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玲玲

我说，有人跟我说，我们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我们终将喜欢。他是对的。

去找他很临时。这段时间我总是梦见他，梦见和他躺在一张床上睡觉，有时候则梦见我们坐在屋顶上看对面高大的玻璃建筑，建筑幕墙上悬挂着面具，每张面具都有一间屋子那么大，我们什么也没说，就是呆呆看着。这个梦境并不会像多数梦境那样，醒来之后便消逝无踪，而是会长久地萦绕着自己。到最后，我觉得自己非去找他一趟不可，否则便无法脱身似的。

最近因为一个青春作家的争议，过往的许多人事都被翻了出来。我意外地在一本多年前的旧杂志上的模糊合影中发现了他。他位于第一排左侧第三个，后排也站着四五个人。这是那本杂志的第二期，其中一些人如今已经非常有名，几乎成为青春作家的代名词。他当时二十岁出头，留着干净的短发，狭长的丹凤眼，脸庞窄长，微笑着坐在一张桌子上，穿着一件条纹衫和一条深色中裤，一条腿盘曲，另一条伸直到地上，长相在一堆人里面也毫不逊色，甚至可以称为好看。比起他在写作上的一意孤行和脆弱自信，他在小说里对个人样貌的自我贬损令人吃惊。而我除了这样一张杂志合影，几乎没见过他什么别的照片。

长大之后，我读了中文系，以理性和解析的方式，去辨认他们的好，只有他是，无需辨析，不加辨别，直入内心的好。我对于美与好的感受从他开始的。后来他渐渐销声匿迹，他也不再写那样的东西，他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变化。但我总会想起自己当时读到的他写下的奇特比喻，他傲慢的宣言，充满了莽撞的少年感，即便再读一次，也很喜欢。

火车开始检票。我走到蓝色通道里面，回头看他，他还没走，只是伸手告别。等我再回头，已经看不见他。火车向前移动，路途枯燥冗长，乏味疲倦。我在火车上趴着睡了一会儿，之前写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有些像书信，也有些像日记。为了给他避免麻烦，我又用笔涂掉了，重新换了写法。

我带了一本他去年新出的小说集。年初的时候，我在一家书店看见他名字，买了下来，却一直没读完。我开着床灯开始阅读，渐渐才意识到，他写的都是真事，他经历的故事，都改头换面变成了小说，甚至不算小说，他没怎么经过改动就写了下来。这些事情都真实发生过，带着浓重的自传色彩，只是时间线被打碎了。他的生活，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像拼图一样把它拼出来。

2014年2月，他父亲罹患胃癌去世。他父亲年轻时候是代课老师，四十多岁之后，才得以转正，并且在学校后勤处里面谋得一官半职。但这段时间并没持续多久。

经济情况仍然在不断恶化。他又回头去写小说。此时他依然不名一文，四处投稿，四处碰壁。即便如此，他还是写完了两个长篇和十三四个短篇，因为无处可去，便贴了一部分在网络文学网站以及豆瓣上供人免费阅读，却受到谩骂不断，读者批评说他不知所云，粗鄙不堪。他每一条评论都看，看完之后和评论者对骂，骂完之后又感到无比沮丧。

大学生活无聊闲寂，他空闲下来开始读书，读青春文学。2004年，我们都在读青春小说，看那些作品，以为自己也会活成那样，或者误以为，靠着写作就能过上不坏的生活。当时有不少人确实读了两年大学之后就选择退学，但他一直熬到毕业，也没真正逃出来。

另一个女孩则要坚决许多，从他小说里的蛛丝马迹，以及论坛注册的地址，跑到他所在的城市，一定要见他。他处于快乐、惊慌和焦虑的多重矛盾中，但还是去见了面。女孩并不如他想象里那么好看，是一个样貌普通的工作没多久的年轻女生，对他这类文艺青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两人在一所大学附近的招待所开了一间房，他本来想走，女孩主动要求他留下来。然后她讲起自己的故事，跟文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她的个人经历：她没法摆脱的家庭，她呼之欲出的痛苦，他打起精神努力听着，还是昏昏欲睡，他没法假装自己为她神魂颠倒，他和多数男生一样，只会凭借女孩的长相来判断她们的品质，女孩好像也不如他想的那么关心他，以及他的小说，好像只是为了自我的倾诉而已。他什么也没做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像个不负责任的混蛋一样悄悄离开。

