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冉

有温热的水打湿我的裤脚，一辆公交车缓缓停靠在站台，我收起伞，走上车子，向投币箱塞了四枚硬币，走到车厢中部靠窗的位置坐下。公交车内有种熟悉的酸臭味儿，除了司机，只有我一名乘客。我掏出手机，打开便签，写下几行字：“星期三晚，雨，16路城际公交南线，无人，投硬币。”

第四个红灯转绿，公交车向前行驶。我用早准备好的胶带将眼皮固定，使自己尽量不眨眼睛。

紧接着，我感到某些东西改变了。窗外下着雨，车子行驶平稳，我坐在公交车中部靠窗的座位，空气中有种熟悉的酸臭味道，除了司机，车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撕下眼皮上的胶带，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摄像头仍然忠实记录着夜景，小小的GPS图标显示卫星定位系统也在工作。

我连忙拽住他的胳膊，说：“等等，杜大夫，这个药一天吃几片啊？明天我是到你们公司去治疗，还是在家里等着？你说明白了再走啊。”

可我想着你。

要从雨中漆黑楼宇的剪影中分辨出某个房间的具体位置，这很难;可反过来，若是只想知道哪个房间有没有开灯的话，却出奇简单。今天周三，那栋楼只在十层以下零星地亮着三五盏灯，1804房间依然没有人。我早知道会是这样，可忍不住一再转头观望，看得久了，那楼就融进黑暗，潜入河西岸几百栋大同小异的高楼的布景当中。远处的夜色里飘浮着霓虹灯光，那是曾带给小镇第一波繁荣的酒店群。在某个遥远的画面里，挂香港和深圳牌照的黑色豪华车塞满小巷，衣冠楚楚的门童拉开玻璃门，热气与香水味儿在射灯光里蒸腾而上。

我停在公交站牌下，一边等车，一边向南望，看着污浊的河水将小镇劈成两半。雨下得太久，河水早漫过堤坝上最高的那条水痕，河东岸每栋自建楼的外墙都贴着告示：

我猛然想到杜医生说过的话，“到时候来我公司把治疗结束的手续走一下就行了”，可从始至终我都没去过他的公司，只跟他一个人接触过而已。莫非这是什么暗示？难道治疗已经开始了？他用某种方法消除了他自己，那么当然也可以用某种方法消除……你。

只花了几个月，我就成功忘掉了你的模样。然后，我逐渐忘掉了你的声音，你的味道，你走路的姿势，你皮肤的触感。我再记不清你的身高，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长发抑或短发，爱哭还是爱笑。我把你忘得干干净净，将记忆中你曾居住的房间刷成雪白。这本该是一切的终结，但终点始终没有到来，我才惊觉无论怎样擦拭，墙壁上始终印着你轮廓模糊的剪影。

这是一个悖论。

小镇距离深圳一个多小时车程，“民风淳朴，生活便利，房价便宜，升值潜力巨大”，这样的广告词让人重获希望。我花掉所有积蓄，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还背上了十五年贷款。我在这座小镇里从零开始创办分公司，业绩不断攀升，我的收入也逐渐稳定，原以为过几年就能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谁知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我被困在没有你的小镇。

“述职早就结束了，我们要赶回去参加聚餐啊。”同事理所当然地回答道，抬手看了看手表，“老板，再不快点饭局就要开始了。”

金色年代小区同我居住的小区相距不远，同样高大，同样萧瑟。我将车子停在小区门外，乘电梯到达3栋1804房间。朱红色的屋门紧锁着，也没有悬挂心理咨询公司的牌匾。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我便趴下来，从门缝往里看，米色地砖上覆盖着薄薄的灰尘。

她冲我挥一挥手，转身用客家话和小店唯一的客人聊起了天。

“老板，是这样。”他开门见山地说，“你受的感情创伤很重，要想在短期内痊愈，不能使用常规疗法。我先提个建议啊，你要能离开这里，到别的城市去工作，这个病就好治了。回深圳去不就很好吗？”

