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傍晚，林子煊走在愚园路当中的两条黄线之间，并勾着手示意我过去。对于车流和行人的目光，我实在有些忌惮，但我更怕她失望，还是走过去了，与她在路中央立定。她闭上眼睛，撸起袖子，向我展示了一条洁白的右边手臂，皮肤上面没有疤痕，没有绒毛，只在靠近手腕的地方看得见细微的暗青色血管，和大部分人类一样。我不知道她在展示什么，但这右臂离我越来越近。她说想玩一个游戏，那是一个类似于测谎机的游戏：她问问题，我来回答，如果我撒谎——据她警告——这手臂上就会出现刀割的伤口。
六百五十弄富春小笼一直关着，左边富麦包子每天排队。店里常站一位胖乎乎的收银员，两个脸蛋泛着红红的油亮，却不能从中看出吉祥。有人说，“两个菜包，一个肉包，再来一杯豆浆”。她一听这话好生气，眼皮子一沉，陷入僵直状态一动不动。过上六七秒，嘴里开始嘟嘟囔囔，要讲豆浆不只有一种，请人下次把话说清楚，是甜的？咸的？还是原味的。“不要耽误大家时间，对吧？”这样的嘟嘟囔囔，从音量到语感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绝对历经十数年的打磨与配重，让被嘟囔的人不至于扭头投诉，或是还嘴开骂。
第一个问题，“你相信这世上有忠贞不二的爱情存在吗？”我说，我相信。结果，一道血色爬上那手臂，我不明白它是怎么裂开的，但伤口实实在在。红红的血，绕臂半周之后，滴在愚园路的黄线上。我又慌又惊恐，强烈的眩晕和折磨感钳住我，我根本动弹不得，且第二个问题紧接着到来。她说，“你是否觉得，肉体上的背叛，不算是真正的背叛。”我说，“没错，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之后，什么也没发生。她紧紧又问了第三个，语速非常快，她说，“此时此刻，你是爱我，还是怕我？”我说，“是爱你”，她急忙紧闭眼睛，咬紧牙关，似乎在忍受什么东西的袭击。我看向她的手臂，那里裂开第二道伤口，这一回有一些血块和残渣崩溅到我的衣服上。我想要跪下，但膝盖如被钢筋水泥包围，我已完全不能动弹。她继续问，“你想永远记住我，还是想尽快忘掉我？”我说，“我想永远记住你……”
紧接着，林子煊用完全赤裸的、发光的身体走在路上。她整副躯体颤动得更厉害了，一直到某个临界点，一切的颤动都停止了。再下一个瞬间，她向四周爆炸开，这种爆炸里没有血和骨头，只有银色的、荧光性质的细小的颗粒，数以亿计，向四周轰然飞去。在愚园路的昏黄中，降下一地金色的粉尘。
她问出这一连串问题之后，我们双眼对视，足足有几十秒钟。漫长如半个世纪的几十秒里，一双充血的泪眼试图在林玉萍的眼睛里寻找慰藉。但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慰藉，虽然它看起来无比鲜活、净洁明亮，但实际上，那是一种核爆之后，充满烈性辐射的宁静。一个印尼长相的小伙子打断了一切，他颤颤巍巍地端来了我们的餐食。我却已无心吃饭了，只管她要胡椒拿铁来尝一尝。一口辣味的咖啡下肚，我感觉肠道被点燃，精神被释放，像一头生猛的恶犬一样，我想要一跃而起，把世上无数来回跳跃的小球都凌空叼走，不再还给他们。是谁发明的这个无聊的机制啊。一男一女，两种性别；一苦一乐，两样感受；对了，错了，两种结论；嘴巴，肛门，一进一出；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三去哪儿了呢？人的精神和思想，难道是一根二维的细线，只有两个方向可走吗？既然如若，那还有什么可玩的？郭导表示认同，他说，“没错，这种设计也太简陋了，太低能了。