万公司”，叫“百千万”也可以，公司内部的人就这么叫的。这名字是在一次开会的时候取的，几个人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跟开玩笑差不多，就把名字取出来了。整个开张仪式也是这样，大家嘻嘻哈哈的，就像一场闹剧。当时还请了一些嘉宾，这是少不了的，有一些还是领导。大家致辞啊讲话啊，依次走到麦克风跟前，挤眉弄眼，装模作样，有侃侃而谈的，有“吭哧瘪肚”的，就像那些小品演员，或者是说相声的，当然，说的都是单口相声。

一年以后，饭店就停业了。还有更严重的，听说很多人在找陶兴讨债，为此陶兴还被人拘禁过。再后来，就听说他失踪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生死。这样直到今年，我才通过孟芳菲又一次见到他。现在他住在广州的花都区(原广东省花县)，租了一间房子。孟芳菲在给我打电话时，一再嘱咐我不要泄露陶兴的住址，声音特别恳切。我说不会的，绝对不会。

我和李茹就是这么开始的。我甚至觉得再也离不开她了。一天不见我就想得要死。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一见到她我就双腿发软，心跳加快。这可能就是爱情吧？所以我说我不恨她，到现在也恨不起来。我也觉得我不应该恨她，尽管他们都说她是个坏女人，我自己也知道她跟我并非完全出于爱情，而是有其他目的。没办法……

（隔一天。上午九时～下午二时三十分）

自从第一次之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找到各种机会，一点儿都不难。比方说，下班后可以晚一点儿回家(后来我就经常找借口不回家了，孟芳菲也因此开始起疑心)，还可以到宾馆开房。反正只要我有要求，打个招呼，李茹就会过来陪我，从无怨尤，甚至显得特别兴奋，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也许是因为害羞)。而且，她从来没有正面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包括经济上的和名分上的，从来就没要求过我跟孟芳菲离婚跟她结婚。总的来说，跟她在一起的那几年，我一直都觉得挺快乐的。我想她也是如此。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她对我好却是真的，这我能够感觉到。后来熟悉了，她也对我讲过一些她家里的包括她爸爸去世之后的事儿，就像我在前边说过的那样，听后心里很不好受的。也讲过她爸爸，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人，好像有点儿软弱，喜欢养花养草，与世无争，因此一辈子不得志。哦对了，她说她有“恋父情结”……

这时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停是不能停的，我也没考虑停，那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路能走了，那就是“集资”。这主意是我跟李茹想出来的，准确说，是李茹帮我想出来的。我当时很着急，以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就开始操办。集资一般有这样几种途径：一个是大范围的，就是到社会上去集，那要有好的项目，还要经过批准，很麻烦，批准也很难；另外就是在内部集，单位职工什么的，这倒很容易，但那肯定集不了多少，人数有限；还有就是小范围集，亲戚朋友什么的，这样既可以多集一些钱，影响又不会很大。后来我就采用了这个办法。不，应该是后两种办法一起采用了。

我去了上海。

胡总一直都没露面。

陶兴说——

从孟芳菲那里，我简单地了解到，陶兴这些年一直在外边躲着，主要是为了躲债，在上海住过，也在北京住过，最近才来到广州，其间还被收容遣返过一次(几年前)。孟芳菲告诉我，陶兴现在身体不很好，患上了糖尿病，每天注射胰岛素，此外还有失眠症，半宿半宿睡不着觉。孟芳菲说，陶兴现在正在编一本书，是她建议他编的。孟芳菲还告诉我，她不在出版社工作了，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事，那是一家做书的公司，她专门为公司搞策划。她说她隔一段时间会到广州来一次，来看看陶兴。孟芳菲最后说，陶兴很想见到你，跟你聊一聊。我说是吗？心里突然有一点儿感动。

陶兴说，结果不用说了。否则我也许就走另外一条路了，像你一样。后来我想，我可能缺少这方面的天赋。文学是需要天赋的，光有雄心和热情不行，光靠努力也不行。我说的对吧？说实在话，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就像整个人从云彩上吧唧一下摔到了泥水里，觉得很没面子，充满了挫折感，好像干了一件多丢人的事，总之垂头丧气的，感觉心灰意冷。这以后又过了半年吧，我就跟佩芝结了婚，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寡妇。老实说这是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纯属意外，此前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说句庸俗的话，尽管我年龄大了一点儿——跟那些小青年儿比——可我毕竟还是个处男啊。而且，我还是个大学毕业生，属于“天之骄子”那一伙儿的，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吃皇粮。当时这是很吃香的，全县也没有几个人。像我这种情况，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根本不成问题。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人给我介绍，还有自己找上门来要谈恋爱的，可都被我错过了，我只能这么说：是被我错过了……

我猜不透李茹什么意思，不知道她何以不说话就把电话挂掉，她是想帮我呢还是不想？不过我断定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是聪明的，一定会听出我话里面的暗示。那天夜里我几乎没有睡觉，脑袋一直在“帮或不帮”上打转转，一会儿认为她会帮，毕竟在一起这么久了，总是有感情的，一会儿又认为她不会帮，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已经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了。想到会帮的时候，我就会把她想得很好，心里也充满了安慰，想到她不会帮的时候，则会把她想得很坏，会咬牙切齿地骂她，用的是最脏也最恶毒的话。第二天又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越等越焦急，越等心里越没谱。不同的是，这时候我心里已经明显没有了怨气，怨气都变成了期盼，变成了祈求，祈求她过来帮我，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已经把她当成了救星了……

我先动员了本公司的人，同时让他们联系自己的亲朋好友，说公司扩大业务需要钱，希望他们把手中的余钱暂借给公司，不是白借，公司有回报，还说了回报额是多少，就相当于存款的利息，不过要比存款的利息高得多(用李茹的话说，不高就不会有诱惑力)。应该说，大家的反应都很积极，帮公司集到了一部分钱，不过不很多，条件所限吧。其中包括李茹。我就更不用说了，按情按理我都应该是最积极最卖力的，所以，我集的钱也就最多。那段时间，我全心全意地做的就是这件事，电话不知打了多少个，把凡是我觉得有点儿经济实力的亲戚朋友挨个儿都找了，包括一些只见过一两次面并不是很熟悉的人，有的是以前生意上有过合作的人，这些人基本都是单位的头头脑脑，手里有权，说了算，再加上对我的信任，出手都很大方。

当初我却没这么想，心里头还隐隐觉得挺得意。决定了之后，主管这件事的领导还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有好几个人想做这件事，竞争相当激烈呢，之所以让你做，主要是觉得你不会牵扯太多的人情。我当时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当然出来也不是一件坏事。另外，这段时间跟新处长相处，也发现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最突出的是专权，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我只有附和的份儿，还许多事情上都有意“贬我”，只要是我提出来的事儿，他都会想方设法否决掉，显示自己的权威嘛，临了还要问一句“你看这样好不好”，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官气十足。不知为何，那段时间我对这些特别在意，在意人们所说的权威，或者说，在意自己的面子，尤其是在下属面前。当然，开始我不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说来，这也可算作我的一个变化，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若干种变化之一。这时我才理解了那两个倒霉的“前处长”，理解了他们为啥那么水火不相容。你会觉得他们很蠢——怎么会那么蠢呢？其实我也一样。只是我当时还陷得不够深。

陶兴说，我们那一拨学生，跟现在的大学生可能有些不同，包括我自己。在上大学之前，很多人都有些经历了，差不多都吃过一些苦，要比现在这些孩子成熟得多，但大家骨子里却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坦诚，那么血气方刚。那时候我们经常那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像谁都有说不完的话。谈国家大事世界形势，谈个人经历，谈爱情，包括以前的和正在发生的爱情，谈毕业后的打算，就是所谓的理想吧。每一次都让人特兴奋特激动，让人意犹未尽。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乐观的，都很自信，都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当然，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有人想干这个，有人想干那个，这也是难免的。有个家伙说他就想当官，说他天生喜欢管人。有几个同学想当作家——你知道，那会儿文学正在热头儿上呢，现在有人把那段时间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这事吧？反正，想干啥的都有……

那天晚上我想了好多事儿。那会儿我不哭了，渐渐平静下来，可是心里在不住地翻腾。我想我怎么会这样的，却又想不出个什么原因，我说的是骨子里的原因，灵魂深处的原因，不是那些表面的原因。不过，我倒没去过多地想以前那些往事，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那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当然我脑子里也闪闪烁烁地闪出了一些片断，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比方有个什么人在哪里说过一句什么话。也想起了一些人，包括你，却感觉所有人都离我是那么远，远不可及，而且每个人都面目模糊。那种感觉非常可怕。应该说，还在那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现在的结局，知道从此我就完蛋了，所有的前途都到此为止了。这就不仅是可怕了，还叫人悲哀，悲凉，甚至绝望。我也想起了孟芳菲和陶器，这是不用说的。我平常想他们的时候并不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这样，我一直把他们放到一边，完全把他们忽略了，偶尔才会想起他们。可是，那天晚上不同。一想起他们，特别是想起陶器，我立刻一阵心痛，是那种痛彻骨髓的痛啊！我当时一个突出的感觉是：现在，包括以后，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因为我无力弥补了。这才是最要我命的。想起陶器的样子，想起我每次回家他看我时期盼又怯生生的眼神儿，我就像活活被刺穿了一样，差一点儿休克过去……

陶兴又说，前些天刚听说你调到广州来了……我特想跟你聊一聊，聊聊我这些年的经历，聊聊我这点儿破事儿，你可以写成小说，只要不用我的名字就行，别弄个遗臭万年。

仪式结束了，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陶总经理，简称“陶总”。跟你说句老实话，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这个称呼，喜欢极了，每当听到有人这样叫，我都会产生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觉得特神气，非常有成就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庄严感，仿佛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功成名就了……想想真滑稽啊！

