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主要是刑事犯，刑期比较长的就放在我们这儿。”
好在只要握着这车的皮方向盘，心情就好得很，嘎新噶新的皇冠三点零，长得板板正正，要多快就给你跑多快，拐弯过沟，后座儿上的杯子连水都洒不出来，一半在技术，一半也是这小日本子造的玩意真他妈好，要不怎么当年打不过他们呢，你看人家那机枪。省境之内，随便他跑，越往远处越王道，街里根本不用看信号减速，交警远远见到牌照，赶紧截住其他方向来的车，打立正，经过时按下喇叭，以示表扬。
“……妈妈……”
司机正好也跟进来看个新鲜，想想这地方，心里在有趣地刺痒。他当过兵，做过许多有的是时间却得不到打发下的怪事，可也头回见连砖都刷掉了颜色，缝隙里的草和砂粒抠得干干净净，刚走过，就有犯人低头小跑着来擦，便内行地问：“你们这儿，扫院子算好活儿吧？”
开始有人踏足昏睡的冻原，爬犁、轱辘、胶皮轮胎，碾碎冰壳，指引出道路，更多人追随而至。他们发觉柔腻黑亮的泥土用不着轮作，其下的石层会在夜里释放温热，苞谷、高粱、稻子、烟叶和大烟，都比关内更饱满香甜。街津口上，几条江水汇成辽阔水面，却不混水，各有颜色。大水过去，路边沟壑里铺满一层二尺长碗口粗的大鱼，“坐地户”讲，这是龙王借粮给人，等江边飞满鱼蛾子时，能踩着鱼背过江，那头的老毛子爱腌这鱼籽下酒，齁腥齁咸，包白菜馅饺子贼好吃，滚一开就捞，一咬一兜油。饺子、煎饼、窝头和大饼子，山东和直隶的方言也从这儿渗下去，成了人人都懂的音调。然后，铁路直直地伸进来，和谁都不商量，所有的车站两侧都盖上了洋式的黄山墙瓦房，墙三尺厚四人高，把村里的草屋地窨子比得更矮；大城一把推开和缓隐忍的山野，高处的领事馆和低处的妓院昼夜鼓噪，亮如白昼，电影和铜管驱逐了诡秘放荡的神话和萨满。然后，日本人来了，像所有初到者一样发出赞叹，几阵枪炮，山林里回荡着枪火余烬，大城重现醉生梦死；他们双倍贪婪，既野蛮掠夺又细致盘剥，在道路咽喉处修筑堡垒，有预见性地挖掘了兼做坟墓的地下工事；以军车开路，西渡来的男女被送往深邃的腹地去开拓，天皇要他们多生多养，替代掉满洲的蒙昧旧民。
“也是够惨的啦，那帮日本女人哪还顾孩子啊，写个纸条往怀里一掖，就扔河边儿上了。也有去捡的，早先，就这俩县遗孤才多呢。日本女的趁天黑往村里摸，见到亮灯的，就进去磕头，这家要是正缺媳妇，那就是肥猪拱门了。穷的、好耍钱儿的、有残疾的，反正找不着媳妇儿的光棍儿，都挑了个日本女人。是不是现在也说娶日本女人好？那前儿，也没看出太咋样，反正就是挺皮实，老爷们怎么打，都不带顶嘴的。”
那拉琴的人又不说话了。
监舍里比想象的要亮堂，除了不知是否有意修得很窄，有点儿像宿舍楼。主要是有股子说不清哪儿冒出来的潮气，只是最窘迫的生存，没什么私物，又明显正住着大群的女人。是气味儿，司机提鼻子又闻了闻，碱味儿和毫无修饰的女人体味儿，这味道也有情绪，像刚看到的那些面孔，木然下，还有隐约而强烈的畏惧嫉恨怨毒。犯人在厂区那头，号子里是空的，干警哗啦啦地一间间打开，让拉琴的人进去，他在里头东摸摸西坐坐，又向床底下张望，不知找些什么，走廊里的，有点儿不耐烦。“比在看守所好，进到这儿里来就踏实了。”突然，他涨红了脸退了出来，向回走，屋里头正晾着许多褪色的女人裤头。
监区门砌在办公楼肚子上，走进去，一扇阖上落锁，另一扇才开，栅栏两侧都下着双岗。那人被干警拥着，更显瘦小，甩着蜘蛛一样的胳膊和手指，仿佛是要被提溜起来扔进去。“都说笆篱子（即监狱，东北话）的大铁门，这就是，犯人是从这底下拉进去的，走这一次，出就不从这门儿出了，后边有个小门儿。”
他们被引到间小会议室，监狱长一定要他们看看那银行大盗的嫂子，“也是个人物啦，来的人都愿意看看。”司机快乐地问拉琴的人在北京听过这案子没有，不该不知道啊，全国都有名的，要他猜那晚被窃的钱数，没等他开口，就像提到个值得尊敬的人似的说：“一百五十多万！你想想，一摞摞搬，也得搬半宿呢。”盗窃的手法简单，就是一锤子一锤子地凿漏了银行后墙——金库与居民楼就愚蠢地隔了层砖墙。在他当着围捕警察的面朝自己脑袋开过一枪后，成为今年全城最受景仰的好汉，在眼下几部报告文学和广播剧里做了主角。和这大案有关的人，都在一个月里被从速处决了，还能看到的，就剩下这嫂子。