他一改之前的坦率，变得讳莫如深和扭捏起来。

我说：“是关于中年困境之类的吗？关于婚外情，子女教育，个人职业晋升之类，关心世界和社会，政治以及公共议题之类的。”

我知道。那是2015年。小说集出来了，却毫无声响，他对于自己的写作不满，对于别人的写作更不满。多余精力无处发泄。于是在网上四处找人吵架。旁人却懒得回应，大概觉得回应会丢了自己的体面。他自己难免羞愧起来，像波拉尼奥在《一件文学奇事》里写的那样，作家A和作家B之间的故事。他总是把自己抛到一个尴尬处境上，结果只是叫自己更加难受，又没有足够能力去消化。

但他并不再有格外的反应回赠。我们又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上。

“差不多两个月之后就分手了。”他说。

我读过他后来写的的一些几篇小说，是一些不那么容易被定性的现代小说，有些段落很出色，有些却很糟糕，过度的口语化，情节也随心所欲，主角郑重其事的行动总是会不断被日常琐事打断，结尾莫名其妙，总是带着无疾而终或者不了了之感。我小心评论说，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写一个故事，而不是一段情绪。

路上忽然下起了一阵雨，开到市区后，雨停了。青石色的天空出现玫瑰色的云彩。他看了时间，下午三四点，说还不算晚，可以带我去看一个古代诗人的故居。

回归家庭。这段故事他写得不多，只言片语，草草掠过。大概意识到每一段情感都不应该美化，从情绪高涨再到低落、难堪、痛苦，与所有的恋情故事都几乎都如出一辙。他不再提她，偶尔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沉静和焦灼叠加的晚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八点多，看了下手机，他在七点多发了一条消息，问我想不想去城郊一带看看，那边有个农场，可以在镇上吃午饭。我回说好的。我下楼时候九点出头，他在酒店转门外抽烟。见我下来，他把剩下的烟抽完了，再带我去汽车边。

他考虑应该找一份正常的工作，而不是在这类圈子里面打转。幻灭的感受并不好，好像那个宿醉的早上，经历迷幻的夜游之后，还是得面对苍白无聊的清晨。

大家都有些疲倦，回去的时候没人说话。气温降了下来，他把窗户摇上。因为树木的原因，从窗外可见夜晚的天空变成了梦一样的深绿，黑暗绵延平缓，向外低斜，仅有的一点太阳光，像是最后一星点焰火，闪耀着异样的神彩。开到酒店时候，天已经黑透。他把车停在前面的广场上，买了一包烟，送我上了楼。

买完车票，我问他有没有时间见一面，并且为自己可能会打乱他的生活节奏而道了歉，说，如果他没有空的话，我可以自行安排。他想必诧异，但是电话里语气却很自然。他说，你来吧，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边界的丧失大概成了他现实生活的一种隐喻，他在各个圈子里，文学的，生活的，都一样，既试图进入又格格不入。他去了不少地方，成都、南京、上海等等，但是都没真正留下来。有时候归属一种流派大概是为了寻找一种同类感，但是即便同时身处于迷幻剂下，每个人感受依然不同。

他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清醒。

我说：“都行。”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说。

抽完烟他平静了下来，回到车上，说：“天气还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窗户打开。开快点，风吹进来会好一些。”

2012年底，他跑去厦门和一个写诗的朋友一起合租。两人共同分担房费。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不再写诗了，去深圳华强一带做手机生意。一天晚上，一个年轻女孩忽然来敲门，说是来找他的朋友。女孩的出现十分古怪。引起他注意的是缀着粉色毛线球的围巾以及橘黄色鲜亮的羽绒服，然后是围巾没有挡住的眼睛。

到了9月，四川的一家出版社在网上看到了他贴出来的一个短篇小说，说愿意出版，花八千块钱买断，前提条件是得改成长篇。对当时房租和吃饭都成了问题的他来说，显然是意外之喜。

他再次感到失望。此时他在广告公司写的小说忽然拿到一个商业比赛的冠军，奖金是一万元，扣完税拿到八千。他很高兴，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回到小说写作上，开始更为积极地参加比赛。一年陆续投了十几个后，却连入围奖也没进入，终于明白，那次比赛的成功，只是一次极为侥幸的结果。

