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洋

虽然克拉克扬弃了传统宗教，但他仿佛在鼓吹一种掌握高级技术文明的“神”一样的存在。在《岗哨》中，这种神一样的存在通过人类是否有能力登月来检验其开化程度。在《2001：太空漫游》中，边长1:4:9（这个数列仿佛是“三位一体”的隐喻）的超级长方体启发了百万年前的猿类使用工具，并将21世纪的人类送入星际文明大家庭。在《与拉玛相会》里，比城市还大的拉玛飞船（里面的设置都是“三个一组”）静静地飞过太阳系，秋毫无犯，使落后的人类望而生叹。巧合的是，在克拉克的所有想象里，技术高于地球人的外星人在道德上也是崇高的，他们或静观人类之变，或暗中助力，仿佛兄长或慈父一般指引着弱小文明的发展。在这些作品里，人类掌握的超级技术（如穿越虫洞的航天飞行）和“元技术”（使用工具）都是得自“天启”。但这些技术在造就人、塑造人的过程中，也把人异化了。这一切就像基督教的“原罪”——可口的知识“苹果”带来了矛盾与困境。

“跨越太空的，是幻想的新材料，没有这些原料，一切形式的艺术就肯定会衰落以至灭亡。稀奇、诧异、奥秘、惊险、神妙——这些在不久前人类似乎已经永远失去的东西，不入之后即将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与此同来的，也许是一个就连荷马也梦想不到的英雄故事和壮丽史诗的伟大时代。”

在上面这些作品里，克拉克把恰当的叙事和对未来技术的充满想象力的预见结合在一起，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阿西莫夫认为，克拉克在情节构思上具有热烈的、感性化的和人文主义倾向的特征，但在表达方式上，克拉克则钟情于冷静的、逻辑化的和科学主义倾向的方式。

2008年3月18日，阿瑟·克拉克在斯里兰卡去世，享年90岁。路透社是第一个向全球报道此事的通讯社，但若是没有通信卫星的帮助，它很难拔得头筹。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正是克拉克在1945年一篇论文中设想出来的。刊登在英国《无线电世界》中的这篇名为《地球外的中继》的技术预测文章中，克拉克详细论述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这篇论文用一系列的图表和方程式论证了“空间站”驻泊于距赤道36000千米的轨道上，就可以与地球保持同步运转；多个“空间站”作为中继，就可以提供覆盖全球的通信网。

而现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克拉克在有生之年曾目睹了核武器、DDT、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麻烦，在他身后，人类还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困境。在他看来，更为可行的解决之道是渐进的积累而非外来的帮助：“现代科学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就是千禧年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瞬间而已。那些终极问题不大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伴随着悠扬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空间站的巨轮优雅地缓缓自转，仿佛舞池中贵妇旋转的裙摆。这是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经典场景之一。片中另一个经典蒙太奇是：300万年前的猿人抛出的骨头一下切换为公元2001年的一艘哑铃状飞船。1968年，阿瑟·克拉克与斯坦利·库布里克共同创作的这部电影因大量运用象征、隐喻手法，而使科幻片从“谁都看不起”一下子跃入“谁都看不懂”的境界。

科幻小说的四大主题——灾难主题、高科技主题、道德伦理主题和外星文明主题——在克拉克的作品中均有涉猎，但最为之关注的还是高科技主题和外星文明主题。在上述小说和电影剧本中，克拉克神游八荒，在文字间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实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唯一找出可行性的界限的方法，是直闯‘不可能’的禁地。”他把科幻小说的两大传统——幻想传统、科学传统——发扬光大。特别是科学传统，他大力宣扬的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该轨道也被称为“克拉克轨道”）、太阳帆等都已被航天工程师变为现实；他以细腻笔法勾勒的太空电梯、木星气球探测器和星际飞船的有关技术细节无比翔实，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投入，这些技术就一定能够实现。

克拉克的飞天轨迹如一条珍珠项链，开端是1951年预示太空时代来临的小说《太空序曲》（Prelude to Space），尾声是2008年去世后不久出版的《最后的定理》（The Last Theorem）。其间穿插着一颗颗饱满的珍珠：《童年的终结》《城市与群星》《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天堂的喷泉》等名著。