我脑袋嗡的一下，知道那是李茹。

唉——

从医院出来以后，我的心态好像也发生了一点儿变化，简单说，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我的境况，不论怎样，不论我喜不喜欢这里，不论我多孤单，我也得在这里熬着，除此再无别的选择，最多也是再换一个城市，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比较而言，这里可能还是最安全的，一个是它很大，再就是离家远，一般人不会想到我能跑这么远，就是想到了找也不好找，那是大海捞针。因为有了这个变化，心情似乎也比原来好了一点儿，还想抽空儿到周边一些地方去转转，杭州苏州啦。还想要找点儿什么事情做，打打零工什么的，总那样闲待着毕竟不是个事儿。也可以挣点儿小钱，帮孟芳菲减少一些负担。当然这也是很难的，到我这个年纪，肯定不会有人愿意用，关键是，我现在好像什么都不会干了，最多就是到饭店给人家刷刷盘子，也就这个还能干。也妄想过能不能写点东西，写写我这些年经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可是刚一想我就觉得行不通，非常难，不是别的原因，就是我的精神已经垮掉了。我的精神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一堆瓦砾，无法收拾了。

那几个人，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胡总派来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讨债公司的，职业就是替别人讨债，然后按比例拿酬金。这些人自然没什么教养，有奶便是娘，说得严重点儿，基本就是些人渣儿，专门靠干坏事活着，心狠手辣，有时候又显得机灵乖巧，阿谀逢迎，见风使舵，什么都会一手，遇到比他强的人宁愿当孙子，遇到比他差的人，他就是爷爷了。所以说，他们对我的客气也是假装的表面的，实际对我十分轻视，根本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特别是那会儿，仅仅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牌，他们可以想怎么耍弄就怎么耍弄。

我从九点开始一直等到中午，都快十二点了，却始终也没见到他。我越等越着急，差不多吸掉了半盒香烟。直到后来，我才灵机一动，想到了孟芳菲，马上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有她的手机号)。孟芳菲沉吟了一下，才说：“老陶搬家了……”我有点儿吃惊，说：“搬家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孟芳菲说：“不想告诉你，这是老陶的意思。”我说：“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呢？”孟芳菲迟疑了好久，讲了一件事：就在我上一次见过陶兴的第三天，傍晚，突然有人敲他住处的门。这是他最怕的事。他蹑手蹑脚来到门前，从猫眼向外一看，几个人都不认识，打扮也很怪异。他心惊胆战，差点儿吓昏过去，以为这些人是讨债的，找上门来了。他大气儿都不敢出，一步一步挪回房间，一下跌坐在椅子上，就那样坐了一整夜。次日，便搬了家。

前边那种情况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放肆，更让人受不了。总之他们就是要羞辱你，任何一个话头都可以成为引子，成为契机，然后便胡说八道一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包括我和李茹的事儿，他们也知道了，也成了他们的话题。说别看陶总现在不行了，当年可是风光过的，那么年轻的小娘们儿都干过了，还是心甘情愿的……类似这样的话。而且经他们嘴里一说，又显得那么下作，就像说黄片一样，什么都变味儿了，简直能把人气死……他们是有意这样做的，气你，羞辱你，刺激你，让你赶快把钱拿来。

刚开业的头几天，饭店还显得很热闹，那主要是我们在请客，领导啦，卫生防疫啦，工商税务啦，治安和城管啦，都要招呼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慕名而来的顾客——实际上，他们才是我真正需要的——虽然不是很多，但每天还可以保证正常运转，餐饮啊，洗浴啊，娱乐啊，舞厅啊，人进人出的，偶尔也有喧闹声在这里那里响起，这是我当时最喜欢听到的声音，也是所有做这一行的人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它说明你生意好人气旺。

陶兴说——

唉……

有一天吃晚饭，我实在没胃口，吃了一点儿就不吃了。他们仨当中的一个说：“怎么着陶总，听说你以前天天山珍海味的，觉得我们的饭不好吃吧？”明显有挑衅的意思，可这还算好的。我说：“哪有什么山珍海味，我……这几天胃口不怎么好……”三个人中的另一个笑了笑，说：“哈哈，你们瞧，咱们陶总还讲胃口呢！”第三个就更不像话了，他先看了我一眼，又把眼睛转到了别处，然后说：“×！就他，还讲鸡巴胃口？你问问，他那胃口值多少钱？值不值三十万？”我气得浑身直抖，本想跟他大吵一通，嘴却像被锁住了一样，光说了一个“你”字，再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可他们还不罢休，那第一个用打圆场的口气说：“你这家伙，也太让人下不来台了，人家可是个知识分子，脸皮薄呢……”第二个也说：“对呀，你没听人家说嘛，陶总还是名牌大学生呢！”第三个，就是说我胃口值多少钱的那个说：“知识分子我见得多了，就没见过他这样的，外号‘没尾巴狗’，一肚子花花肠子，兜里插根钢笔就敢装领导……”大概觉得自己说得有趣，说完还哈哈大笑起来，肆无忌惮，把嘴里的饭喷了一桌子。笑得我心里直冒凉气，真想把他杀了。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我会那样干的！

我接着讲吧……

那几年，从本县考出去又回到本县的大学生非常少，多数人都留在了大城市。据我了解到的情况，那一年毕业回来的只有陶兴一个人。有段时间，他仿佛成了一个稀有动物，颇令人好奇，衣着乃至行为一时都成了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说沸沸扬扬，亦不为过。陶兴对此很不适应，四年的高等教育，使他浑身浸透了知识人群的气息，显得有点儿孤傲，或者不合时宜。

陶兴说，我在同学中年纪算是大的，平均比他们大个三四岁，有的要大上五六岁，他们都叫我老大哥，还选我当了生活委员。我呢，平时说话不是很多，可能看起来蛮成熟的，这大概和我的自我暗示有关，总觉得自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儿，其实很多方面我跟他们差不多，也是那样不知天高地厚，意气用事，想当然，心里总有一股孟浪之气，这个我自己知道。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也想当作家，只是我没像他们那样把这话当众说出来，主要是不好意思，一旦当不成呢！但我还是很努力的，读了很多名著，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的，《红与黑》，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那时候好多作品还没翻译过来。还有鲁迅，萧红，茅盾，主要是《呼兰河传》和《子夜》，另外就是柔石的《二月》，后来拍成了电影，叫《早春二月》，孙道临和谢芳演的。当时每年还都搞中短篇小说评奖，张抗抗，梁晓声，韩少功，就是那时候出的名，张抗抗是个下乡“知青”，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你知道吧？还有一些后来不写了，记得有一个王润滋，写过一篇《内当家》，当年影响蛮大呢。这些作品我也读了，还做了好多的笔记，包括前边说的那些名著，我都做了笔记，情节，人物，结构，主题，都逐一分析，有时候还会把一些精彩的语言摘录下来。

说到办公室，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就是那些书。在我办公桌的对面，有一整排书柜，里面放满了书，有一部分是旧书，有一些是新买的，有些是我特别喜欢的，特别是那些旧书，有的都跟了我好多年，当初买的时候，一本才几毛钱，杜甫啊，李白啊，老庄啊，《红楼梦》啊，《诗经》啊，还有普希金、孙犁、赵树理、《围城》、托尔斯泰、《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巴尔扎克、《静静的顿河》、《呼兰河传》，新买的多是精装书，有一些是全集和文集，有一套《鲁迅全集》，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还有一套影印本的《金瓶梅》，还是我托人花高价买的。我要说的是，整整一书柜的书放在那里，书柜还装着玻璃门，看上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可是，说句实话，那几年，我却一本书都没看过，一个字都没看过，甚至连翻都没翻开过，不折不扣成了摆设。也不是完全没时间，有时候呆呆地坐在那儿，直眉瞪眼地看着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玻璃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去拿一本书翻翻吧……可就是懒得动，不想动。其实就是不想看，因为没那个心情，也没那个心境，心里总是乱糟糟的，就像长了草一样，根本安静不下来，人虽坐在那儿，心却不知跑哪儿去了。

陶兴说，我现在经常胡思乱想，特别是晚上，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就特别活跃。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往事，想那些熟悉的人，几乎所有的熟人都想起来过，想他们的音容笑貌，眉毛眼睛，连一些小动作都想得起来。有时候，我会想得心痛，就像针扎一样，会痛上好久好久。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大学时代，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人们都说我们是天之骄子。然后就想我的同学，想他们每一个人，想谁谁谁当初什么样，穿的什么衣服，喜欢留什么发型，想某一次某个人说过什么话，某一天跟谁去了一趟书店，某一天又跟谁在学校旁边的小饭店喝了一次酒，吃的是什么菜，喝酒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想某个晚上什么人批评一本什么书，引发了大家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每个人都那么较真，差一点吵起架来。

去上海并不是我特意选择的，而是恰巧有那么一趟火车，让我赶上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外滩和南京路我也去过，越到人多的地方越感到孤单。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会想到陶兴，不知何故。每想起他，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酸楚，苍凉，以至于想流泪。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陶兴变成了一只蝴蝶，通身黑色，飘飘摇摇地在半空中飞翔。过一会儿，那只蝴蝶突然开口说话了，它说：“鲍十，我是陶兴啊！我犯了错儿……所以，我注定就要这样四处飘荡了，而且永无宁日，至死方休……”