不过会写的年轻人真多，一个接一个涌入其中。他的迷惘和痛苦不够独特和新鲜，跟同辈的或者更年长的比起来，他的观察又谈不上深刻。有些人开始声名鹊起，拥有了一大波的拥趸，并成了80后写作者的代表，有一些开始编入丛书，甚至有了自己的单行本。至于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只是朝夕间的事情。2010年，他在上海那家文艺杂志位于四楼的办公室内，和其他作者一起拍下了杂志第二期的封首照片，看起来目空一切，满志踌躇，却不知道结尾已经近在眼前。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女孩。”他说。

但我说不出口。

无论如何，他多年积压的外债终于就此慢慢还清。我们在北京见面那次，应该就是他生活逐渐好转的时刻。但是他从没忘记自己的干渴和饥饿，总是唯恐第二天早上醒来，干渴和饥饿又会突然降临。他的不安感从未消失，也不敢消失。

从上海到他所在的城市需要五个小时，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夜间十一点多。我跟着人群走向出站口，中途不断被人踩到脚，一抬头看见他在玻璃门外等着，穿着一件藏蓝色的T恤和浅灰色长裤，点头向我示意，头发比上次见面稍微长了一些，乱蓬蓬，看起来不大有精神。

他拐下高速，在驶入一条混凝土铺成的路面时候，一面巨大的砖墙出现在我们眼前，刷着“不可种植罂粟”的白色标语，我困惑起来，像是在田野的天真无邪之中、地毯一般的白光和玫瑰后面，隐藏着某种罪恶与迷幻。

他还在写小说，却不抱期待。但命运总是在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伸出一只手将其反转。北京一家出版社找到他，确定了短篇小说集出版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北京的旧友，出版公司出来之后经营了一家影视公司，给了他一笔剧本预付金。

我稍感吃惊。但很快觉得，对于他从前的生活来说，大概是免不了的。2011年，他25岁，小说写作和文学生涯都没有什么起色，却在一个论坛上认识了一些写作的朋友，多数是地下诗人或者是独立写作者。从网上到线下，聚会很多，多是找一个小饭馆见面，吃饭，聊天，就此熟悉。

这段时期是他最好的时光，像是看见了彼岸的绿灯，处在一种盛世和夜夜笙歌的幻象里面。他和他们厮混一起，庞大迷人的文艺世界初露峥嵘，好像伸手就能摘下漫天的星辰。

他过去不是，以后也很难是第一流的作者，但是有一度时间，他对一个人来说，比一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如今我也开始步履蹒跚地写作，以写作方式去接近他，理解他。我也依然成不了好的作者。就像他说的，我们年轻时候喜欢的，终将喜欢。他变老，停止写作，也不会影响我喜欢他这件事情。

就像记流水账一样写。他写到十万字的时候，回头去看写出的一摞文稿，光标移动到文档最末，都得花费不少时间，忽然对自己产生了巨大怀疑，觉得写的毫无价值，不知道将时间日复一日消耗在上面，究竟有什么意义。可是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会，在写作里面，他会写的种类也十分有限。写作节奏变得缓慢起来，为钱写作的感觉不那么好受，他充盈澎湃的自我表达欲不见了，每天醒过来只是想尽快在空白文档上敲满一定数字，但更多时候，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什么也写不出。

车辆上的CD机买来的时候就是坏的，他在点烟器上装了一个优盘音频发射器，音质不大好，曲目次序也没法调整，反反复复都是同一首，我听了一会儿，发现是奥兹·奥兹朋随处可以听见的那几首：《Dreamer》、《Googbye to Romance》。车窗开着，带入一些温暖轻柔的夏日季风，歌手慵懒怪异的嗓音被似有若无的风吹散在半空，像是在道路上遗落下一条又一条看不见的光滑的丝绸缎带一样。

年夜饭吃得很沉闷，他不知道该怎么和家人解释惨然的现状，也不知道说自己写的是什么，能够带来什么收益。显然什么也没带来，只是让生活变得糟糕而已，和街头上任何一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也没什么区别。母亲问他为什么不能和旁人一样，找一份正常的工作，不管在哪里都好。她认为他只是懒惰，父亲制止了母亲在饭桌的继续发问，说，没事，大概时间没到，有时候就是时间的问题。