阿瑟·克拉克1917年出生于英格兰萨默塞特郡。仰望星空和阅读美国科幻杂志是他儿时的两大爱好，年幼的他甚至还曾自制望远镜观测月球并绘制月面图。由于贫困，克拉克未能上大学，但利用在政府机关做审计员而获得的闲暇却大大发展了他对太空的兴趣。后来他将自己对太空与科幻的兴趣完美结合，不但成为科幻界一代宗师，也成为太空科技领域最著名的预言者。

在1962年出版的《未来的轮廓》一书中，他提出了“克拉克三定律”之一，即“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初看都与魔法无异”。言外之意是，如果这种技术魔法不能为低技术的种族所理解，对魔术以及魔术师的敬畏乃至崇拜便无可避免。

克拉克的飞天轨迹如一条珍珠项链，开端是1951年预示太空时代来临的小说《太空序曲》（Prelude to Space），尾声是2008年去世后不久出版的《最后的定理》（The Last Theorem）。其间穿插着一颗颗饱满的珍珠：《童年的终结》《城市与群星》《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天堂的喷泉》等名著。

2008年3月，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得知克拉克逝世后写道：“是他让我产生了写科幻的念头，《2001：太空漫游》告诉我科幻能够怎样展示宇宙的广袤和神奇，《与拉玛相会》则让我看到了科幻怎样像造物主般，创造出一个真实到精致可触摸的想象世界，以后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对这两部经典拙劣的模仿。”

虽然一个常见的误会是克拉克“首创”了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概念，但的确是他首先把这个想法系统化的。面对后人“同步卫星之父”的褒奖，克拉克的态度非常谦虚。他总是主张：无人可以预言未来。

我们有幸活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克拉克认为，相对于那些具有高度智慧的苍老的宇宙文明，地球文明的最大优势就是时间：“他们会沐浴在万物的夕照中嫉妒着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年轻时的样子。”

白描一般勾勒科技，被认为是克拉克作品的一大特点，也是其美感的来源。他曾在短篇小说《土卫五》中用了整整二三十页来交代轨道计算，以使小说中的一切都符合经典力学。这种遵循自然规律的想象成为其作品非常独特的风格，未来人类的智慧、技艺通过高科技得以直观展现，未来历历在目。克拉克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总结得好：“他超越了科幻小说的天地，飞进了星辰熠耀的九天之中。他达到那个飞离速度，用的燃料是积累的科技知识。”

以长时段史观审视现今人类的处境，当与古猿在300万年前的处境类似。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的第一章写道：

虽然太阳帆和太空电梯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均另有其人，但克拉克的独特贡献却毋庸置疑，是他在科技界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并为这些科幻创意进入工程界视野而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1969年7月，自克拉克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邀作为嘉宾为亿万电视观众解说“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之后，他就成了重大太空事件的发言人。包括美苏宇航员、杰出的科学家（如卡尔•萨根）和电影制片人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克拉克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于太空探索的态度。美国政府就曾称赞克拉克说，他“为人类登月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如同现代潜水艇的发明者西蒙•莱克所说：“凡尔纳是我生活的总导演”，许多航天界人士也对克拉克的作品心存感激。航天科学家托伦斯·约翰逊为NASA工作了三十五年，一生致力于完成木星和土星无人探测任务。他回忆起一次航天会议的情景：“火箭工程师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都说自己读过克拉克的小说，”约翰逊感慨道，“因此我们成为了火箭工程师。”

克拉克成长在英国社会居主流的一神教传统里，但他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称无神论者。他曾说：“任何通往知识的道路也是通往神——或现实——的道路，这取决于你倾向于用哪个词。”他的作品中不乏对宗教观念的解构。在《童年的终结》里，他把基督教里有关魔鬼的尖角尖尾形象拿来开玩笑；在《星》中，他设计了与《圣经》记载的伯利恒之星有关的悖论。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在斯里兰卡的长期生活经历令他对神秘的东方宗教心存敬畏。在《神的九十亿个名字》里，喇嘛吟诵九十亿个佛号后，宇宙真的发生了大变故。

克拉克在回忆童年时曾说，那时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奥拉夫·斯坦普雷顿，最喜欢他的作品《最初和最后的人》。克拉克的思维方式和科幻创作都显露出斯坦普雷顿的哲学偏好，即喜欢做长时段的历史性透视，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形而上学的思考。

而事实上，克拉克总是用无比精细的技术细节预言着未来太空科技的发展。四十年前，在《太阳帆船》一文中，他描写的利用太阳风作为飞船动力的故事曾引起美国国家宇航局的注意，并使宇航局从此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2005年，美俄联手进行了“太阳帆”试验并取得成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真能如克拉克设想的那样，会有一场从地球到月球的太阳帆船比赛，甚至能成为奥运会的项目之一。