“怕啊，要是放水就糟了！”我说。

我登上阶梯，推开办公室的玻璃门，屋里静了一会儿，然后响起热烈的掌声。

行道树，灰色与砖色的楼房，路口，店铺招牌……我回忆着所有视觉元素出现的顺序，与脑中的序列一一核对。大体正确吗？有些东西变了，但那是正常的吧。汤粉店变成糖水店，修摩托车转为补轮胎……大体正确吧？

“老板，其实你心里也清楚。你是怕出门遇到那个女人，才得的这个病，她是本地人，在街上碰到她的机会很大，所以你脑子里就抗拒出门这件事情。但是在其他城市几乎不可能遇到她，你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治疗久一点儿而已。”

我在慢慢恢复。有一天成功地走到了小区中央的喷泉，我独自坐在大理石栏杆旁，长久地看干涸喷泉里一只死掉的乌龟。可我忘了那天是周五，看到大批深圳人拥进小区的时候，我吓坏了，连滚带爬地逃回家里，把自己紧锁在浴室，蜷在浴缸里尖叫不止。从那天后，我拒绝再踏出房门一步。

那一次，我开车闯过五个红绿灯，冲上省道，可在越过某条无法察觉的分界线后，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掉转了车头，正朝小镇加速驶去。我的脚踩在油门上，车速没有丝毫变化，刚刚打开的左转向灯嗒嗒闪烁。我的嘴里还残留着几秒钟前吸入的香烟味道。改变的只有挡风玻璃中出现的景物，刚被甩在身后的小镇出现在前方。

“是啊，回来吃夜宵。”我答道。

这让我非常恐惧。

几天后，我借了部手机，鼓起勇气拨打杜医生的电话，可记忆中的那个号码是空号。我想跟病历本上的电话号码核对，但翻遍家里，都找不到有关杜医生的任何资料。病例，药瓶，协议书，所有证据都消失了，有关杜医生的记忆成了一段臆想。

我并非物理学家，也不喜欢看科幻小说，但那段日子里，我疯狂阅读各种资料，想要破译这座小镇的秘密。

一时间，我搞不清楚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同事们联合起来捉弄我。回到公司楼下，晚餐刚好开始，分公司的八名员工聚在包间里庆祝本年度业绩目标达成。我们喝了很多酒，深夜才回家，我吐了一地，感觉神志清醒了一点。开电脑查收邮件，总经理发来了一封信，赞扬我的述职报告做得好，鼓励我在新的销售年度里继续努力，带领分公司再创佳绩。于是，我不再怀疑这段或真或假的经历，将事情抛在脑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花时间把你忘掉而已，那又有什么难的呢？

我伸手抚摸房门，那里有长方形的胶带痕迹，想必是当初粘贴公司名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彻底忘掉她吗？”我靠着门胡思乱想，“疗程尚未结束，杜医生就不会出现。看来只有晚些时候再来了。”

八百次尝试，两年多的时光，穿城的河水汩汩流淌。每到五月，雨季来临，城东的民宅在雨中苔藓般增生，城西的高楼依旧静默，任雨水在外墙留下道道污痕。深圳人来了又走，新开盘小区的锣鼓在潮湿的早晨敲响。我依然在这里，未曾离开一步。

纸上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款，大意是杜医生的美丽心灵心理咨询公司负责对患者进行实验性心理治疗，患者承担部分风险，杜医生承诺治好患者的心理疾病，患者完全治愈整个疗程才算结束。治疗费用比我想象得多一些，不过尚在接受范围内。“实验性”三个字让人有点儿疑虑。“别担心，老板。”杜医生适时地解释道，“没有什么危险的，我们公司跟好几家深圳的诊疗设备公司、高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这种协议已经签了七八份了，没有碰到坏结果的。”

我忘了你的声音，你的味道，你走路的姿势，你皮肤的触感，你的名字，你的过去，你的一切。

小镇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似乎并不确定，即使以同一种交通工具去往同一个地方，折返的位置也各不相同。最远的一次，我搭乘运西瓜的卡车到达高速路入口，那儿已超出了小镇的行政版图。我清楚地记得那是第三百五十六次尝试。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已经摆脱了小镇魔咒，不禁激动地抓紧卡车司机的手臂，叫道：“师傅，加速，上高速！我给你多加五十块钱！”