18岁之前，他一直没想过写作，高中把作文课的方格纸填满都是问题。相比于文学，他对异性显然更感兴趣，高中谈了三次恋爱，虽然只停留在牵手和接吻的地步。

我不想他太清楚看见我的脸。我对自己长相一直不自信，总是想用头发挡起来，心想容貌远远不到足以使他动心的程度，距离近一些，脸上的缺陷更加明显。为了缓解暧昧的气氛，我和他说，最近自己总是梦见他，他果然哈哈大笑，但是不再细问，也许一加入描述，就像是在虚构，我也不知道自己使用的词语是否准确，我一直怀疑自己的每一个比喻。但是我还是说了下去，描述了梦境里的景象，关于蓝色的海水，玻璃建筑以及巨大的面具。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我想象着，自己穿过多年的时间，在苍白的屋子里，穿过迷宫一样的走廊，以及烟雾，与他相见。灯光把我们中间的时间差抹去了，我错过的部分。去掉了法令纹，去掉了晒伤斑，还是和当时一样，像我第一次读他写的书，他在杂志照上，他的野心勃勃一览无余。

阁楼不仅囚禁疯女人，对于他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他在阴暗的阁楼上不断写着，敲出来的字又成不了章。甚至一句整话也写不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写了，写什么，给谁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小说，只是在不断地推倒重来，到最后连一个句子也没有写好。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些不成形的片段、感触，这些感触转瞬即逝，甚至来不及捕捉，就跟夜间的昙花或者烟火一样，不足以支撑他完成一部费时费力的小说。或者说，这些灵思连烟火也算不上，就像是黑夜里面微弱光亮着的萤火虫，短暂的命运甚至等不到明天。

他离开家乡之后便很少回去。2013年过年前夕，他身无长物，小说迟迟没出版，几个投稿也杳无音讯。他不再网上免费贴小说，对于网上争吵也感到厌倦。和女友大吵一架之后，女朋友把最后的两百块钱扔给他，回了福建老家。他腆着脸，跟朋友借了一些。他本来想给父亲买一件皮衣或者羽绒服，他记得父亲好多年冬天都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是以前淘汰下来的劳工用品，四十多块钱一件。但是买完车票后，他所剩无几，只买了两瓶酒，提上火车。

他拿到钱，小说出版的消息迟迟不来。他原本指望着凭借一本书能够改变自己的处境，一夜成名，显然有些天方夜谭。他不断看到过去朋友的消息，那些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曾经站在一起的人，已经走在前面，他竭尽努力，却始终跟不上。他也很难预料，他们后来也会在转型的痛苦中反复挣扎。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总是会忽然唱起歌，低沉沧桑的声音，莫名其妙地唱着，在每一个看起来不应该唱歌的场合，都会忽然唱起来，也不大在意别人怎么看待，在喧闹明亮的、布满灰尘的街道上，我只听见了一句“是这般柔情的你”。是《海上花》。我把能找到的所有版本都听了一遍，一遍一遍听着，蔡琴，甄妮，小娟和山谷的居民，罗大佑演唱会上的合唱版本，技巧都胜过他无数，每一首更美，更柔和，情绪也更为饱满，但是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在大街上随口哼唱的的版本，没有人比他更适宜，像是它本该呈现的模样，像来自于天空或者大地本身。

女孩误以为他是君子，又找了他几次。他躲了起来，女孩一个人在城市的街道上闲逛，不断给他发消息，他却一言不回，女孩只能灰心丧气离开。他好像总会摆出一个逃跑者的姿态，总显出一副孱弱无用的模样，看起来想去做一件事情，但多半会做到一半就泄气，就放弃。

他没做任何反应，大概生气了。我多读了几次后，又觉得不是太大问题，这些都形成了他自在、野蛮的个人风格，并且有种罕见的真诚。文学标准通常很混杂，不会那么黑白分明，甚至会自相矛盾。好也从来不是偏狭的。他原谅了我，我们开始在网上闲谈，交换对于共同朋友的观感，关于写作，关于个人处境那些此起彼伏的困惑。但通常谈论的都很抽象浅显，和其他人的困惑也没区别。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父母，并且愚蠢地买了两瓶酒。父亲瘦了很多，只吃少量流质食物，他以为是胃口和心情使然，却没发现真正的问题所住。整理遗物时候，他发现了一份卦书，原来父亲在2013年9月的时候曾给他做了一个占卜，大意是说，他得越过一些槛，才能获得成就，大概是要到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还有十多年，他不知道怎么判断未来，眼下已经足够艰难，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到那个时候，但是卦书提示了他，他长期以来不工作，父亲大概一直心存忧虑，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甚至也没告诉他卦书的结果，而是藏起来，让其随着自己的死而终止。他有很多次可以跟父亲聊聊的机会，关于他的写作，他遥不可及的梦，他的固执，他的困窘，也许父亲会宽恕并且理解。但是就像卦书的结果一样，所有秘密都随着父亲的死亡业已中止。死亡就是死亡。最彻底，最无可挽回。