白描一般勾勒科技，被认为是克拉克作品的一大特点，也是其美感的来源。他曾在短篇小说《土卫五》中用了整整二三十页来交代轨道计算，以使小说中的一切都符合经典力学。这种遵循自然规律的想象成为其作品非常独特的风格，未来人类的智慧、技艺通过高科技得以直观展现，未来历历在目。克拉克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总结得好：“他超越了科幻小说的天地，飞进了星辰熠耀的九天之中。他达到那个飞离速度，用的燃料是积累的科技知识。”

在克拉克描绘的未来中，那些魔法一般的高科技和今日的电视、汽车一样常见。高技术成为故事的“背景技术”，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且其运作方式、功用效果一目了然，仿佛读者已使用了多年。但对于他要重点展开想象的未来技术，则被作为“前景技术”推到读者面前，细致精准的描写令它们仿佛跃出纸面、栩栩如生。评论家都把克拉克归为写作“硬科幻”的代表人物，其实他的故事一点也不“硬”，坚硬的只有虚构的技术内核。如果你接受他关于未来技术的设定，那么无限的美妙画卷便会在你眼前徐徐展开。

“就这样，望月者和同伴嚼着各种浆果、水果和树叶，顶过饥饿的痛苦——就在他们周遭，和他们争夺相同草料的，就是他们想都没想到的潜在食物来源。然而，千千万万吨多肉多汁、徜徉在疏林草原和灌木林里的动物，不只非他们能力所及，也非他们想象所及。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

在《天堂的喷泉》（1979）这部缜密地描述人类伟大工程的作品中，克拉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不远的将来，人类集全球力量在位于赤道的岛国建造了一条通天电梯，人和货物可以搭乘电梯用几天的时间上升到36000千米高的同步轨道，这项一劳永逸的工程使昂贵的火箭发射成为了历史，任何人都有机会到太空一游。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世界科幻最高奖“雨果奖”和“星云奖”两项桂冠。但是，来自工程界的肯定恐怕才是对克拉克技术预测式小说的最高褒奖。2000年，NASA发布了太空电梯概念图——这种用高强度碳纳米管制成的电梯可从地面直接通往位于赤道上空的同步轨道太空站，有望成为21世纪后期地面到太空的主要交通工具。

克拉克将技术看做“技术神明”对人类的“天启”，外星智慧生物像先知一样教导蒙昧的地球人如何使用技术。

克拉克十三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第一次接触到来自美国的科幻杂志，其中混杂着男孩子奇异冒险经历和最新的科技进展。从此他被这种文学形式所吸引，并成为个中里手。这令人想到他的同乡艾萨克•牛顿，牛顿生下来就没见过生父，在接受科学教育后，终生致力于探寻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丧父的代偿心理。克拉克是否也在试图从创作中寻找父亲般权威而充满力量的象征呢？

如何避免身处丰饶却饥饿致死的可笑命运呢？克拉克坚信，人类的未来在群星之间，人类进化的契机在太空飞行中。他说：

在上面这些作品里，克拉克把恰当的叙事和对未来技术的充满想象力的预见结合在一起，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阿西莫夫认为，克拉克在情节构思上具有热烈的、感性化的和人文主义倾向的特征，但在表达方式上，克拉克则钟情于冷静的、逻辑化的和科学主义倾向的方式。

克拉克以“技术神明”为主角的一系列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恰好与20世纪西方第一次宗教复兴的时段相吻合。战时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都市化、郊区化、冷战与核威胁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是宗教复兴的重要原因。克拉克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感受到的上述元素也改头换面后出现在作品里，特别是美苏两霸在太空握手言欢的场景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呈现。

克拉克曾在多部作品中描绘“最后的人”这一形象。在《童年的终结》里，人类在外星人的启迪下完成了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一跃，从物质属性的动物变为精神属性的聚合心灵，成为读者无法了解的新人。在《城市与群星》里，人类曾进入太空，却又畏惧于群星间的恐怖，转而自闭在永生的城市中，是为“最后的人”。在《2001：太空漫游》里，宇航员大卫•鲍曼在超级长方体的帮助下穿越无数虫洞，最后羽化成太空婴儿获得新生。在克拉克眼中，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在宇宙中，人类的未来形态将是精神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