你出差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掰扯”不开的一个结儿——如果不搞那个“五湖四海餐饮城”，我就可能不会混到今天这一步。当然，现在想什么都晚了，正所谓悔之晚矣。不过，那时也根本不会这样想，想也只会往好处想。况且，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有它特定的因素，比方当时的环境和背景，包括一些偶然因素。我综合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条：一个是当时餐饮业特别火，老百姓苦了那么多年，总算有点儿闲钱了，动不动就要撮一顿，连过生日都要上饭店，所以生意特别好做，几乎所有的饭店都大把大把赚钱；另外，餐饮业赚头高，接近七成利，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斤鸡蛋才两块多钱，一个摊黄菜至少要收你六块，连半斤鸡蛋都用不上，这很让人眼馋；三是那几年做电器赚了些钱，那些钱放在那儿，难免头脑发热，烧包儿，让人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第四是虚荣心发泡儿，说野心膨胀也可以，狂妄，当然也急于证明自己，想把摊子铺得更大，装大头；五是恰好碰到了这么个机遇，如果不是赶上那个商场搬迁(实际上是倒闭)，后边的事也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这样，再加上种种的不适应，气候啊，饮食啊，等等，后来我就病了。应该说，那场病不轻。病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开始也不知道是糖尿病，就是身上不舒服，难受，哪儿哪儿都难受，心里发虚。再就是总觉得口渴，刚喝完水就又想喝，还动不动就想上厕所，一天不知道要上多少趟。饭量也一下子变大了，胃口好得不得了，因为不吃不行，不吃就觉得饿，而且饿起来如狼似虎的，逮住什么想吃什么。可是与此同时，人却越来越委靡，疲倦，累，觉得身体特别沉重，一坐下就不愿意起来。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大约有一两个月吧，我一直也没当回事儿，总以为是对环境不适应造成的，另外就是精神造成的影响，所以就那么挺着。而且最初也没打算告诉其他人，我指的是孟芳菲。自从办了那个手续，我心里总是不怎么舒服。不过有一天，我眼睛突然又出了毛病，眼窝儿黏糊糊的，看东西也不清楚了。我这才有点儿害怕，心想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问题严重了？就到医院去看了一下，一看就看出了糖尿病。

鲍十，男，原籍黑龙江省。已出版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中篇小说集《拜庄》、《我的父亲母亲》、《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日文版小说《初恋之路》等，有作品在台湾地区发表。中篇小说《纪念》被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现居广州，在某杂志社任职。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埋下了隐患，一会儿我给你讲。

陶兴说，佩芝跟我家是邻居，应该说是个好人，一个好女人，为人，相貌，都不错。长的有点儿像古画上的仕女，身材不高，算是那种娇小型的人吧，胳膊腿儿都很圆润，面目很清秀，不太爱说话，可能是因为遭受过打击，感觉有一点儿怵怵的。我家住的是砖平房——当时县城多半都是这种房子，只有很少几座楼房——房前有一个小院子，跟佩芝家只隔一道不高的土墙，人来人往都看得见。佩芝原来的丈夫没出车祸之前，我们常常站在墙两边抽烟唠嗑儿，佩芝也偶尔过来站一站，感觉他们两个感情挺好的，当时刚刚有了一个孩子。佩芝属于那样一种女人，不论跟谁都会好好过日子。她丈夫出事的时候我不在家，正在省里上学，放假回来突然发现她好像变了一个人，特别是精神状态，整个儿垮了下来，神情也特别憔悴，当时我就心里一动。

一般而言，大凡新开张的饭店(包括娱乐场所)，都要经历一个逐渐被认识或者被认可的过程，开始客人不会很多，但是逐渐会多。这里因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口口相传，哪哪儿有个饭店，怎么怎么好；位置是不是很好，来往是否方便？另外，你周边的经济条件怎样？是不是有很多大的单位(他们往往是消费大户)，再就是你的服务质量能不能保证……诸如此类吧。我本来以为“五湖四海”也会是这样子，客人由少至多，天天人声鼎沸，名气由小到大，效益由低到高。要是那样多好啊！

让我想想……第一次见李茹是在跟公司员工的见面会上，我给大家讲了几句话，匆匆忙忙的，也没说多少具体的东西，结束的时候，李茹跟我进了办公室，说陶总，我要请假去医院看病，我说去吧去吧你怎么了？她说我痛经，然后就走了。李茹你见过的，应该说不是特别出众，但是还算有几分姿色吧，人长得很白皙(特别是领口那儿)，身材也匀称，当时有一点点瘦，年轻嘛！年轻就是美啊。我认识她那年，她才二十三岁。在她走了以后，我才突然想起了她说的“痛经”那两个字，心里总觉得怪怪的，有点儿让人想入非非，半天才缓过神儿来。后来我有意无意地了解到一些她的情况。她父亲原来就是我们机关的人，混了一辈子，连个科长都不是，不到五十岁就死了，剩下她和妈妈一起过，当然很艰苦，她也就很要强，事事都想争个高下，可又事事都不如人，连个大学都没考上，最后只念了一个“电大”。

没过多久，大约不到半年，我就和孟芳菲结了婚。结婚后就住在孟芳菲的宿舍。那地方你去过的，二楼，最里边那间房，有印象吗？

(下午二时～晚二十一时)

后来，就发生了那件事儿。

他的住处离车站不是很远，在一个小区里，属于花都的老城区，房子都是旧房子。他住在一幢楼的三楼，楼梯很陈旧了。房子是两居室的，每月租金五百元钱。屋里有几样家具，桌子椅子，还有一个衣柜一个茶几，据说都是屋主人的。屋里还有一台电脑，这却是陶兴自己的了。电脑旁边放着很多书，一本一本摞在那里，十几本的样子。

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陶兴，直至今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近况如何。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无影无踪。老实说，他让我牵挂！

(上午十时～下午三时)

我接着昨天说吧……

陶兴说，我就这样伤害了她，无情地伤害了她。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太卑鄙太无耻太恶劣了……

不出所料，没几天，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变样儿了，一个个嘻嘻哈哈，对我说一些调侃的话，轻薄的话，每句话里都弦外有音，让你想急不能急，不急又特生气，后来就更不像话了，见我迟迟搞不来钱，就什么话都敢说了，包括一些侮辱人的话。

陶兴说，现在我也说不清跟佩芝离婚的原因，反正所有的问题都在我身上，在我心里。有一句话怎么说的？静极思动吧？当时我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用哲学的话来说，这是内因。那之前我刚好见到了一个大学同学，这家伙毕业去了省政府，混得不错，他问我想不想动一动，说他可以帮我在省城联系一个单位，我说好啊。这就是外因了。有了内因，又有了外因，就开始起作用了。还有一点，就是我父亲在那年去世了，说句大不敬的话，这也使我不再有后顾之忧。

陶兴说，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吧？

客观说在我和李茹这件事上不是我主动的，当初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可因为她是财务，平常接触相对多一些，有时候公司请人吃饭她也到场，因为要她埋单。开始她还不太适应，似乎还没进入角色，显得不大合拍，可能还很厌恶，但我能看得出来，她在努力，努力适应吧。老实说我也不大适应，心里也不舒服，可这是做生意啊，舒不舒服你都得受着。客人什么样的都有，基本以粗俗的为主，这么说吧，多是一些暴发户，手里有一点儿钱，一个个都牛皮哄哄的。而且每次都要喝酒，不是一般的喝，是往死里喝，喝得昏天黑地，不喝醉了不罢休，不喝醉了就是“装蛋”，没有诚意。当然，后来我是适应了(甚至还上了瘾，酒瘾)。不过我酒量有限，根本拼不过他们，几乎每次都要喝醉，有时候当场就吐了，吐个一塌糊涂，第二天还要头痛，不是一般的痛，是头痛欲裂的那种痛，身体也像虚脱了一样，脸色惨白惨白的，一阵一阵出虚汗。那感觉特别难受。这些，李茹当然都看见了，渐渐的，可能就开始同情我，或者说，心疼我。可能是这样吧。到后来，她就替我喝酒了，喝到一定的时候，她就会站起来说：“这杯酒我替陶总喝了吧，好不好？”大家就瞎起哄：“好啊！喝！”有时候会连喝好几杯，喝得两眼发直，嘿嘿傻笑，有时候还直勾勾地看着我，可怜巴巴的。

陶兴说，刚到馆里的时候，几个人对我都不错，一开会就争相夸奖我，说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文学修养好，思想有深度，一看就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定会写出好作品来，还说我的到来会提升本馆的整体创作水平，一脸的严肃认真，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特不好意思。平常，他们还会分头请我喝点小酒，开始嘛还客客气气的，几盅酒一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就开始攻击他们中的谁谁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极尽贬损之能事，总的意思就是别人都是臭狗屎，就他自己是金子。老实说我挺瞧不起他们这一套。后来我就敬而远之了。再后来，他们也就再懒得搭理我了。这样不知不觉，我就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他们眼中的“另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曾经听孟芳菲讲过，陶兴之所以离开北京到广州来，也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有陌生人来敲他的门。他吓得几天都没有出门，连菜都不敢出去买，天天煮挂面吃。晚上也不敢开灯，整天整夜地在沙发上坐着。

唉……说到搞公司，主观上我并没有那个要求，算是半推半就吧。你还记不记得？那几年社会上搞公司的特别多。夸张一点儿说，当你一觉醒来，哈，好像满大街都挂满了各种公司的牌匾，有方的有长的，有木质的，有金属的(铜的)，上面都刻着漂亮的字，看上去神气活现的，不是这个贸易公司，就是那个发展公司，五花八门，真有点儿雨后春笋的意思了。也有那种担心赶不上浪头的，一着急，干脆拿一张大红纸，匆匆用毛笔写几个黑字，就贴到门外去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什么都喜欢一窝蜂。在那些公司里，有一部分就是各个机关办的，一来为了搞创收，另外就是可以安置一些富余人员，还有那些没工作的机关子弟。当时有一个说法，把这叫做“搞三产”。我们单位就是那类担心赶不上浪头的，急匆匆开了两次会，马上就行动起来了。而且选中了我，让我去做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会选中了我？如果当初没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地步了？