或者说，还需要更多的进化和调整”，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应当跟子煊说，再给人类一点时间”。我说子煊她可等不及，她想把这根线扯断了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知道的，快乐和痛苦总是一样的多的，不管你是三岁，还是八十岁，不管你是农民，还是石油大亨，快乐和痛苦，总是一样多的。你的心本身是个容器，你掂量掂量，就知道它俩的分量分不出胜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只盯着桌上清水的印痕，在夏季的闷热中缓缓地消逝。郭导怨我，说“作家最恐怖、也最令人发指的地方在于，当人家阐述自己自杀的这个……动机的时候，你竟然是想着怎么把她那些话给记下来，还记这么清楚，写成作品，而没想着去劝劝人家！？你就干听着吗？”我确实是“干听着”的，因为我沉迷于她手下逐渐清晰的螺纹图形，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她说的没有一句我是不赞同的。劝她，反驳她，不但自欺，而且欺人。林子煊继续说，“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得到一颗球”，她举起一个卫生纸球，“左手是快乐，右手是痛苦，我们这辈子无非就是把球在两个手之间来回倒腾。”她开始玩弄那颗刚捏的纸球，纸球在我面前，左右飞舞，越来越慢，越来越恍惚，带着残影，它拉开一张白色的帷幕。我人生中每一个难以忘怀的节点，从模糊，到清晰，开始在这张帷幕上面疯狂地回闪。渐渐地，我识别出了熟悉的场景，一个又一个地，认出了生动的人们，伤害我的，我伤害的，逗我开心，让我心碎，我害怕的，我热望的，我看见了每一个拥抱和分别的时刻，看见了诸多桌椅、校门和车站。我感觉了哭了，一抹眼睛，发现是的。我任由自己沉下头自由地哭着，喘息之间听见她继续的讲话，“还有一个规则是，这颗球如果长时间停在一只手上，就会发烫，于是我们总是需要换手。你也看见了，人痛苦得久了，一定会想着法找乐子，监狱里面判了几十年徒刑的囚徒，也会打打扑克，斗斗地主，开些荤段子的玩笑。而一旦幸福久了，也不行，我们就开始作，不作不舒服。和小孩子玩积木一样，建立是为了毁坏，拆散是为了重组。”
东北人开的烧烤店一直经营到夜里三点多，它熄炭关门后，几只野猫在路上疯狂进食，不时有出租车停靠在午夜的愚园路，最多的组合是一男一女。再后来，趁人们昏睡，天空偷偷为清洁工们展示了几分钟的旷世冰蓝，而后晨霞铺开在天边。这时候，我面前的门突然开了，一个女人，迈过门槛，朝我走过来，她先左右摆头，打量了街上零星的车子，之后开始与我讲话，而我，什么也听不清楚。我只能感觉到，血液粘稠，无法再涌上大脑，而且身体冰凉，被愚园路吸光了阳气。我只能看到，她有一张温吞、宁静的脸，眼睛里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哀愁，这张脸的主人本应当穿旗袍、戴玉环、捏一柄小扇子，从海上花屏风后走出来，哼着昆曲，才符合常理。但她却穿着印有HBA字样的防风衣，Champion的复古卫裤和长袜，以及一双Adidas Yeezy 500，像一个滑板高手。
四，这是一只三样全占、无可救药的狗，恶在宿命。
无论如何，我对门后的这位看门恶犬充满好奇。在如今这个温吞寡言的世间——男人们普遍像被煽过的黄牛，眺望自己的阴茎倒挂在旗杆上；女人们普遍像蜜蜡裹身的雕塑，瞳孔里流出黄金万两；相比之下，恶犬，成了极端真挚的浪漫主义产物，让人想起每一颗汁液沸腾的理想主义头颅。我简直爱上“恶犬”这两个字了，仿佛下一秒，它就能从这门后面冲出来，把人们不敢碰、不敢动、连看都不敢看一眼的红色帷幕撕咬出一个破洞，让真知与真相遍地流淌，滋润万物。甚至，它也许能不动脑子又不受控制地继续狂奔，把已成定局的残酷秩序踩成个稀巴烂，把诗人的还给诗人，把赌徒的还给赌徒。