一天，他读到王小波，忍不住从上铺跳下来，大喊，写得太棒了。他挥着手臂高声朗诵，寝室里面三个打游戏的男孩错愕地看着他，整个寝室都响彻着他的声音。读完他才发现，这些文字只是对他有效。其他人压根感受不到，因此，他显得突兀、滑稽，只能讪讪爬回上铺。一个人在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中，感到天翻地覆。

他写得不快，这些年更加缓慢了。曾经写作上的朋友，有些发了财，通过炒股票或是炒比特币，有些则正式经商，到处找融资渠道，有些开始写电影电视剧本。他们都还会找从前的朋友，但还是不一样，每个人跟着时代都有些踉跄，有些纷纷变成了富足的中年人，只有他简朴依旧，挣扎依旧。他后来又写了一两个网络大电影，都没拍出来。总处在反复修改的状态，但多少能够带来收入。书籍虽然销量不多，也在缓慢推出。

少年的叛逆和愤怒渐渐平息了。他偶尔会在微博上发表议论，依稀可见年轻时候他四处找人吵架的影子。年少成名的恐慌，他没经历过，轮不上他；但是等他开始有起色，市场和读者的阅读趣味又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有些写得好的，开始走期刊路线，写更沉重更像那么回事的小说，写更有现实关照的小说。这些青春期的忧郁、离乱、暴怒，显得过于轻盈和矫情，好像一夕之间，没有人再去读校园里的白衣爱情，他们“明媚的忧伤”变成了一个戏谑笑话。

他和那个女作者因为这类批评而相识。一个萨宾娜式的女性，自负，独立。他们不可避免因为性相互吸引，但是他却希望精神性的更多一些，不必那么操之过急。但是他不能否认，女友陪伴自己已经足够久。他和女友结婚了，她不像从前那样，怀有对他写作的热情和期望，但是也并非什么过错。他不快乐，也没有更多让自己快活的办法，家庭生活虽然偶有波折，也不算太糟糕。对于眼下一切他都应该心怀感激。

“难道你们这边种植罂粟吗？”我问。

从高架看过去，这是一大片灰白枯寂的平原，土地、住房和居民，都呈现极淡的赭黄色，平原上种植着皂荚、刺槐之类的绿色树木，像永恒不变的旧景。天空很高，色彩疏淡，几个工厂的灰色烟囱不断向上排着白烟，但是闻不到什么气味，更多是车内二手烟草焦糊过时的气息。

我们什么都无法确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会继续写下去这件事情本身。我们一个共通朋友曾经说，年轻的时候写作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过了十年，还是在写，才是真正的写作。莎拉·沃特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如果要写作，先写上十年。这么多年，他陆陆续续放弃了很多事情，只有抽烟和写作坚持了下来。

天气还有些热，他等了一会儿了。座椅上铺着粗编织的椅垫，晒得很烫，落有烟灰，杯架底部都是灰尘。我犹豫了一会儿，才把我的矿泉水瓶放在杯架上。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不对劲。他也意识到了。但谁也没说。五分钟后，他把车开下高架，停在一片深绿色的毛白杨林边上，摆弄着出风口，不停开关空调，最后尴尬地解释说：“空调坏了，只能打热风。”

当然他也许不那么想。他大概也未必想在我这边找到一种判断和确定，只是下意识的提问罢了。我顿了顿说，其实对我来说，一切都不重要。比起公共话题，我更关心你。他看了我一眼，为了避免误会，我又补说说：“不是你，是写作里的你。”