饭店名叫“五湖四海餐饮娱乐城”，后来简称“五湖四海”。

我给李茹打了电话。电话是在那几个人的监视下打的。我住的地方只有一部电话，在楼下客厅的茶几上，平常总有人守在那儿，没人时就把电话线拔了，目的无非是怕我走漏什么风声。那天打电话之前，我先跟他们请示了，还由他们拨好了号码，又在确认了身份之后，才把话筒交给我。电话是在晚上打的，十点钟以后。我记得清楚，李茹的声音十分害怕，颤抖抖的，一连声地问我，刚才是谁？这几天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讲了一下情况，又不能讲得太详细，只说我在一个朋友这儿，大家聚一聚，因为走得急，没跟她打招呼。我以为她会为此生气，甚至会哭，没想到她沉吟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是吗？我跟你说，‘五湖四海’被查封了，法院来人给封的，昨天上午……”这个消息让我大惊失色，当时差一点儿昏倒。停了一下，她问我：“你打算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我才渐渐平静下来，心里痛痛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急需一笔钱，三十万……”不等她说话，我又说：“你要把钱送过来，交给双鱼县的胡老板。你认识他，我们一起吃过饭。越快越好！明白我的意思吗？”李茹没吭声，接着就把电话撂了。

反正那天我连车站都没出，就搭上另一趟火车离开了——

陶兴说，佩芝在一家药店当营业员，懂得一些药性。我爸当时经常吃药。在我上学期间(包括以前我当“知青”那几年)，所有的药都是佩芝给代买的，买了就送过来，有时候要用汤药，就是中草药，她还要亲自动手熬。到后来，就连其他事情她也帮着做了，做饭啊，洗衣服啊，有时候还帮着搞卫生。后来我毕业了，她还像以前一样，帮着做这做那，用她的话说，她这是做习惯了。有时候，星期天买了什么好菜，两家还会在一起吃个饭。当然熟悉是越来越熟悉，大家也都觉得很亲切。不过，我却一直没往那方面想，一点儿也没想，我估计她也没想，她可能是不敢想，原因只有一个：谁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她比我大两岁，我一直按以前的习惯叫她嫂子。

好在“五湖四海”的装修还算顺利。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到现场去看一下。后来有一天，他们终于把一切都搞好了。那段时间，我累得几乎就要瘫了，整个人都是软的。验收过后，我就和李茹去宾馆开了一间豪华房，事先跟李茹说好，今天我要自己睡。又喝了一杯红酒，然后就睡了。据李茹说，那天我睡得一点儿也不安稳，不停地翻身，身体七扭八歪的，偶尔还短促地叫喊一声，声音有时候很尖，有时候很闷，就像在做噩梦。她说她跟我不同，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就一直坐在一边看着我。我问她心里都想什么了，她说她挺心疼我的，还说她觉得跟我跟对了，还说她心里总有一点儿愧疚，我问她愧疚什么，她就不说了。后来我让她打开了电视，里面正放一个专题片，是说历史上的“科举”的，里面有一些画面，还有一些解说词，让我很感触，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过来的，你会发现他们很相像。现在有一个新词儿是怎么说的了？好像叫价值取向吧？

陶兴说，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我为啥那样做。但我知道，我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心情也不是很好，灰灰的。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我对自己说，小子，你就认命吧！我们在一起过了两年多，两年后就离了。现在回想，我那两年过得非常舒服，家里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就像人们说的，油瓶子倒了我都不扶，买粮，买菜，所有的事佩芝都一手操办了。你可能会问，这样为啥还要离呢？这说起来既简单又复杂了。有时候，我会陶醉于这种舒适，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干，一天到晚迷迷瞪瞪，就像一头被人豢养的动物，还挺幸福的。可是，说不上啥时候，我心里又会咯噔一下，觉得很空虚，心里突然很痛，很尖锐的痛，痛得直冒冷汗。不过总的说来，那两年我的精神是处于一种委顿的状态，小说也不写了——没心情，也没信心了。

说到李茹。

装修虽然搞完了，可是还不能很快营业，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办营业执照什么的，还要成立管理层，下边又设立了好多部，餐饮部呀娱乐部呀等等，还要招聘员工，厨师、服务员，其他还有洗脚工、勤杂工、电工，还要定做工作服，还要进一系列的设备，还要制定规章制度……反正还是个忙，所不同的，是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压力了，觉得一切都指日可待，希望就在眼前了，只要一开业就一切都好办了，因此心情也要比前段时间好一些。在人事安排上，也都一切按我的意思办的，同时也安排了一些别人求我安排的人，这就是权力的魅力。老实说，这种魅力还是很诱人的(当然它也会腐蚀人)。这些事情又忙了几个月(两个多月吧)，“五湖四海”总算开业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不用说，日子也是特意挑选的，九月八号，九八，“就发”。而且，这次更加隆重。还搞了彩色的氢气球，下面悬挂着大幅的标语，“祝贺五湖四海餐饮娱乐城隆重开业！”“五湖四海——最大！最全！最优质！”围观的人成千上万，人人都抻长了脖子看。跟你讲，光一个开业仪式就花了十几万。当然，我认为这钱值得花，这样才有面子嘛，用咱老家的话说，长(读zhǎng)脸嘛。

我吓得够呛。

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这也是我在上海那些年的感受。我被所有的人给抛弃了。这其中包括李茹，包括孟芳菲，包括我那些同学和曾经的同事。总而言之，是所有的人。

那天晚上真冷啊！那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冷的一天……

难道，这是真的吗？

我当时也想尽快把钱还上，否则他们绝不会放我走，而且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我这个想法越来越急切。我实在受不了了，最后也许会垮掉，自尊心垮掉，精神垮掉，整个人垮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下子搞到三十万，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实际上我已经到了求告无门的地步。当时唯一能够指望的就剩下李茹一个人了。尽管“五湖四海”不行了，钱还是有一点儿。那些钱都在李茹手里，是我和李茹商量好了留下来的，只有我和李茹两个人知道，账目上根本看不出来，不过具体数字我不是很清楚，那都是李茹自己操办的，但肯定要比三十万多得多。简单说，那就是我们的小金库，我和李茹的小金库，或者说，那干脆就是李茹一个人的小金库。

也许是受到阴阳先生的影响，或者说暗示，当时我还心存侥幸，总想再坚持一下就会好的，坚持一下我就会时来运转。我就这样硬撑着，撑了一天又一天，一天更比一天糟。这样一来二去，那些集来的钱也陆续到了还款日期，讨债的人纷纷上来了。开始的时候，我采取的是拖延战术，连哄带骗，因为我压根儿就没钱还他们，而且数额那么大，我根本就还不起。到后来，我就干脆不露面了，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李茹，让她在外边应付，我则整天躲在一间办公室里，把门一锁，不管谁来找，都说我不在。我的办公室和李茹的办公室紧挨着，这样，有时候就会听到从那边传来的声音，有一些脾气不好的，会跟李茹吵架，有的说要起诉我，有的还会砸东西，闹得乒乓乱响，每次听到这些声音，我都吓得大气儿不敢出，心一慌一慌地跳，感觉马上就要“熄火”了……

这时候，我才给孟芳菲打了一个电话，一是通报我生病的消息，二是征求一下她的意见，问她要不要住院。孟芳菲很着急，说，快住院！马上住院！我现在就订机票，有票的话，明天就赶过去！

大约又过了不到一年，处长退休了。在他退休前夕，处里的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两个副处长干脆撕破脸皮，竟然在开会的时候指着鼻子互相揭短，这个说那个水平低能力差，那个说这个不干正事儿不讲原则(具体的话我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就像看戏一样看他们表演，心里的感觉挺复杂的，好像还有点儿幸灾乐祸。后来他们就更出格了，还发展到互相给上级写匿名信。这是老处长告诉我的——信的内容没说，估计他也不甚了了——他轻轻地摇晃着脑袋，说这是何苦呢，非要你死我活不可，搞得就像阶级敌人似的，你瞧着吧，弄不好就是两败俱伤，谁也不会有好结果，看起来挺聪明的两个人嘛，他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鹬蚌相争啊……事情还真打他这话来了，在他退休前一个月，上级过来一宣布，那两个人就都被调走了，从别的部门调来了一个新处长。我呢，也就这么当上了副处长……

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躲在那儿……

集来的钱，马上就投进了“五湖四海”的装修。

后来我见到了李茹，她很憔悴，也很冷静，额角别着一只黑发卡，先对我讲了一些“五湖四海”目前的状况，然后给了我两万块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字字清楚地说：“我看你就别回去了，到别的地方去，最好现在就走，北京上海哪儿都行，反正别让人找到你……”话一说完人就走了，没对我笑，也没对我哭。

我和佩芝办了离婚手续，不久就调到了省里。我所在的那个处叫二处，主要负责一些政策法规的咨询和解释。处里一共五个人，仨男的俩女的(我来以后就变成六个人了)。一个处长两个副处长，有一个是女的。下边两个科员，一个三十多岁，以前是机关食堂的总务，一个是毕业没几年的女大学生，当时正在谈恋爱。处里给我分派的工作是写材料，主要是写汇报和总结，包括领导的讲话。

听到这些，你是不是认为我很浅薄？这个我承认。可我当时却没这么想，也没时间这么想。那段时间我就像在一个梦里，一个忙忙碌碌的梦，一个挣扎和陶醉的梦，一个飘飘忽忽的梦，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梦。说来说去，我就是那段时间感觉太良好了。而这绝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你就要倒霉了，要完蛋了，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了。对我来说，这则是沦落的开始，不，应该说，我的沦落早就开始了，我是说精神上的沦落。