二，这是一只癫狂生猛、见人就咬的狗，恶在性情。
与温柔的神女做爱，没人会琢磨体位的问题，同样的，观察愚园路，从没人敢去谈论最佳的角度。当然从镇宁路路口看愚园路和从乌鲁木齐北路路口看愚园路，会得到两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只不过，一旦带上欣赏或是采风的心态，愚园路便转念消逝了。上海的老弄堂们普遍具备含羞草的本领，它们的砖缝间由陈泥做眼，青苔做鼻息，能够精准地察觉到旅行者、摄影师或者画家们眼睛里诡异的热度，并将全部的灵气迅捷地藏匿。愚园路上的新主人们，曾花去大半辈子等待拆迁，梦里净是推土机的浩荡轰鸣，这便是传说中静安区与长宁区交界处，最深处的迷惘了。他们醒来，枕角有泪，直到许多年过去了，“优秀历史建筑”的铜牌子被接二连三地挂上愚园路，挂在他们从小长大的小区门口，他们望着这些精致的铜牌子，彻底宣告心神灭亡。有一种价值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的哀愁爬上了次世代人民的眼睛，这样的哀愁难以分辨来处，滑稽如同静安寺与高耸威武的建设银行相互依偎——像一对偷情的恋人。人们等得老了，根本提不起抱怨谁或是反对谁的精气神。他们在烟杂店门口指挥妻子，烹饪重油的锅贴，配以白灼的生菜和便宜的袋装白酒，他们第五亿八千万次把葱油淋上细面，倒上刚刚出锅的雪菜肉丝或是辣肉的浇头。他们在中国福彩店选号付钱，在意大利鲜花店门口打桥牌，叫声卓越，引得美团外卖送餐员停车加入，饿了么的人也不落下，穿一身蓝装，介入赌局。最后，在夕阳离开之前，他们把前天的茶叶泼在百年的梧桐树身上，这一棵用泥巴补齐伤口的大梧桐，必然见证过曾轰动全国的“汪日密约”，或是《布尔什维克》创刊。甚至此刻，在它的年轮里，还倒映着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中放学，经过愚园路西段，回到爱林登公寓时碎碎的步子。夜半，人们才偶尔停下这样呆呆的生活，呆呆地望着愚园路上的人群。
收齐了照片，绕紧档案袋，她消失在白木门后面，过了很久，端来一杯透明的水。我喝之前，不知道这透明里存有玫瑰香和两分甜。“你赶紧走吧，关于恶犬的一切，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这些照片从未公开过。”
林子煊是一个企图自杀的人，另外一个说法是，林子煊试图解除她生命的疲劳。在二十四年、整整两轮儿的寿命里，她和男的女的都谈过恋爱，都上过床，却不肯承认自己双性恋的事实。我说你这是“典型的双性恋”，她说，“那是因为没有第三种性别”。关于此，郭崇朴导演的说法是：“你别跟人家犟嘴，她的爱是‘人类之爱’，我们配不上子煊。”她曾经因为一任男朋友当着她的面放了一个屁，就和人家翻脸分手了，她强调，仪式感必须时刻保持，一旦破碎，便无法弥补。郭导又评价道：“这太严格了，像我们这种直男癌，都该去死，根本就配不上子煊。”