公交车隆隆驶远。我来到横沥汤粉店门前。阿婆叫道：“老板，从深圳回来了！还是十二元的汤粉？”我冲她点头，走进店铺，坐在桌前，隔着玻璃窗望着对面漆黑的楼。没过多久，冒着热气的河粉端上桌子。“要不要加辣椒？”阿婆替我掰开方便筷子，问。

安全气囊如铁锤般击中脸部，眼镜片几乎割伤我的眼睛，我摸索着解开安全带，滚出车外。几个路人围了过来，远远站着，纷纷掏出手机。“从深圳回来开这么快，嫌命长。”有人说。另一个人替我叫了警察和救护车，然后从地上捡起散落的钞票塞进自己的衣兜。

每天下班，我都会来这里吃碗横沥汤粉，不要猪肝，多加两元的肉丸。我习惯坐在门口桌旁，长久望向街道与河的对面，那里矗立着一个庞大漆黑的小区，二十四座塔楼紧紧挤在夜色里，亮起的唯有寥寥几盏灯光。晚饭过后，小区广场开始播放迪斯科舞曲，几个老人在惨白的路灯光里默默起舞，每人都有四五条影子相伴。

“你们是真人吗？”我抹去脸上的血，问他们，“我是在什么虚拟现实里面，对不对？我走不出去，而且我一点儿都不疼。完全不会疼。杜医生，你能听到吗？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治疗该结束了！我已经忘掉她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保守治疗了……杜医生！杜医生！”

“上高速不是回深圳了吗？好不容易才从国道跑过来。”司机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没有驶上高速匝道。绿色指示牌被抛在身后，前方隐隐约约露出小镇的轮廓，车子已在不知不觉间掉转了方向，这辆车毫无疑问是从深圳方向驶来的。而我，是一位从深圳搭车前往小镇的古怪乘客。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杜医生。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他也没有来。第四天有同事拿文件来找我签字，我问他杜医生的事情，他一脸茫然，看似并不知情。“是你们找的那家心理咨询啊，怎么会忘了呢？杜医生，胖胖的，客家人！”我躲在门缝后面叫嚷，同事只是摇头，说得回去问问其他人。

两个月后，他们撞开房门，拉我出去。外面的世界令我极度恐惧，踏出楼门的一刻，我崩溃了，尖叫着撞开同事，爬回楼道，把头塞进防火门的缝隙。他们发觉劝说和安抚没有用处，就用黑色塑料袋套住我的头，把我强行拖进出租车。

我不想开口。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等于撕下包裹木乃伊的纱布，把风干的尸体暴露出来。可我不得不讲，因为我管理的小小企业已经停顿许久，若失去这份工作，我会失去剩下的一切。

“保持平静。”我对自己说，就算知道这没什么用。第八百次尝试，心脏早不会再怦怦乱跳。

我曾坐在省道旁，用长焦镜头观察道路上的车辆，一切都很正常，它们没有触到隐形的边界，能自由来往于小镇内外。我经常跟货车、客车司机攀谈，他们整日来往于小镇与深圳间，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异样。唯有我乘坐的交通工具会被悄然扭转，一起改变的，还有所有相关人的记忆。

我把协议看了两遍，接过笔签了字。杜医生跟我握手，收起协议，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说：“这是今天晚上吃的药，治疗从明天开始。放心吧，老板，一切包在我身上！钱的话你公司同事已经准备好了，回头你再补回账上吧。”说完，他站起来要走。

“继续治下去，保证到治好为止嘛。”

我沿着河流向南走，你不在。我经过小镇最大的一间商场，你不在。我踏过一道桥梁，来到公司所在的东岸，你不在。我站在那里，数到一百个人从我身边经过，然后仰头望向云层背后的天光，流出眼泪。你不在，我就获得了自由，我可以随意行走在没有你的小镇，穿过人群，倾听每一个声音，扫视每一张面孔。

我乘坐长途大巴去往福建方向。自然而然，那辆车变成由福建驶回小镇的长途巴士。车上乘客在汽车站各自散去，仿佛几分钟前登上汽车的并非他们本人。我试着同司机攀谈，他很奇怪地瞧着我，说车子是由厦门开来的，上一站停靠在汕尾车站。这条线他跑了七八年，没听说有什么出站就返回的怪事。我递了根“芙蓉王”给他，于是他拿出营运登记表给我看，上面清楚地写着到达沿线每一个车站的时间，毫无作假的痕迹。也就是说，不久之前从小镇出发的同一辆大巴车根本不曾存在过，我所处的空间被改写了——也许只是我的记忆遭到了篡改。