难怪，这女的长得还不赖，她过去的男人也是那一带的有名人物，严打时枪毙了。只是没什么精神头，站定又背了一遍，到“铤而走险”之类的词儿时，还说不利索。又回答了诸如分给她多少钱的问题，司机觉得，她确乎朝自己飞了几个眼儿，眼角上还有个挺俏的红痣。管教喝令一声，便转身出去，拉琴的人很奇怪地道了声谢，不知道冲谁。往出走时，他拽了把局长，问能不能随便让他看看，不用这么麻烦地安排了。
“有精神失常的么？”
“同志”，他问，“这里关的，都是为什么进来的？”
他又瞟了眼后视镜：个瘪犊子，穿得跟前两年严打剩下的流氓似的，留老长的头发，一脸倒霉相。“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他想，“老鸡巴灯，还装年轻，都得四十多了”。还他妈坐没坐相，穿个工装翻毛皮靴子，架在大腿上晃悠。那是他新铺的亚麻垫。可回念一想，这是部长从北京接来的且（客），教他姑娘拉琴的，部长姑娘明年要考北京音乐学院。领导家里的事儿，那是真正的头等大事。随即理清了逻辑：“对哈，我得伺候好他，他用不着在乎我。”于是不再觉得这人装牛逼，一屁股坐在部长平日的位子上，就是在拿他当司机，这不叫不懂事，这叫谱儿。真正的礼貌，就是不正眼看用不着看的人。没准他在音乐学校里管招生呢，搞艺术的，当然都跟流氓似的，可搞艺术现在吃香啊，这两天和他交上，没准儿啥时候用上人家呢。要说，别人求他出趟车，标准姿势，得是在副驾驶上欠身子蜷着，后背都不敢靠，连他老丈人在内，都没有敢把座椅朝后扳扳的——虽说是司机，可是部长司机，你们书记县长算啥啊，进大院都嘚嘚瑟瑟的。不是说“一等司机开小车，跟着领导混吃喝；二等司机开大客，亲戚朋友跟着坐；三等司机开出租……”么，其实不在混吃喝，大院儿的干部，连办公室主任在内，谁不上赶着管他叫“哥”、叫“大哥”？都指望从领导跟前递两句好话进去，起码是别说坏话，领导的司机，“做酱不咸，做醋挺酸”，不缺心眼儿就别惹。连社会上的三等司机，卖手腕子开出租的，一个月下来，也比一般单位多挣一二百块吧。二十张大团结啊，了得么？攒一千块就够娶个媳妇了。唉，现在这帮搞艺术的，都老有钱了，那双大靴子，瞅着难看，好像是进口的呢。
看来他是连自己的名姓都不记，可思想通了，就不必着恼，接着笑吟吟地讲：“见过！可多了呢，老娘们和遗孤都有。我家邻居里就有日本女人呢。也那时候跑出来的，跟了个瘸老头。头几天，一句话不说，瘸子以为是哑巴，哑巴哑巴吧，不耽误用就行。有天晚上，憋不住哭了，磕磕巴巴地说，她还能说几句中国话，说她还有俩孩子在山那边。瘸子心眼儿挺好使，说那你早说啊，拉着车就跟她往山那头去。那边吧，就搁地里挖了几个大坑，看谁饿得不动唤了，也不管死的活的，就朝里边儿一扔，满了就填上，天还不咋冷，要不有传染病，这也是跟日本人学的讲卫生。瘸子和女人在人堆里找不到她那俩孩子，就到坑里去扒，还真扒出来了，有一个还喘气呢，没等到家就死了。那女的和瘸子再没生孩子，后来她回日本了，头几年还回了县里一趟，穿和服来的。”
第一圈是服装厂，他们的绿警服就是在这儿做的，还有两个车间做秸秆工艺品，拼成船、房子的图案，画几笔，刷上清油，铺在镜框里，没有什么看头，可现在时兴在惨白的墙上挂点儿什么，监狱的效益挺好。她们藏身在事情里，只盯着各自的手，和件东西一样。他又要看吃饭的地方，食堂在第二道墙犄角的地下室里，只有几张长木头桌子，不是吃饭的地方，主要管做饭，预备的是下午那顿，几大盆土豆子，不抠芽不削皮儿，切两刀，用水管子呲呲就推进锅里，和着泥沙酱渣子一起翻滚。“有时候也有肉，反正今天是没有，哪能天天有呢。这儿就这样，连人洗澡都这样儿。在外面，老有时候搅（觉）着自己活得不像人是吧，真进来，才叫不是人。要不怎么叫改造呢，是吧，哈哈哈。”局长发现有必要解释一下。
“对，能见太阳，还不累。”干警说，“领导。”
“四五四六年吧，战败的日本人就集中在这旮儿：就是那俩山包底下，北边儿有条河，剩一个出口搁人看着。也不用太看着，他们不是当兵的，都是穷老百姓，没啥用。反正就是让你自己琢磨，能爬出去、不叫河水给冲走了，可能捡条命，爬不出去，那就在这儿慢慢饿死。”司机强打精神地说，心里有点儿憋闷。这乘客一路只看窗外，不大说话。