我说，“我还以为‘此地不宜久留’这样的话，和什么‘刀下留人’差不多，只能在电视上听到，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真有人会把它给说出来了，在下佩服。”她手上有许多戒指，她不耐烦地转动着其中之一，告诉我，“在真实的年代，狗就是狗，看家护院，越凶残越好。在空虚的年代，人们丢失了血性，要求狗也放弃血性，并要它们可爱、乖巧。狗不再是狗了，狗变成了儿子。”“儿子都是客气的”，我从床上起身，开始穿鞋，我说，“现在大部分狗过的是爷爷的日子。”我还问她为何此地不宜久留。她说，“这是神仙的地盘”。关于这个解释，我不能说非常满意，但也绝对不想反对。我说，很好，我现在就走。我踩着旋转楼梯下楼，雨声在一楼走廊尽头爆发，离开的期间我经过无数房间，房门统统紧闭，某些房间内有相似的黄光渗出。来到室外，惊雷四起，雨声更大了，我仓皇逃窜，浑身湿透。在镇宁路口回头张望的时候，那间满溢黄灯的房间忽然熄灭了。就像一枚冷却的恒星。
“不够疯狂的人不能够遇见林子煊”，这是郭崇朴导演酒后的胡言之一，不过我确确实实在那儿站了整整一个晚上，估摸着有15个小时，我把“立等”二字诠释得挑不出毛病来。其间，有人围观我，有人拿手机拍我，有人跟我搭讪，说：“吃点儿东西吧，你想吃什么？”甚至，有人报警了。一位个子很矮，戴着眼镜的便衣来了，掏出证件，匆匆展示后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说，你帮我劝劝这些人，别看戏了，这不是行为艺术。
在我向林子煊开口求爱之前，我们之间曾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而当我向林子煊开口求爱之后，一切的可能性，都无可避免地坍塌在愚园路的呆呆之中。事件，随着人类的讲话，从五彩斑斓降格为非黑即白，这一过程，不但愚蠢，还十足绝望：要么，我们成为礼貌的恋人，要么，我们成为了礼貌的朋友。人际关系一次又一次地死灰落地，人类之间，千篇一律的爱情故事，前人写得太多，后人顶多也只是对熟悉的桥段进行拆散和重组，完成毫无意义的重复。我想，所有人都应当原谅我：在我写下这一切之前，每个人心中都对林玉萍充满好奇。而当
《愚园路昏黄》错误地沦为一篇爱情小说之后，一切幻想都将沉落为残渣，汇入一种湍急的、呆呆的河流之中。这也正是这条路保持常胜的秘诀。所以，为了做出反击，我决定：不写了。
它现在极度生气，气到发癫。不然不会让梧桐叶展得更开一点，把近乎夸张的五月的雷雨声暴露于世界，就在此刻，浦江边的人，也一定能听见愚园路的哀嚎。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这方面，我忍住了记录的欲望，而你们那一边，也无比聪明——收敛了阅读的野心。为了欢庆这次文学史上伟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在愚园路上约一场酒局，甚至，以这样群体性的沉醉和欢愉，来祭奠林玉萍小姐同样沉醉和欢愉的亡灵。三月傍晚，我路过一桩别墅，黄墙红门，正对愚园路而开。正门边另有一铁栅栏边门，铁杆上挂着一个铜牌，上书“内有恶犬，有事立等”。这八个字是我见过最猖狂也最为浪漫的告客语，我停下来，站在这牌子前面，仔细琢磨它。
我们第四次见面，是在镇宁路口那家意大利食堂，当天她点了一杯鲜辣风味的胡椒拿铁，我点了一份黄桃酱牛排饭，不等我展示二维码，她就用一张破破的蓝色百元纸笔结了账。坐下来之后，林子煊一把推开桌上的餐布，示意服务员收走，然后用指头蘸着免费的白水，在实木桌上画画玩。她一边画出复杂的几何图形，一边告诉我，“与‘人既然明知自己要死，为何不提前自杀’相比，世界上其他的哲学问题都显得非常无聊。”