他休息了一个月，在一张传单上面看到推销油烟机清洁剂的工作。推销员们跑到任何一个小区的任何一间屋子里面，就开始擦洗油烟机，而后开始煞有其事地介绍性能，以及他们的终身清洗的会员服务。他开始真以为是卖清洁剂，后来发现这类清洁剂的神奇除垢功能只是因为海绵和刷子作用，买完产品之后，推销员就消失。会员卡没法开通。

我说：“这样坏的次数多吗？”

说到这里，他忽然烦躁起来，打开车门，站到树荫下面抽烟。烟盒扔在座椅上，只剩下最后一根，我不知道哪件事情让他更困扰，快要空掉的烟盒，还是没法修复的空调。去年他差不多花了四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大众波罗，但是车似乎经常出现问题，今天又发生了一次。这件事情提示我，他生活还没有真的好转起来，就像车内落满烟灰、满是漏洞的廉价编制椅垫一样。

他没说话，大概对此不置可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不会写自己了。我想我们大概都处在中年危机里面。你呢？你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关心外部，而不是自己吗？”

我想说，有很多写法，但还是看个人选择。内向的不一定是问题。他还生活着，他的个人生活还在持续，他还有无限可以延展的空间。我不想那么武断，毕竟论写作，我还远不如他。即便他不断重复自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又能做成什么样？真正的天才寥寥无几，他们拓展边界，展示想象之外的可能，所有法则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剩下的，都是平庸的我们。

我笑着说，如果你继续写下去，有一天你住的宅子，你去过的地方，也会被人罩起来参观，成了一座在时间里不会颓去的纪念碑，一朵永不枯朽的真空花。我们写作不就是为此吗，为了某一个黄金和暗影般永恒的可能。

广播通知火车延期了十五分钟，逼迫我们不断找话。为了避免他的困扰，我走到车站窗边，透过铝合金的窗格发现他低头发着消息，似乎已经不在现场。有些时候我总是会把他和小说里面那个人混淆起来，但是其实并不那么相似。我不知道写作改变了他，还是他只是在写作中再现自己。我也好奇那些写下的故事，究竟真假的边界在哪里，他经历的生活是否像他写下的，像我拼凑出的那样。他以前曾经天真地把写作当做一个可以获取名利的途经，但是不够灵活，也不愿意悖拂自己，以至于磕磕绊绊走到现在。

当时他正处于空前的性苦闷中，除了倚靠看A片自我发泄，还想过是否应该尝试找一个站街女。一个在下雨的夜晚忽然出现，送上门的、生着病的、颜色鲜艳的年轻女孩，像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的特蕾莎，顺着水流飘过来的婴儿。他和托马斯一样，对自己说，比喻是危险的，但还是和女孩睡在了一起。他记得女孩因为感冒的原因，鼻子和声音始终嗡沙沙，呻吟也脆弱而含糊。他很快结束了性事，心情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清楚女孩是否得到快感。女孩说，如果你不喜欢，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也好。语气平静，充满体谅。他却更愧疚了，更加觉得应该担负责任。女孩没有离开，两人成了固定的男女朋友。

对于他这样的底层少年，文学原本便是一种奢侈品。他选择的职业，他矢志不渝追寻的，也许不过是对于现实的退避，一路下来，最终发现身后是高墙，或者悬崖，并没有可以退缩的空间。他把那张三角形的护身符、那张卦书以及父亲的一张证件照收到钱包里面，决定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城生活。女友虽不愿意，还是跟了过来。他想自己人生大概如此，也许会和父亲一样，在一所小学里面找一个教师工作，一直到死。

烟抽完了，床灯没有关掉，我们面对面站着，灯光打在他脸上，面容看得清楚，我发现他眼睛瞳孔呈现深褐，形状也很优美，鼻梁挺拔细窄，有一种不稳固感。眼睛注视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注视，存在一种真正的关切和温柔。

拿到出版社的稿费是八个月之后，他已经欠了两个月房租，和女友因经济带来的矛盾也在加剧。他拿着汇款单在卫生间哭了一场。物是人非的感觉太强烈，如果早一些时间，也许情况不会那么糟糕，两人付完房租，拿钱去吃了一次火锅，却腹泻不止。他们脆弱的饥肠辘辘的肠胃，经不起油腻辛辣食物的刺激，经不起饱食之后的震荡。