不用说，我所期待的景象并没有出现。恰恰相反，开业没多久，“五湖四海”就显出了颓势。关键的一点就是客人越来越少，稀稀拉拉的，一天百十个人，后来百十个人也没有了，最多就五六十人，“五湖四海”那么大的规模，就这些人，是连电费都赚不回来的。

人真是奇怪得很，前段时间我还要死要活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要死的念头居然一点儿没有了，一心就想活下去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陶兴说，说来真丢人啊，现在我全靠老婆养活，吃饭，抽烟，租房子，出门坐车，包括胰岛素，都是老婆给的钱。还有陶器，就是我儿子，一直由他妈带着，我根本就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也没给他带来一点儿好的影响，这是最要命的。我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他考上了大学。以后就靠他自己了，也只能靠他自己了。我现在最大的心病是愧疚，我会愧疚一辈子。这些年，我到哪儿都隐姓埋名的。不光这样，每天出门，都要先从“猫眼”往外看一会儿，还要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听楼道里有没有什么动静，一旦听到有人走路，就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老实说，就跟蹲监狱差不多。我这是在蹲我自己的监狱，还是个无期徒刑啊。

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儿？现在也没想明白，也许是新鲜劲儿过去了，也许是不合他们的口味，反正就像大家都商量好了，就是要跟我作这个对。跟你说，我当时真是快急死了，也想了各种办法，使了各种招数，什么打折啊，送礼品啊，在店门口贴海报啊，请扭秧歌的到大门口来扭秧歌啊，包括调整饭菜的口味，为此把原来的厨师还给换了，还请过阴阳先生来给看风水，老兄手拿罗盘，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嘴里叨叨咕咕，最后说，你这风水挺好啊，旺金又旺银，简直就是个聚宝盆了……那时候，我常常站在店门口看街上的行人，眼巴巴的，一边看一边想，这个人会不会来呀？那个人会不会来呀？而且经常会有那种冲动，跑过去拦住他们，哪怕低三下四，也要恳求他们到店里来……

陶兴说，每次读完一本书或一篇小说，我都很兴奋，有时候好几天都在那个小说的感觉里，人也变得呆呵呵的，仿佛我就是小说里的什么人物，仿佛那个小说就是我写的……

我浑身一激灵。当即惊醒过来，感觉心里特别特别的痛，痛得直抽搐，痛得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来上海不久，我和孟芳菲办了离婚手续。不过那是假离婚。我们不得不那样做。“五湖四海”被查封后，因为找不到我，那些讨债的人就经常到我家去，其中也有讨债公司的(类似胡总找的那帮人)。一般的人还好说，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了，总算是通情达理的，讨债公司的人就难对付了，这些人我领教过，有一次，为了等我，他们居然在我家一连住了三天，把冰箱里的东西都吃光了。这些都是孟芳菲后来打电话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刚刚搬到新租的房子里，房间有一部电话，我把号码告诉了孟芳菲。孟芳菲当时很激动，说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说着说着还哭了。再后来，我们就想到了离婚这个主意。确切说，这主意是孟芳菲先想出来的，不过我马上做出了回应。“好啊好啊，我同意。”我当时说。孟芳菲很敏感，说：“你这话啥意思？”我说：“我没啥意思啊……”接着又跟她解释了半天，这事才过去了。随即，我就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签上名，寄给了孟芳菲。在把协议书投进邮筒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心里一空——真也罢，假也罢，反正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了。

我当然知道，她的话不完全是真的，也不完全是假的，有真也有假，可不管真假，我都毫不在意，听之任之……

当时单位没给陶兴分房子，两个人就住在孟芳菲的单身宿舍里，室内设施简陋，有两张原来的单人床，另有一只装杂物的柜子，此外，门窗和墙壁也是暗旧的。他们在这里住了五年，五年里苦中有乐，还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儿子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陶器)。最值得一说的，是陶兴在这五年中所取得的成绩。因为工作能力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调过来的第二年，他就当了科长，到第五年年初，又当上了副处长。

第二天，我没到陶兴那里去。本来我是要去的，临时有事没去成。第三天和第四天也都没去。到第五天，好歹把事情处理完了，上午九点多钟，我便搭早班车急匆匆地赶到了花都区陶兴的住处。敲敲门，却没人应。我猜他是上街了，或者去市场买菜，就在楼道里等他。一等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他回来，我有点儿着急了，心想这人怎么了？难道出了什么事？中间还往他房间里打过电话，也没人接(他没有手机，这我知道)。因他身体不好，我还想到他是不是昏倒在哪里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由此又想到他也许到医院去了，那样时间自然会长一点儿。所以决定继续等。

陶兴说，我跟你说，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心里都翻翻腾腾的，都忍不住想哭，可又哭不出来，就像那句话说的，欲哭无泪，真的是欲哭无泪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唉——

上海我以前出差去过几次，可是谈不上熟悉，那时候都是住在一些比较大的宾馆，锦江饭店什么的。当然这次不同了，是不是？一下火车我就买了一张上海地图，选了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先在一家旅店住下来，然后开始慢慢地找房子。旅店很便宜，住一晚才一百块钱，还包早餐。那地方在杨浦区，离虹桥体育馆不远。上海的房子很不好找，上海人特别小心，一上来就跟你要身份证和暂住证。身份证我倒是带着，暂住证却一直没办，我怕出麻烦。后来认识了一个在旅馆附近开拉面馆的兰州人——我总去他那儿吃拉面——经他介绍，才好歹租到了一间房子，一屋一厨，八百元一个月。房主是一对老头老太太，老头瘫痪了，老太太每天推他出去晒太阳。房子租好后，我又买了一些必需品，被褥枕头什么的，然后便离开旅馆，搬过来住下了。

这一次，我跑到了北京……

陶兴说，老实说，一回来我就有点儿后悔了。以后那几年，也不是很愉快，主要是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庸俗的。这里当然有我主观上的因素，我想这主要是那几年的大学生活造成的。这是一种反差。街道啦，房屋啦，原来觉得很亲切的，现在看来却又脏又破，以前一直觉得很神气的影剧院——记得叫“民众影剧院”——现在也觉得土得不得了。还有工作，也不怎么顺心。当时文化馆还有其他几个创作员，有写小戏的，有写相声和“数来宝”的，主要写一些好人好事儿，一旦哪儿有人捡到钱交给警察了，哪儿有人在大风天儿里帮人苫草垛了，马上就下去采访，然后写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创作啊！简直就是瞎胡闹嘛！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他们却很在意，一开会就说我的作品在哪儿哪儿演出过，获过什么什么奖，省地(地区)县的哪个领导接见了我，当时说过什么话。他们几个也不团结，总是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多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

陶兴说，当然我也反反复复地想了好久——这种事不是那么轻易的——想我这样做对不对，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果，想我能不能不这样做，最后又想该怎样跟她说……于是就说了，到底还是说了……那是在一天吃完早饭之后，之所以选这个时间，也是我事先想好的，就是说，是有预谋的，那样说完我就可以走，就可以脱身。我忘了具体怎么说的了，我心里挺慌张，但是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我也找了一些借口，我说我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可跟她就不能生了，因为政策不允许。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白得就像一张纸……屋里一下子好安静，好安静啊！慢慢的，慢慢的，她眼睛里开始有了泪花，泪花转啊转，然后便噼里啪啦地流下来。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知道你心里咋想的，我早知道我们长不了，这两年已经很好了，实在想走你就走吧，走吧……

偶尔，她也会对公司的事儿提一些建议看法之类，有一些说了就说了，有一些则被我采纳了。为什么会采纳呢？因为我觉得有道理……

陶兴说，现在我常常想，如果不离开佩芝，我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哈哈……

第二天，孟芳菲就来了上海。说来她还是很够意思的，一到上海就帮我办了住院手续，然后又留下来陪了我十几天，后来因为单位那边有事催她，她才不得不回去了，临走前，又帮我找了一个看护，照顾我，临走的时候还一再说，不要急着出院，听医生的，他们让出你再出。

过了几天，按照约定，我跟陶兴见了面。见面是在一个公交车站，陶兴来这里接我。走出车门，我看见了站在树荫下的陶兴，身穿一件黑T恤和一条黑裤子，剃平头，一张暗紫色的脸。我看见他时，他也看见了我。然后便急急地奔过来(还和别人撞了一下)，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了一声：啊——眼睛顷刻就湿了。我心里一动，霎时很酸楚，说，你还好吧？他说，还好还好，到了住处跟你细说。

实际上，那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做，我就离开了上海。而且，这件事来得特别突然。

哦……

我问：“那他搬哪里去了？能告诉我吗？”孟芳菲说：“不能告诉你。老陶怀疑有人走漏了风声，也许还是有意的。”我一惊，心里突然生出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陶兴也许是在怀疑我……我本想分辩几句，或者解释一下，但怕越描越黑，就什么都没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况且本来我就什么都没做，我这样安慰自己。

陶兴说——

公司成立了，就要做生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摆在我面前的头等大事。对我来说，这件事并不容易，可以说很难，相当难。首先我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人都说经商是有遗传的，我当然没有这方面的遗传，我爸爸，我爸爸的爸爸，据我所知都不是干这个的。另外，公司的人也不行。当时公司将近二十个人，基本都是不顶用的，大多数是机关子弟，就是那些考大学没考上的，不是很优秀，干干杂活儿还可以，干别的就不行了，有的就想暂时在这儿落落脚，心思并不在这儿。不过，那几年生意相对好做，只要有本钱，做什么都会赚，多少另计。我采取的策略就是不管什么生意，也不管生意多大，赚钱就做。当时我主要做电器这一块，大到音响电视，小到电熨斗电饭煲，反正柜台闲着也是闲着。别的也捎带着做一点儿，主要是美容和厨房用品，有时候，碰到价格合适的纸巾和洗衣粉也进一点儿，这些属于日常消费品，走得快，不压钱。这么说吧，尽管我不是很在行，还是赚了一些钱，也可以说，赚得还很不少。说白了，做生意不外乎一进一出，只要把握住这两点，没有不赚的。