“那不在这儿，公安厅有精神病院，跟戒毒所在一起，搁大东头儿呢，其实就是关精神病的监狱。”
一队松垮垮的犯人从岔路里出来，大概五六个，见到他们，立刻绷紧，面冲墙站住。拉琴的人仰起头看墙，有两只鸽子正点头。司机觉得没什么看头，囚服之下，女人的躯体看不出分别，他隐约听他们说，好像这叫颜色设防。多年后，再出车路过时，他想起今天，讲着讲着，才觉出奇怪：当年，那个拉琴的人大老远来趟东北，什么也不看，怎么非要看女子监狱呢？
晌午的光越过墙头，鸽子的紫脖子闪了几闪，他眨了眨眼，墙下那一溜肩背里，有个女人明显比另外几个老，腰弯得厉害，花白的头不住摇晃，逐渐连后襟都跟着发抖，这背影正乞求政府们赶紧走过去。他扯起步子，第一次走在这群生人前头。
“师傅，您以前见过这些日本人啊？”
“遭难的日子，求你纪念这仇。”母亲陷入恐怖，孩子失去了睡梦中的怀抱，遥不可及的未来就到了。能让人坚强起来的，难道只有遗忘了么？十年，在时间的行程里，算不得一次往复，只是又一代旺盛过去了，一些好运气变坏，一些人没有了。在突然降临的未来里，得意的都是些饿鬼，嘴巴以上空无一物，轮流交配和排泄，善恶只安慰寻求欺骗的人，可是，我宁可你在这里，也不愿意你在那里。那里和你一起腐烂了，土地未经贡献就染上了毒斑，焚烧过的森林日甚一日萎缩，煤矿吞噬着蠕动的人，他们尽快把到手的一点儿钱花掉，最走运的人才能活着逃走，就像我诅咒过的那样。然后，再加上一个十年，谁都不用被记忆纠缠了，我的指头在木头上的来来回回，消磨掉了一个又一个孩子，我已经不再在乎他们的天赋是不是被浪费了，反正，因为软弱，我已经浪费掉了我的一生。我是个疯子，却没人留意这一点，因为都疯得比我还厉害。你错了，音乐什么都解救不了，音乐没有来过这里，这里不像是有过音乐的样子。我过得连台唱机都不如，我是工具的工具，不配被记住和谈论。在最后一次看见你和我之后，我不记得你的喜悦了，幸好，你没犯过的罪，和它带给我们的惩罚，已经被他们活埋了，踩得结结实实，我被带离时，眼睛是蒙着的，为了防止我再找到那里。其实，真正的惩罚是我们来过这个世上，让我和你一起儿被忘记吧，不管现在我有多么痛苦，多么热爱眼前的这个形象，也要像没来过一样，只能这样。妈妈。
“比这儿可差远了，领导。咱们这儿是省级标兵单位，条件算最好的了。”
“那边条件好不好？”
一次大地震，几个人死掉，一次大辩论，人重新开始一五一十地认识钱，像从什么地方苏醒过来，像从一个梦进到另一个梦里：重新认识物欲，详细地比较手表和自行车的牌子，小心翼翼地既不第一个也不最后一个地穿上牛仔裤，寻找海外关系，电视机和洗衣机，香港货、日本货；重新认识思想，狂热地写小说、画油画、听唱片，像抢回失去的一样补充从来没有的，千万人聚在一处，为听几个戴黑框眼镜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念诗或发表政治观点；权力体系开始有砂眼儿甚至是管涌，但都默不作声，部长昨天板着脸说，“形势很复杂”，如那水分好几个色儿的江面，越是磅礴到怕人时，越不动声色，船只和人静静的，心里则烦乱，拼命地打捞；重新开始投机倒把，重新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励和谴责、默许和禁令，往往同时而至，但并没人望而却步，记忆里和记忆之外，机会没有如此时之多过，而且，那些好处头一次清晰具体，触手可及，这一次终于不是梦了，于是想要更多。这年代被日后视为某个机缘，在他们自以为重温了童真时，狂暴狼狈的结局也即将到来，所有的漏洞和希望，原来都是幻想，一切都从未失控过。或者说，直到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
女子监狱就建在城郊一堆垃圾似的景物里，正面是两层办公楼。副局长已领着伙穿制服的站在院里立等了，和司机熟络地打过招呼，又认真地恭敬了那拉琴的人一番，一一点指监狱的头头过来敬礼，威风而和气：“那有啥说的，保证北京领导满意。除了领人儿出去，全都好使！非要领人儿也不是不行。”独自仰天一串爆竹似的大笑，这“系统”的人，半是官场，半是社会人儿那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