从18岁，到现在，他已经写了十多年，生活看起来有了一些改变，但更多没有。他还在写着，经营着一个几乎没人看的公号，发一些自己和朋友写的小说，或者是自己看来的，觉得喜欢的译介小说，但阅读量、点赞数很少。他问我，那些读者呢，他们去了哪里。读者抛弃了他这样的写作者，但他好像从来没有太多忠诚的拥趸者。他出版的那些书籍，他贴在网络上的文章，谁读过他们，触动过哪些人，谁又因此感到宽慰、快活或者愤怒，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无所知的。

傍晚五点半，参观的时间结束，但天色还亮。出门前他买了一瓶水，又服了一些片剂。在这座古旧宅子里面，短暂的黄昏时分，所有时间都是迟暮、古旧的。有人在庭院里面打电话，他说：“我们每次旅行都在计划着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但真到了那边，却发现吃也没吃成，玩也没玩好。”我们笑听了一会儿。他说，其实和多数事情一样。

我们打开窗户聊天，窗户只能开到一半，他靠在窗口上，让烟味不飘进房间里面。我们看了一会儿夜景，我问：“你最近在写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说：“但我以前有过吸食迷幻剂的经历。”

他不是作家们说的“作品召唤着他”，比起他一直抗拒的被工作奴役来说，眼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奴役，身心备受折磨，只想尽快收尾结束。半年之后，长篇小说终于写完了，他看待它像看待一具死掉的狮子，他对于要钱这件事情始终觉得难以启齿，又觉得别人肯出自己的书就万幸。

他露出若有思索的神色，但是没持续多久，他笑了起来，说：“我也关心写作里面的你。”

他开车送我去酒店。我们之前见过几次，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场合。这类聚会通常是几个人组局吃饭，有人中途不断加入，但是通常又变成了两三个的聊天。

他的小说渐渐发表，但多在一些三四线期刊杂志，千字八十，甚至更少，稿费微薄。女友之前便是开淘宝店，到了厦门也是，专门卖各种手工制作的首饰、冰箱贴，或者明信片，生意时好时坏。两人考虑是否应该去大理或者腾冲之类的地方卖手工制品给旅客，但是去往的车费又成了问题。两人攒不下钱，只能打消了念头。经济太拮据，每一天都在计算着过日子。生活看不见尽头。他们一无所有，除了一点愚妄的期待。

我以为天快黑了，但醒来时却发现天还没完全黑下来，从车窗看去，平原黄绿相间的色块上，孤零零长着几颗树，像是莫奈或者其他印象派画里的景象。柔和，雾蒙蒙，但是仔细瞧去，只是一团没有什么意义的白色烟雾从头至尾笼罩罢了。片刻后，我才发现是因为睡前把隐形眼镜摘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夏天就快过去了。我经历着北方的最后一个夏天，因为错误而停了下来。我们的夏天，在一步一步过去。我们在荒原上走过，迷惘，困惑，然后下一代人赶过来，依然迷惘，不知道做什么，想问一个答案，想知道荒谬究竟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还是说世界发生了变化。不管怎么变化，年轻的人们依然不知道怎么找到正确的位置，有时候用消极对抗，有时候则是转瞬即逝的热情，尝试改变世界，后来发现外部悍然不动，能够保全自身已经千难万难。我们当时问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要的答案太难获得，求索过程又太漫长，有时候一生也找不到，有时候它会卷土重来，像梦魇一样缠住我们，但是渐渐困惑不再，我们就若无其事地过了下去。

2010年8月，在南京江宁区的一个诗人朋友家，吃完饭之后，主人拿出了致幻剂：一小堆白色粉末，接近于盐。有人已经多次尝试，姿势娴熟，他是第一次，抱着恐慌大于尝试的心态，吸入了一些。粉末有些呛鼻，他忍不住咳嗽。有人闭着眼睛一言不发，也有人开始胡言乱语。起先他很平静，除了麻木之外，并没有太多感受。但是过了一会儿，这种麻木感渐渐消失，周围寂静得叫人难以忍受。他不可自控地说起话来，多半是怀才不遇的牢骚抱怨。他原本指望着能看见《裸体午餐》里描述的卡夫卡式的变形甲虫，和机器人对话或者是翱翔宇宙之类光怪陆离的场面。但药效过去，幻觉并未产生。在这过程中，他忽然意识到失望感并非来自于麻木的个人体验，而是主观自我的消失，他惊恐发现自己丧失了边界感，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他用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边界感。他最初被这个圈子吸引，恰好是这种无边界感，但是某一类他一度抗拒的东西正在侵蚀他，使得他追索的目标发生了裂变，他以为他们在一起扫除枷锁和障碍，事实上，拆毁之后，他还希望看见一些新的稳固的东西，这是他和他们不同的地方。