说回铜牌罢，当日，“恶犬”已在我心头，弄得我发痒。另外是“有事立等”四个字，这则更为浪漫。我们知道，二十年前的火车站门口都有私人的照相营生，普遍都讲“立等可取”，这里面“立等”的意思是“立即等待片刻”，表达等待所需的时间极少，让顾客放心。不过我面前这个“立等”的语境可大不相同，塞入祈使句之后，它有了别样的意思。估摸着，是让人“在门前保持立定的姿势，进行一番诚恳的等待”。这实在是太浪漫主义了，意思是你没有门铃可按，没有保安可叫，因为恶犬，你也不能擅闯，也最好别大声嚷嚷，如果你有事，就静静站在门口等着。注意，不能坐着等，也不能来回踱着步子等，那恐怕不能被纳入有效的等待时间。难道墙内有某一双眼睛，能观察到我长久的站立，并按下计时器，等时间够了，他会打开那几吨重的实木大门，专门过来询问我的来意？想到这里，我调整了我的双脚，正对着大门，像一个士兵。
红的黑的，白的灰的，枪杆子的，笔杆子的，阳刚的，阴柔的，燃烧着，熄灭了——这是一条从没改过名字的马路。自诞生之日起，就跟着那个园子姓了，直到永远。去年，我从中部离开，到上海租住在愚园路。而直到此刻，六个搬家用的打包箱子整齐摞在身后，我才想起来为这条路写点儿什么。这一切为时已晚，又不得不继续下去。
林子煊所叙述的事情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共计七七四十九天，从百乐门、连生里、庆云里，到四明别墅、愚谷邨、涌泉坊、市西中学，再到中实新邨、文元坊、严家花园、洛公馆，最后是岐山村、瑞兴坊、卜内门与亨昌里。对于这条路上密密缝裹的历史，子煊去皮拆线，无有丝毫遗漏，所有红色革命的足迹、民主运动的足迹，包括谍战足迹、金融足迹、文人足迹、实业救国的足迹，在梧桐之下，红瓦之内，统统有迹可循。越过租界的外国人们，为愚园路带来八国建筑风格，近现代史的动荡悱恻，通通拓印在愚园路的丰富细节中。1940年2月25日深夜，百乐门舞厅当红舞女陈曼丽被枪杀；1941年3月21日，一名投敌的银行家与日本妻子所生的23岁的儿子吴孝安，在离开愚园路上的伊文泰夜总会时被绑架，从此不知所终；同年3月16日，苏浙皖统税署的首脑盛绥臣，被六名武装的中国特工开枪击倒在愚园路家门前弄堂内的小车里；5月1日，前南市警察，效力于汪伪政权的郭子元，在愚园路和爱多亚路的转角处，被神秘黑衣枪击致死……这条路上，每走一步，都有改朝换代的剧烈生机，每走一步，都有含冤而去的缥缈亡魂……在四十九天的讲解之后，她停下来告诉我：“只要你足够了解这条路，你就知道，这里是最适合离开人世的地方。因为和家国动荡、政权迭变相比，和那些热情燃烧却徒劳无功的灵魂相比，我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郭导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其实啊凉炘，子煊她对历史的了解远比你知道的要夸张，你不会以为她只了解愚园路吧？你不会以为她在49天里，把全部知识都讲完了吧？那你绝对狭隘了。我想不到她是怎么做到的，但她很可能了解海量的历史细节，我是说海量。人类在第二维的那些小打小闹，包括大打大闹，都在子煊眼皮子底下呢，这样的人，她离开世界，不能算终结，应该算……”说到这儿，郭导卡住了，剧烈思考时，有一口红酒，卡在他喉咙上，让人看着难受。我告诉他是“回归”，“应当算作回归。”
“所以，左右来回捯饬的游戏，真的那么好玩儿吗？这种毫无设计感的游戏，值得我玩上近百年吗？它配吗？”
终于，林子煊看了看自己的伤口，对我点了点头，她背对我行走了几步，鲜血染红了她的手臂。我们被愚园路上空稠密、奔放、不知所言的千万片梧桐叶子所笼罩，巨大的绿色之间，突然裂开缝隙，黄昏时刻的金光冲向地面，铺开一条金箔，愚园路变得无比昏黄。她没有再看我，只是慢慢地踩上其中一片金箔，让自己的身体融化在光线之中。郭导打断我，他说，“这个阳光下的特效非常难做，而且粒子效果分很多种类的，你总得告诉我当时的细节。”
三，这是一只病入膏肓、浑身癣癍的狗，恶在病态。