来到处里一年左右，他们就给了我一个科级，准确的说法叫科级员。我当时很高兴，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有点儿心花怒放的意思了。说来这也应该算作我的一个变化。要知道，我从前可是个自命清高的人啊，视权势如粪土啊，谁会想到呢，这么一个屁大的小官儿就让我乐成了这样……恐怕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不过，这件事也引发了同事间的一些矛盾，表现最明显的是贺凯，就是原来机关食堂的那个总务。我俩的关系原来还可以，经常一起抽烟胡侃，他还请我去过他家，这件事一宣布，立刻就糟糕了，虽然没说什么话，却觉得特别的不自在，好像我做了多对不起他的事儿。没办法，人就是这样啊。我前面说过，我们处里算我六个人，人人都不简单。处长是个老头儿，没几年就要退休了，胆子小，谨小慎微，跟谁都笑呵呵的。俩副处长一看就面和心不和，在暗暗地较劲，都想坐第一把交椅，有时候也难免碰出一点儿火星儿，搞得大家都挺紧张。处里所有的人就属那个女学生最超脱，因为忙于谈恋爱，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事根本不放在心上。

值得一提的是孟芳菲，她也帮我集了钱，二十万。钱是她从单位搞来的，准确说是她从中搭的桥。她是单位的老职工，工作能力又很强，人缘儿也不错，领导都很信任她，这件事就做成了。为此我很感激她，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和李茹的事，她已经知道了。我不知道她心里是咋想的，为什么还会这样做。她完全可以不做的，我根本就不会说什么，当然也没脸说。咳，这件事给她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个你知道的。那笔钱至今还没还。而她作为中间人或担保人自然要承担责任，当时还签了字，这个干系她脱不了。后来单位只好扣发她的工资了，每月只发给一点儿生活费，用其余的钱来抵债。他们单位也成了受害者，原来那个领导就因为这件事被撤了职。不过单位还算是宽宏大量，还允许她停薪留职，不然她也不会离开原来的单位，跑到现在的公司，名义上是做图书策划，实际上一点儿地位都没有，每月只拿两千多块钱的工资，养活孩子不说，还要养活我。现在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她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单位不给她办手续，说要等到把钱还清了才给办。说起这些事，我还真觉得愧对孟芳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她，当初，在那种情况下，她为什么还会帮我？她说，因为你是孩子的爸爸呀，你当时那么着急，我不能眼看你陷到困境里出不来。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再没见过，直到今天。我对她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啊……

后来那件事情就发生了……尽管我没有什么精神准备，可我倒并不觉得突然，就是说，我是有这个预感的。那是××年的夏天，下午一点多钟(一点半多一点儿吧)，我在办公室睡午觉，刚睡醒，正躺在那儿胡思乱想，她突然敲敲门进来了，穿着一条雪青色裙子，上身是一件白小褂，光脚穿着一双塑料拖鞋，头发一绺一绺的，好像还没干。“我刚洗完澡……”她看了我一眼说，神情有点儿慌乱。“你这儿有什么搽脸的东西吗？”她又说。我啊啊了两声，想从床上起来。她说：“你不用动，我自己找……”一边说一边迅速地四处“撒眸”，同时又说，“你怎么不开风扇？多热啊！”当时还没有空调。她把风扇打开了。风扇就在离床不远的地方。然后又看了我一眼，并且朝我走过来，边走边说：“把毛巾被搭上点儿，别感冒了……”似乎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床边，扯起堆在我身边的毛巾被，好像还轻轻抖了一下，就往我身上拉。我一时很惊讶，也很慌。我见她脸色煞白，连气都喘不出来的样子，肯定比我还慌。我觉得心里忽地一胀，好像所有血都流进了心脏，我立刻就不慌了……

不过，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很长，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两个人就分开了(离婚了)。对陶兴的同事和熟人们来说，这同样是个谜。

除此，也会说一些缠绵的话，就是所谓的情话吧，那一般是在那样……啊，这个你会知道的……比方你真好之类，还有我真爱你啊什么的，有一次她还说，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吗？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有头脑又有能力的男人，你就是这样的男人，你让我觉得踏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骨头都软了……

就在我按过门铃等着孟芳菲或者陶器过来开门的时候，从我身后上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问：“是陶兴陶老板吗？”我当时就意识到事情不对了，心里还想否认，嘴上却下意识地说：“是，我是……”话一出口，两个人立刻就一边一个架住了我的胳膊。我吓了一大跳，尖声说：“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两个人当中的一个说：“别担心别担心，有点儿事儿跟你商量商量……”就在这时候，大门上的通话器里传来了孟芳菲的声音：“谁呀？是你吗？”一听有人说话，那两个人立刻就不吭声了，静静地站在那儿。奇怪的是，我也不吭声了，也那样静静地站着。片刻，其中一个说：“啊，对不起，按错了，按错了。”又片刻，我听见“咔嗒”一响，她把话筒挂上了。我说不清我当时是咋想的，我可以向孟芳菲呼救，那样她也许可以帮我。那一瞬间我非常犹豫，我想我是不想让孟芳菲知道这件事，一个是要保护她和儿子，不想把他们牵扯进来，还有就是不想在她面前丢人现眼，尤其不想让陶器知道这些。这是一个做父亲的尊严哪。即便现在，有些事情陶器仍然不是很清楚，很多事都瞒着他。

愿望终究是愿望。

陶兴曾经犹豫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搞。先租下了房子，又搞设计和装修，投资几百万元。钱一部分是“百千万公司”原来赚的，一部分是银行的贷款，还有一部分，是集资集来的，就是所谓的“高利息高回报”。前后折腾了一年多，选一个“黄道吉日”开了业。

应该说我早就知道她是个有心机的人，一开始就知道。好歹我也是写过小说的人，你说对吧？不过我感情挺复杂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是实话。我知道她跟我接触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而且，我之所以混到今天这地步，也和她有直接的关系。有时候我会恨她恨得牙根儿痒痒，有时候却又想她想得心痛，有时候，我甚至会想着她的样子用手“那个”。我也清楚她这人非常自私，又很贪婪，这乃是她那一类人的本性。孟芳菲说李茹是整个事情当中的最大受益者，说她卷走了多少多少钱，因为她是公司的财务，有这个便利。也许有这个可能性，我只能这么说。自打出事以后，我再没跟她联系过。老实说我怕连累她，我也不想连累她。这件事我只能自己担着，这也是必须的。现在她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她也只能这么做。但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她肯定不会幸福，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再觉得幸福了……跟你说，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会难受一阵子，相当难受。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孟芳菲，是别人介绍的，就是那个处长，他老伴儿跟孟芳菲认识。见面之前，处长讲了一些孟芳菲的情况，工作啊，为人啊，听上去不错，还是我的校友。她的情况你了解，不用我细说了。后来就约个时间见了面，处长和老伴儿也去了。这么说吧，当初我并没看上她——别的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差了点儿——男人都是这德行啊，漂亮脸蛋儿比啥都重要，何况我还是学文学的。当时我完全是捺着性子才跟她说了几句话，心里已经把她给删除了。见面结束后，处长问我印象如何，我如实说了。处长想了想说，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轻易下结论，你也老大不小了，还是个二婚，人家咋着也是个大闺女呀！我仔细想了几天，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最后还是同意了。不然也就没有这场婚姻了。但是从心里说，这场婚姻是很勉强的。当然，我知道孟芳菲是个好人，特别在我出事以后，她的优点就更明显了，我甚至满怀感激，可是，我却一直都不曾爱过她。对孟芳菲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不是现在不公平，一开始就不公平了。

当上副处长的第二年，单位决定搞第三产业，陶兴被选中，任命为总经理，注册了一家公司，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百千万全能服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百千万公司”)，实际做的就是家电业务、灯光音响，包括插销和插座。公司业绩不错，赚了一些钱。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告诉陶兴有一家商场要搬迁，商场原来的楼房打算出租，可以在那里搞一个饭店，大饭店。

楼下黑黢黢的。楼门口停着一辆车，是那种大卡车，上边已经有几个人，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旁边还有两个戴袖标的人，大概是治安员，守着他们。一会儿“咣当”一声。有人打开了后大厢板，然后就连拉带拽把我弄上了车，车下还有人对车上的人说：“又找到一个！”后来车开了，到了另一个小区，又上来两个人。路上我听他们议论。说这次是集中行动，是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要把一些人遣返原籍。当时我到没想别的，就是个怕，怕把我遣返回去，怕极了。我不想回去！我也不能回去！再后来，卡车就离开了我租房的区域，穿过华灯闪耀的城区，来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在一个空场上停下来。这儿似是一个搬迁了的工厂，有一些废弃的厂房。车上的人都下来了，一个跟一个走进了那些厂房中的一间。厂房又高又阔，房顶悬挂着几盏白刺刺的日光灯，瓦数一定很大，不过因为厂房太大了，仍然显得有点儿幽暗。我到时里面已经有人了，很多，看去黑压压的，可能是厂房太大的缘故，人都显得很小，非常小，小得不可思议，甚至让人生疑。一进厂房，就听见一片嗡嗡声，可能是厂房拢音，显得声音很大，却听不出个个数，乱糟糟的。

我在那里住了十来天，那两个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每天轮流陪我，可说是形影不离，我到客厅他们就到客厅，我看电视他们就看电视，连上厕所也要跟着(厕所在室外)，只有睡觉是我一个人。我睡觉是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他们在窗户外头装了铁栅栏(不知道是以前装的还是这次现装的)。开头那几天，那几个人对我还好，一口一个陶总地叫，“陶总吃饭了”，“陶总看会儿电视吧”。伙食也不错，每顿饭都有几个菜。可我根本就吃不下，心里火烧火燎的，不等吃就饱了。那么大一件事儿搁在那儿，愁也把人愁死了，你想想。

