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一年半的课，当老师依然是个菜鸟。但这种换位思考却令我感受到了更为复杂的人生滋味。我记得我第一次站上讲台，虽然不是第一次站上演讲台，仍然被吓到。抬起头来的学生的正脸，像发亮灯泡一样眼神的光芒，令人感受到逼人的青春气息。那之前我已经看了四年多颓丧的博士生的脸，发际线如潮汐退散、皱纹对正午阳光的敌意、重压生活之下无神的眼睛……瞬间被耀眼地替代了。我想起
《男人四十》里的张学友，十几岁的他又怎么会料想到当自己站上讲台时真的会看到些什么呢？
场面突然有些尴尬，我想起很多旋风般无用的小事，譬如当时我给报社投稿还写信，譬如我们当时的考卷还是油印的，譬如她在黑板上写下“包干区”几个字，这个词我有十几年没有使用过了。但千言万语我脱口而出的话居然是，“老师，我也要三十岁了。”
我有时对学生说，“你们不要睡啦，这个教室我也睡过哒”，有时又说，“把耳机摘掉吧，我要点名啦”，都会想起
《男人四十》里学生对说“鲁迅其实很时髦的，苏东坡你们认识吗？”的张学友一脸鄙夷，“他自以为很幽默的样子真的很好笑”。所以只能暗暗在心里想，我可是看得到你们暗恋的人的正面的（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幸好我不会再说，“我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之类老掉牙的话了，这令我比我小时候见过的老师，总升级了一点点吧（为了克服慌张，成为阿Q真的很容易）。
因为在我能想到的重逢里，我是多么想说些什么、想想起些什么，却如鲠在喉。
老师说，“天啊，你都三十岁了。”而后那种可被接受的、尴尬的安静再次蔓延开来。
母校校庆的时候，邀我写感谢文章，我写过我感谢她，因为有一次在图书馆，我想借更多的书，但我没有权限。她用教师证帮我借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没有她的联络方式。
两年前，我在开会间隙、会议室外的咖啡厅里，遇到了我初三时的中学语文老师。她刚工作就接了毕业班，还来全班同学家家访。我还记得她等在我家路灯下的样子，灯下有许多小虫飞舞。那时和现在的季节一般热，她的年纪和我两年前一般大。
学生有许多问题都不是学业的问题，而是人生的问题，很有意思。他们很信任我，但我似乎担不起这种信任。在应该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不知道该不该建议。在该提出批评的时候，我又不忍心批评。有天和助教看一场学生演出，演员的失误比我的错别字还多，我对助教说，“这真是没有练好就上台了，我要是他们老师，一定不给他们毕业。”然后助教嬉皮笑脸地说，“不会的，你会给他们B+的。”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有次做活动，我提到班上有个女学生，从来不发言，也不交讨论作业，我问她，我要怎么给你成绩呢？你总是要交些什么吧。然后她写了一篇小说。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计生忧愁，为她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她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她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她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她们分享糖果，都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她们再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了。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小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受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什么不好。所以还好有文学，能让人看到女孩子的处境，女孩子走过的心灵旅程。
那天她在和朋友聊天，远远看去的面貌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即使过往并没有建立起什么值得言说的深情厚谊，我仍然感到很激动，上前对她说“张老师，你还记得我吗？”她非常惊讶，但很快就高兴起来，转头对朋友说，“这是我以前当老师时候的学生，是一个新锐作家”。然后对我说，“我现在在这栋楼工作。我已经不做老师了。”
电影里的张学友扮演的是中学国文老师，少年时暗恋坐在前排的女同学，但他每天都看不到她正面，于是暗暗发下宏愿，命运最初是由一个小小的少年心愿支撑起来的。后来，他真的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不受学生待见的、郁郁寡欢的老师，中年的他每天都可以看到年轻的少男少女的正面了，提醒自己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
去年书展活动，我高三时的语文老师带着女儿来和我合影。我们加了微信，感谢技术时代。我对老师说，我也做老师了。她就点点头。我们还是没什么话说，时隔多年，和小时候一样，我对老师们似乎总说不出什么恰当的话来。我心里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说，“应该是我来看你的”。但我说不出来。
高一、高二的语文老师，后来我也见过，都是在上海书展。有一位男老师，带着太太一起来参加我的新书活动，他太太我觉得面熟，但叫不出名字。他满头白发却表现出神秘的样子说，“你那时知道我们是夫妻吗？她是教你们隔壁班级英文的。”我说我认识的、认识的。但我还是不知道她姓什么。然后老师说，“我们都退休了”。我心里觉得酸楚，不知该怎么接。
修订新书《新腔》书稿的时候，看到自己写
《男人四十》的影评，特地摘了电影里的一句话做标题——“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就可以每天看到她正面”，也许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所以我说，有时候“交差”一样的作业里也会有很动人的细节，但同学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此时我另一个学生说，“反正我是写不出这样无意识就可以打动老师的文章的。”令我感到恐惧的尴尬再次出现了。平等的肯定和鼓励对于每个年轻人很重要。即使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并不那么在意。我甚至错过了老师的肯定也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