“不定期会有一次，但是通常重启一下就好，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辞职之后，他收入更加惨淡，有时候来自于朋友主动的救济，有时候来自于借钱。生活没法安定。他和两个女孩开始因为参加比赛相识，然后在网上聊天。他对两个人都有好感，对其中一个好感更多一些。那个女孩住在石家庄，主动提出来说，希望他去看看她，他跟朋友借了四百块钱，在火车站从下午两点坐到五点，抽掉了一包烟，还是没有买票。回去之后，他把女孩的联系方式删掉了。女孩没再出现。

他已经在这座北方小城住了三年，也公开表示过以后不会再离开。原因多样，除了经济，还有习惯问题。他试图找一家餐厅吃夜宵，但时间太晚了，餐厅多数已经关门。我表示自己火车上已经吃过，不用麻烦。他没再坚持，送我到酒店，叫我早些休息，就先走了。

他渐渐尝试许多风格和类型的小说，但无论哪一种都充满了模仿的意味，但是文坛从来不需要相似，大家要的是一个新的人。他大学时期投出去的稿件基本都石沉大海，只在校刊和大学生报纸上发了几个短篇。但这段时间出现了所谓的杂志书，比起传统杂志，要厚一些，宽一些，装帧也更精美。当时同一个系的学姐在杂志社内做实习编辑，他的一篇投稿得此发表。这篇小说写得极有个人风格，讲述的是自己和伙伴的一段童年往事，读起来暴烈、残酷，读到的每个人都给予了极大的赞颂。他进入圈内，成为青春小说写作的一份子。

写了这么久，他始终找不到自己在哪里，没跋涉多久便很快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以至于到了结尾看起来仓促而且苍白，变成一个巨大的风口，永远也无法结束一样。

比起早期的青春文学偶像，这波独立写作者对他的影响显然要大得多，在撇除宏大、庄重、优美、神圣之后，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他站在一个空旷、野蛮、杂草丛生的荒漠上，四周是陡峭的奇岩怪石，风干的胡杨木，但是，有一群人和他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和讥讽严肃和权威。对于他来说，大概没有比这更酷的事情了。像是1960年代的反战嬉皮士一样，大家衣衫褴褛，依靠大麻或者类似的致幻剂过一种自发而纯粹的精神生活。他总是混迹在论坛上，不断发表关于小说写作的议论，关于别人小说的评论，并且渐渐小有声名。

我们站在车站里面，夜间的魔力消失了，周围每个人都气色很坏。我知道他期望我尽快走掉，他在一篇小说里写着，希望别人尽快消失。我们都这样，一面憎恶孤独，却又终其一生，寻找着不会存在的独立之屋。

“几乎每天都写，每天都写一万多字”。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们差不多同龄，他比我大两岁，从过去到现在，影响我最多的人，不是后来因为文学训练后了解的经典作者，不是曹雪芹，不是雨果、巴尔扎克，不是纳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弗兰岑·乔纳森，对于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高中女生来说，她接触的实在太有限，她的智识贫瘠，接触的书籍太有限，只有他，向她展示的是一个她从来不曾去想的世界。

2011年，他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了，在地摊上买了一身廉价的西服，再次去人才市场投递简历，半个月后面试进入杭州一家广告公司，月薪900元，负责给地产公司写楼书。他租住在蒋村一带，房子是民房顶棚，三百块一个月。这种塑料雨棚搭起来的屋子，人住在里面，夏天被晒到脱皮。除去工作，他几乎断绝了一切的外来联系。公司管午饭，晚上时候他吃路边流动摊，有时候什么都不吃，饿着肚子去睡觉。第二个月，另一个年轻的同事开始与他合租，减少了他的房租开支，但有时候还是入不敷出，楼书上绮丽华美的句子以及描述的生活，和他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落差。创意总监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性，一直未婚，工作上一丝不苟，对文字要求严格，总是指责他写得不够优美。他刚刚学会写真话，又得倒回去写假话，无法适应，他还是会偷偷摸摸写小说。刚入冬，他便辞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