后来，陶兴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他跟一个寡妇结了婚。这件事曾经轰动一时，同事和熟人都非常吃惊，议论纷纷的，谁也猜不透他为何做此选择。自此，人们便在背后叫他“肖涧秋”——那年县里刚刚演过一部电影，名叫《早春二月》，肖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这部电影影响颇大。当时就有同事说：“这个陶兴！就是年龄大点儿了呗……凭他的条件，还怕找不着一个黄花闺女？他是不是真受了那个电影的影响了？唉，这些个大学生啊！”

据大夫说，我这是急性发作期，要住院治疗，不然会有很大危险。大夫还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只能使病情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调养。

天亮以后，给我们送来了早餐，就是盒饭，每人一个。送餐的人一到，很多就围上去了。当中一个手拿扩音器的人大声说：“大家不要急，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有的，会发到你手上……”停停又说：“吃完以后饭盒不要乱扔，都放到门口的塑料桶里，放到塑料桶里！”饭一发下来，厂房里立刻就安静了，接着便响起了另一种声音，吃饭的声音，咀嚼声和吞咽声，铺天盖地的，声势相当巨大。可以想象，大家吃得有多么专注。吃完早饭不久，就又有工作人员进来了，仍然有人拿着扩音器，他说：“现在我们去火车站。一批一批走！我现在叫名字，叫到谁谁就走过来，把你的身份证领回去……”然后就开始叫名字。第一批之后是第二批，一批是一个省的人。叫走的人都用卡车拉到了火车站。我是第六批被叫走的，大约一百来个人，都是咱们省的，当时我还担心有人认识我，那就糟了，我偷偷地观察了一遍，发现没有，这才放心了。我们那趟车是中午十一点前后发的车，他们专门包了一节车厢，还有两个工作人员跟着我们。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控制住了病情，钱也花了不少。奇怪的是，我居然还对医院产生了感情。如果不是担心钱，我真想就那么在医院住下去，住他个地老天荒。那一个月，我对医院的环境气味声音，都熟悉了，还适应了。特别是那个气味，闻起来那么舒服。包括医院的伙食，多数人都说不好吃，我却觉得特别合我的口味。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觉得在那儿心里安静、放松、踏实、有安全感，觉得这里就像个避风港，或者说，我把医院当成了避风港。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奇怪的？要是在从前，这怎么可能呢！

我认识陶兴是在1988年。其时他已离开县城调到了省里，在经贸委的一个处里当科员，套用现在的说法，叫公务员。并且有了第二次婚姻。女方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名叫孟芳菲。我就是通过她跟陶兴认识的(她曾经帮我介绍过女朋友)。孟芳菲也是1977级的大学生，读的是历史系，人很能干，性格直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长得不漂亮，脸似乎比多数人短了那么一点点。年龄要比陶兴小一点儿，两三岁的样子吧，不过，当时已是一个十足的“大龄女青年”。

一天晚上——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六点多钟，刚刚吃过晚饭，我租的房子就来了一些人。房东老太太给他们开的门，当时我在自己的房间，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好几个人，我吓得一激灵，以为有人找上门来了，听他们讲上海话，我才稍许放了心。老太太很快又来敲我的门，我的心再次提起来。老太太敲过门说：“陶先生出来一下，居委会的人找你有事……”我不得不出来了，一看还有两个管片的民警，总共四五个人。我不知道有什么事，用眼睛问他们。其中一个人说：“你是租房子的吧？把身份证和暂住证给我们看一下。”我急忙把身份证从钱夹里取出来递上去，一个片警接过去扫了一眼，然后看着我，我马上解释：“是这样，我暂住证还没办，过几天就去办……”他没理我的茬儿，问我：“你在上海几年了？”我说：“好像七年了……”他说：“在这里做什么事？”我说：“没做什么事。我这个，身体不太好……”他居然笑了一下，说：“那还在这里干吗？背井离乡的，回原籍去吧，现在就走。”我心往下一沉，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话也不会说了：“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么回事……”他说：“不用说怎么回事了，跟我们走吧，楼下有车。”这么突然，感觉就像做梦，我好像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被他们拥着往门外走去。匆忙间我说：“东西！我的东西咋办？”不知谁说道：“东西呀？好办好办，一会儿你把地址写下来，随后给你寄回去。”

当天的晚上我哭了，鼻涕一把泪一把，感觉心里生疼生疼的，好像正在一块一块被挖掉。许多年以来，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哭。连我父亲去世我都没有那样哭。这里边既有委屈，又有伤心，伤心我怎么混到了这个地步！委屈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居然会遭受这样的侮辱！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啊！人格啊！我丧失了我的人格啊！这可真是奇耻大辱啊！我还有脸见人吗？

话再说回来，事情也不是那么轻易就决定的。毕竟这么大个事儿，不论谁都会很慎之又慎，不会冒傻气的。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也是反反复复，又是考察，又是调研，又是协商，光和对方谈判就谈了十几次，租金啦，租期啦，都要谈，包括向对方的领导行贿——当时流传一个说法，叫“用小钱换大钱”——足足折腾了好几个月，然后又报主管部门批准(这个很容易，因为我此前取得的成绩，领导对我特别欣赏，一报上去就批了)，最后我才下了决心。促使我最后下定决心的，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李茹随便说的一句话，她说：“如果这个饭店开起来，你就是餐饮业的老大了。”我之所以最后下定决心，就是奔李茹这句话去的，或者说，是奔“餐饮业老大”这几个字去的。现在回想起来，李茹的话也许并不是那么随便一说，而是深思熟虑的，然后来了个“四两拨千斤”，那是因为她太了解我了，抓住了我的弱点。

陶兴说，我对这些并不在意，起码不是很在意。你肯定听说过我在那段时间的一些行为，穿戴啦，举止啦，跟你说，我那会儿真是那样的，因为我喜欢那样，喜欢那种感觉，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大概我骨子里就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儿清高，一点儿孤傲，一点儿叛逆。回头想想，那些东西可能显得很幼稚，其实却是可贵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应该说写得很努力很刻苦，晚上一写就写到半夜。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是我当“知青”时遇到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爱情悲剧，应该是很感动人的，写的时候我自己都哭了。说了不怕你笑话，我那时候还真是很有激情，写作的速度也很快，三四天就能写一个短篇小说，十天半月写一部中篇小说。那段时间，我一气儿写了大概有十几篇小说，中的短的都有，然后就投给了刊物，投了好几家，有本省的，有外地的，都是一些名声挺大的。投完之后就在家里等，一边在心里幻想着那些小说发表了，我一下子就出了名……我虚荣心太强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大毛病。

我没有参加开业庆典，因为没接到邀请。不过，在开业的一周后，我还是专门到饭店去了一次，主要是去表示祝贺。陶兴匆匆忙忙的，穿着一身米黄色西装，神情有点疲倦，眼睛却放着光，跟我以前所认识的陶兴有了明显的不同。简单聊了几句之后，他说还有事情，就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年轻女人，让她带我四处看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我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李茹。

（下午十四时二十分～晚二十三时十五分）

因为集资的人太多，很多人我都忘记了，有的当时就印象不深，现在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悲剧。是孟芳菲的悲剧，也是我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就是这场婚姻，为我埋下了祸根。我这样说绝不是开脱罪责，推卸责任，等你听了后来发生的事，就明白我不是瞎说了。后来我曾经对别人说，不论男人女人，在选择婚姻时，一定要选择自己真心喜爱的人，否则必定遗害无穷，你会一辈子都不甘心，觉得委屈，这样也就伤害了对方。这是我的教训，也是我的经验。问题的关键是，我居然同意了这场婚姻——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当时怎么想的。这场婚姻唯一的好处是拉近了我和处长的关系，事实证明他以后也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这个后边再说。不过当时我好像并没有这样想。也许这是我潜意识里的一个念头吧，这真是一个既可悲又可鄙的念头啊。

对我来说，上海当然是陌生的，举目无亲。可我却在这个陌生之地住了六七年。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人跟你聊天，甚至连他们之间说的话你都听不懂。你想想，那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吧。说得简单点儿，那就是熬。一年一年地熬，一天一天地熬啊。况且，以我这种独特的身份，还要处处小心提防，唯恐被人发现了行踪，精神上的紧张也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被发现的可能性不大)。有时候，我会到街上转一转，不过一般不会去太远的地方，就在我住处的附近。有个成语怎么说的来着？踽踽独行对吧？我基本就是那个样子，而且都是走在人行道的里侧，贴着墙根儿，走路还要踮着脚(这样说有点儿夸张了，就是这个意思吧)，一边走路一边看着街上的行人。放眼全是陌生人，或者说混迹于陌生人当中，反正没有一个认识的，感觉就像一粒沙子对另一粒沙子，真是让人备感孤单。

这天傍晚，准确说是在吃晚饭之前，有人打来了电话。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在楼上。听到铃声，我的心立刻狂跳了几下。那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接起了电话，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因此我什么也没听到，不过我倒是听到了他的笑声，呵呵呵呵，就像驴叫一样。我耐心地等着，等着他把话说完。一会儿他上楼了，接着推开了门，笑嘻嘻地对我说：“好消息陶总，胡总刚来了电话，说……”说到这儿他咳嗽起来。不过我已经知道下边的内容了。他还没咳嗽完，我就说：“我现在就可以走了吧？”他急忙止住咳嗽，说：“别急别急，这就要吃饭了，胡总说多炒几个菜，代他给陶总赔个不是，这些天，哈哈……”我说：“饭我就不吃了，不饿，你代我谢谢胡总吧……”我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来到楼下的时候，那人又把我叫住了，说：“哎陶总……胡总说，有个人在县里等你，女的，她让你直接去‘双鱼饭店’，209房……”