这一定是愚园路万万不能想到的。
首先是“恶犬”，我对恶犬的定义拿捏不准。一只狗究竟有多么恶，才会被它的主人定义为“恶犬”？有如下几种可能在我心中自动铺陈。
就这样，我站了很久，还笑出声响。我记得，那是愚园路上的780弄，是平日里最为幽暗、静默、令人望而却步的别墅之一。绝对有粗糙的残枝或小石子，被混入酪黄色的油漆，涂抹了它的外围墙。不然这墙面不会如此肌理丰富，让人非想摸摸。看向主楼，外观用以西班牙牧场风格的缓坡屋顶、成片的红色筒瓦、拱窗以及屋檐下连续排列的小券装饰为基调。三楼有突出的阳台，再往上，有白色的圆柱挑楼，主墙上贴的是褐、红、明黄三色的拼花面砖。后来我还知道，这栋楼，曾为中国民族烟草工业三大公司之一的华成烟厂总经理陈楚湘所有。
扫码付款了，她手也不伸过来，只是抬一抬，顾客要自己把二维码凑过去，才能扫得上。后一位是本地人，要的东西一样，但操上海话讲，“良子采包，良个扭，叶杯抖浆”。这时候，胖收银喜上眉梢，开单子的间隙里，总要唠几句零碎。队伍里其他上海人通常也自然地加入，语言一下子畅快地流通起来，直到下一个外地人（可能就是我）再用普通话向众人泼去冷水。付款了，她恨不能把扫码器直接伸进上海人的裤兜里。这倒不是说与愚园路亲昵先要学会说上海话。愚园路她能塞得下九千八百万片梧桐叶子，塞得下孙中山先生饭后的闲踱，以及严复与“中国国会”，塞得下康有为的“游存庐”，伴同他君主立宪的幻梦；同时也塞着陈独秀、周恩来、宋庆龄和沈钧儒的临时居所，塞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准会，当然，也不嫌弃汪精卫、梅思平这样的汉奸头子，容他们在此居住多年。面对纷纷的变故，愚园路几百年来不发一语，周璇无数次唱罢《天涯歌女》后回到庆云里一号休息、睡眠，即便是那样的歌声，也无法让愚园路丝毫动容；既然她能塞得下茅盾创作
《子夜》时居住的连生里18支弄，塞得下钱学森的草稿纸、蔡元培皱起的眉头，塞得下徐悲鸿的马、梅兰芳的戏、田汉的曲子，洛克菲勒的亿万家产以及百乐门包房里那个血色淋漓的夜晚，她当然也就塞得下，如今一切、一切，匆匆过街的，陌生又拮据的生灵。
她对周围的人，有着高度的吸引，据我猜测，她的每一寸血液都具有磁性。“生来就是为了亭亭玉立，然后在阳光下分解”，这是谁写出来的，我忘了，至少不是博尔赫斯。我所说的这种吸引感，与任何学校、前辈、宗教、图腾所带来的思想干预毫不相干——它是一种来自于我宿命深处的强烈回应，是一种让人惭愧的明亮火焰。把我站在卢浮宫，或者古埃及壁画遗迹面前所体验到的灼伤，乘以十倍地还原在愚园路的胴体之上。我从未在别人那儿见过这种力量。以后也绝然不可能再见到。当然了，林玉萍的结局已盖棺定论，是一些我们见不到的微笑在指引她的身体，七八杯红酒之后流淌出她双唇的那些金玉良言，以及四十九个愚园路上的散漫的长夜，让我在身处人生中接下来所有场面惨烈、效果夸张的窘境时，都感到它们过于温吞和无趣。
一，这是一只相貌丑陋、痰液横流的狗，恶在长相。
“一旦带上欣赏或是采风的心态，愚园路便转念消逝了”，林子煊曾在我耳边轻声低语道，“这些老弄堂可都是含羞草啊”。零八年的二月到四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林子煊每天下午两点半，在富麦包子门口会面。而后，端两杯她爱喝的鲜豆浆，漫步在愚园路上。我们分工明确，由她来为我讲解这路上每一幢建筑里藏匿的故事，看看能不能给我些灵感，推进我的长篇小说。作为交换，我承诺帮她，为名单上的人解释她的不辞而别。她递给我一张长长的纸条，那是全家便利店的机打小票。反面，写着长长一排名字和电话号码。她说，“你们写东西的人，能说会道，你给我的小说我读过了，你挺会忽悠读者的。这事儿需要很厚的脸皮，一本正经地叙述从未发生过的事，我可干不来”。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她的眼睛一紧，夺过那纸条，用指甲盖划去了中部的一个号码，她说，“这个人不用了，今天她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那一刻，有一种加缪式的荒诞挂上她等待红灯时，毫无期待的眼角。