陶兴说——

陶兴是1977级的大学生。说来，这是一件至今都令他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就在那一年，国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当时的景况，许多人一定还记忆犹新)。嗨，那可真是一件盛事啊！千军万马蜂拥而至，都指望进入大学的殿堂，进而改变命运。当然这决非易事，那时的录取率太低，据说只有百分之五。因此很多人在发榜之后流下了热泪，有的还精神失常了。而陶兴，居然进入了百分之五的行列，他的骄傲和自豪不无道理。

汽车出了市区，又跑了一个多小时，把我拉到了双鱼县郊的一个地方，有一幢两层小楼，看样子像是一个住家，因为天晚了，还给我准备了夜宵，很丰盛的，就摆在楼下的客厅里。不过胡总并不在场。记得当时我还问了一句：“哦，胡总不在？”两个人中的一个说：“胡总有别的事，他让我们陪你。”另一个随即说：“先吃饭吧，吃完饭我们还有事情谈。”口气突然变得很不客气。我心里一哆嗦(我是敏感的)，后来就坐下吃饭。饭桌上的气氛很压抑。吃完饭，他们带我来到了楼上一个房间，靠墙有几个沙发，我们坐下来，还上了茶。过了一会儿，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说：“陶总现在知道我们为啥请你来了吧？”我点点头，没说话。“陶总是个明白人，明白人好办事啊……”他又说，“简短地说吧，这件事胡总交给我们办了。很简单，胡总想让陶总尽快把那笔钱还给他。胡总现在经济方面很紧张，急需那笔钱。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胡总事先有交代，说你是他的老朋友，让我们一定好好款待你，反正就是好吃好喝吧。胡总的意思是，陶总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他，我们就什么时候送你回去，一个月也行，两个月也行，半年也没问题。至于胡总，他最近特别的忙，恐怕没有时间过来见你了……”我听得一身的冷汗，情不自禁地说：“你们这可是非法……”那个人哈哈一笑，打断了我说：“不至于吧，不就是老朋友想念了，凑到一起乐一乐嘛，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接着说吧……

你这几天出差顺利吗？湖南我去过，还去过汨罗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才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啊！相比之下，我辈……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说说我的新婚之夜。这想起来太可耻了。当时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动物，或者说，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动物。因为根本没有爱，只有欲望，那是长时间不近女性所产生的欲望，是动物的本能。因此也就没有灵魂，丧失了灵魂。现在，我必须这样说，我必须诚实地面对我自己，也诚实地面对你。当然，孟芳菲可能不知道这些，或者当初还不懂。我只感觉她很害怕，被我疯狂的样子吓住了，吓得脸色都白了，吓得嘴唇直哆嗦，吓得浑身硬邦邦的，听任我的摆布……后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好几年都是这样子，差不多一直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我有要求的时候，就“折腾”她一番，而当没要求的时候，就弃之于不顾，不仅没有爱，也没有怜惜，没有心疼，更没有缠绵，没有眷恋，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要求、要求……现在想来，我这人真是太操蛋了，简直就是没人性。

说了不怕你笑话，我总觉得，那段时间，应该算是我这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在单位说一不二，人人拿你像祖宗一样敬着，一到门口马上就有人给你开门，紧接着就把茶给你沏上了，甚至连鞋油都有人给你打——当时我总在办公室另放一双鞋，一脱下来马上就有人过来擦了。在外边呢，也是有头有脸人模狗样儿，见了人要等着别人过来握手(领导除外)，刚拿出烟来就有人打着了打火机擎在那儿等着。你一定还记得我那间办公室吧？那是我今生用过的最豪华的办公室，大约一百多平方米，还有那张办公桌，大得像一张双人床。说来还真有一张床，不过是在另一个房间里，那是他们让我休息的地方。那张床上也发生过一些别的事，最著名的就是我和李茹那件事，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对吧？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尤其是经我老婆孟芳菲那一闹，更是满城风雨。孟芳菲始终认为我和李茹之间并没有爱情，有的只是利用和被利用，我并不这么看……这件事，等下我给你细说。

陶兴的老家在一座县城，母亲早故，父亲在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回了老家，在县文化馆做创作员。这一半是他自己的主意，为的是可以就近照顾父亲。有人对我描述过当年陶兴的相貌，其中特别提到了一条围巾，驼毛色的，一入秋就围起来，有一端垂在胸前，就像电影里的“五四青年”，感觉非常的意气风发。腋下还经常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多半是外国文学名著，《红与黑》或者《安娜•卡列尼娜》，偶尔也夹一夹《庄子释义》或《杜工部诗》。如有什么事情，在坐下来之前，都是先把书从腋下取出来，端端正正地在眼前放好。

陶兴说——

后来就拍了板(这个板当然是我拍的)。接着跟对方签了租赁合同，因为给对方管事儿的送了钱，对我们非常有利，一个是总体价位比较低，另外还搞了个分期付款，比方说首付多少，第二次付多少，第三次再付多少，等等。说白了就是肥了个人亏了公家。其实还不仅送钱，吃呀，喝呀，桑拿呀，按摩呀，一整套全都做了，而且不止一把。嗨，那孙子美的，小脸儿红扑扑的，就像走路捡着了金元宝！但我们得到的好处更大，大得多。第二步是搞了一个装修方案，方案很具体，雅间、大厅、卡拉OK厅等等，都各有各的设计，这我就不细说了。总的思路是要高级，上档次。然后就开始做，换句话说，就是开始“烧”钱。这个款，那个款，开始一笔一笔地往外划，真就像烧钱一样。钱先是从公司的账上划，很快就划完了(还要留点儿做日常开销)。接着又从银行贷款，前后贷了两笔，数额都很大，后来银行就不给贷了，怕我们无力偿还。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正赶上当时紧缩银根。

对方是陶兴家的邻居，前夫在一次车祸中出了事。年纪应该比陶兴大个一两岁，人长得还算过得去，感觉挺干净。因为住得近，经常会帮陶兴家里做些事，特别是陶兴上大学的那几年，她为他父亲做了不少事，买米买菜，陪着上医院，有时还帮他父亲做做饭。老实说，陶兴并没想清楚为什么要和她结婚，起码不是特别清楚。其中大概不无同情和感谢的成分。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或许他是出于一时的义愤。至于义愤何来，则不得而知了。

安顿下来以后，我抽空儿去了一趟学校，就是我读大学的学校。我特意选了一个周末，还是个傍晚，主要是怕碰见老师们，怕跟他们说话。我心里总有一种惭愧之感，觉得自己挺没出息的。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回来，应该说，学校并无多大变化，大门还是那个大门，牌匾还是那块牌匾，主楼还是那个主楼，校园里依然有那么多学生走来走去，有去上自习的，有散步的，有去找人约会的，有去参加什么活动的。可是，学生却不是当年的学生了，这个不用说。我混在师弟师妹们中间，在校园里踽踽独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酸楚，刺痛，遗憾，怅惘，自惭，都有。天渐渐暗了，我看着学校主楼的剪影，怦然心动。我还去看了我住过的宿舍楼。还去看了图书馆。我还去看了当年经常在那里上课的大教室。我还去看了一棵下面有一张老绿色长椅的老柳树。老柳树似乎还是当年的样子，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的的确确，学校并没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我自己。

跟你说，刚到上海那段时间，我的情绪非常低，可说低落到了极点，灰心丧气，悲观失望，前途渺茫(连渺茫都谈不上，是根本没有)，精神涣散，混吃等死……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有几次想过死了算了，可就是下不了那个决心，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还在留恋什么？那段时间，除了偶尔到街上走走，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住处闲待，把人待得都快傻了，好几天都不刮一次胡子，脸也不洗，没那个心情，至于那方面的欲望，更是根本就没有……

我早就知道我变了……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不即不离的，我的生活全靠她供养，吃的，穿的，住的，包括看病，包括胰岛素，就像我在前边说的那样。还包括给她造成的影响。作为一个老婆，她做得确实足够好了，可说是仁至义尽了。但是我知道，我们之间一直是有疙瘩的，而且是个化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李茹。这么跟你说吧，自从我跟李茹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再没做过夫妻间的事儿，一次都没有过，她根本就不让我碰她，直到现在。我很清楚，尽管她帮我，供养我，心里却瞧不起我，鄙视我。她是个有原则的人，原则害死人啊。当然，我并不怪她，一点儿都不。要怪只能怪我自己。

饭店的装修很高档，楼上楼下一共六层，外面还有停车场。二楼是大厅，三楼以上均为雅间。无论雅间还是大厅，都显得很堂皇。椅子饭桌，包括房门，也都很精美。据李茹介绍，为了适应不同人群的不同口味，饭店不仅供应中餐，还供应西餐。另外，那天的客人也相当多，一路走过去，感觉处处是人，可说是人声鼎沸。就是说，生意特别红火。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后来了解到，大概过了不到半年，饭店的生意就不行了，主要是没有人来，确切说是来人很少。偌大一个厨房，又是中餐区又是西餐区，厨师们却闲得围在一起打扑克。

你知道，火车站内是很空阔的，从我站着的位置可以看见周围很多地方。我又是跺脚又是搓手(这样可以取暖)，一边转着脑袋朝四处看。我看见了一些居民楼，家家的窗户都透出灯光，暖洋洋的，我还看见了霁虹桥，你知道，它就在火车站附近，车灯在桥上飘过来又飘过去……我要说的是，在看着居民楼的灯光时，我又想起了儿子陶器和孟芳菲，一想到他们，我心里，我心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