我告诉他，没有什么细节。就是林子煊这个活生生的人，她走过去，我只能看得见她的背影。我看见她站在金箔上，对着我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张开了怀抱。然后她的身体上有细微的抖动，不是那种肌肉的抖动，而是那种视觉呈像上的颤动，就像你从侧面看火炉上面空气的那种抖动一样。之后，她的皮肤开始出现亮亮的瘢痕，这些瘢痕展示着银色的、高温的光辉，烧化了她的衣服，衣服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掉在地上，蒸发消逝。
你或许预测道，这些人的眼神一定怅然若失，但我保证他们头颅里空无一物；你或许觉得愚园路上，四处弥漫着闲散的绿色恐怖，但我保证，就连一只公蚊子也不会在愚园路上迷途；这种呆呆，和蜂鸣而过的黄色法拉利毫不冲突，也并不排斥鳗鱼饭店门口癫狂的酗酒者，把眼泪流在清酒的小壶里；这种呆呆，被五月的暴雨声笼罩，极端的半公里檀香味的风，包裹着最为隐秘的恋人，在各种亭子间里呆呆地调情；这呆呆，呆呆地沉入庭院深处，七年前的落叶，还堆叠在七点钟的树坑里，无人搭理；580弄的宠物店和765弄的意大利食堂，的确是新东西，但它们也难免立刻被愚园路的隐形触手层层缠绕，绕得又紧又密集，从而感染上同样一种呆呆。这呆呆太柔软了，呆呆也寂寞，你站在天空上，朝愚园路扔一把世贸大厦一般大的刀子，这刀子也保证不会割出任何伤痕，只会呆呆地粉碎、蒸发和消散……这一切呆呆的合集，就是愚园路浑身呼吸的氧，流淌的汗水，以及蒸腾的精神了。当时我离开武汉，非要来上海住下，只想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在创作生活中保持一份绝对的健康和热情。和老人们住，我不会再肆意地将黑夜交给舞池和威士忌，不会再把疲惫和癫狂当作年轻的必然。但还是有人让我破了例。愚园路金灿灿的正午里，踩着金箔走来的，愚园路上长大的孩子，林子煊，或者按身份证来说：林玉萍。林玉萍，这个从福建省福州市林厝中出生的女人，她的出现，严重扰乱了我的计划。在我心中，她有资格代表古往今来那些数得上名字的美人们发言，因为她们这些人一定灵脉相通——我说的是柳如是那样的美人，而非范冰冰那样的美人。
我在雨夜中醒来，看见她的房间里有昏灯数盏，全是黄色的。一盏落在墙角的泼墨地毯，一盏放在床边的圆形玻璃茶几上，上面摆着一盘冷却多时的华夫饼，一支电子烟，亚克力餐巾纸盒，和一串小型的钥匙。另外是一条带状灯，绕床一周，在我脚下。黄色的光晕把我层层包围，同时，它们也冲出窗外，和雨中的鲜绿猛烈对撞，产生沙沙的声音，爆发出微妙的蒸汽，这让我感到轻微地迷醉。我问，你家的恶犬在哪里？我说非常想看看恶犬。她开始吸电子烟，同时用遥控器打开了墙上嵌入式的空气净化器，她说这不是她家，然后跟我介绍了陈楚湘先生的一生，以及他养过的八只斗牛梗。这些斗牛梗曾在愚园路上大有名头，其中一只还亲口咬死过汪伪时期的沪东流氓头子朱孝林。匆匆展示了恶犬们的黑白照片之后，她又说，“此地不宜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