我立刻向同事询问有关你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他本应知道的，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应认识你。我打电话给你原先工作的单位，那边回复说查无此人。我登录网络，在QQ、微博和SNS中寻找，一无所获。你消失了，从真实的世界和数字的世界消失，连一丝痕迹也未曾留下。

几周后再次出差时，我才发现事情的真相。

只花几个月时间，我就成功忘掉你的模样。后来，我把和你有关的一切都忘了个干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已经不再想起你，于是开车到约定的地点去寻找杜医生。

“要看具体情况，大部分患者康复得非常快。”

车子开动，司机说：“龙岗咩？听说那边雨下很大。雨再下，深圳就要放水了。”

胸膛传来剧烈疼痛，那是新生的血和肉在撕裂风干的伤口。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发觉你的味道也从空气中消失了，我闻到的是潮湿的、甜蜜的、温热的味道，属于雨季小镇的独特气息。

“老板，回深圳吗？”街对面卖汤粉的阿婆喊道。

可“忘了你”这三个字里面，有你的存在。

公交车嘀嘀鸣叫，超过一辆在积水中踽踽而行的小车，转弯驶上主路。从这里向前直行，经过四个红绿灯，就上了省道，距离深圳龙岗还有二十七公里。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功能，拍摄窗外掠过的景物，车辆、行人和店铺在路灯下化为流光。

接着，我睡着了。

这时，疼痛袭来，我拽着路人的衣角，晕了过去。

从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起，我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逃离。

雨下个不停，我撑起伞，走在没有你的小镇。

“大概需要多久？”

所以我没有真正忘了你。我不可能真正忘了你。

“是啊，今年雨水特别多。”我说。

这时，司机又骂了一句：“小车学人家过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几秒钟后，右侧窗外一辆白色雅阁轿车闪过，车子停在一个巷口深深的积水里，水已漫过轮胎。我的眼睛在本田车上停留了一秒，透过深色玻璃窗，能勉强看见驾驶座上正拨打电话的男人身影。

当我意识到疗程结束的时候，会想起已经忘了你。

直到那一天，我要回深圳总公司述职，于是带着一名同事开车上路。我们愉快地聊着天，听着汪峰和许巍的音乐，很快穿过旧城区，转上省道。

“我家又淹了，今年雨好大。”面目模糊的司机抱怨着。我留意观察他：油腻的短发，皮肤黝黑，戴白手套，驾驶座旁放着个透明塑料茶杯。司机总是这副模样，职业成了他们最主要的特征，让人难以分辨。在雨季，他们总说今年的雨水格外充沛——可“今年特别热”“今年特别冷”“今年特别多雨水”，谁又不这么说呢？

我一次次掉头，绝望地冲击着小镇的边界，直到失控撞上路边的行道树。

“小车学人家过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司机笑骂道。我转头望向左手边，几秒钟后，深陷水中的白色本田雅阁从窗外掠过，一个男人坐在驾驶座，正在拨打电话。行道树，灰色与砖色的楼房，路口，店铺招牌，路灯在雨中闪烁。咣当！公交车碾到什么东西向上弹起，“妈的，减速带都看不到了！”司机叫着，用力转动方向盘。

“那不可能。”我立刻否决，“我的房子在这里，这儿的新房有一半都销不出去，二手房没人会买，我没法卖房子离开。更何况我的事业也在这里。”

我吃完那碗汤粉，付过钱，撑起伞走出店铺。河东岸的房屋一栋挨着一栋，晾衣杆、天线、脚手架和遮雨棚像触手般伸展开来，纠缠着建筑群。这些灰色、褐色和砖红色的自建房密密麻麻挤挨着，又被狭窄的巷道割裂。这片居民区随时都在拆盖，呆板的三层楼房被砸成碎片，经过一段到让人无法察觉的时间后，一栋同样呆板的五层楼房出现在原地，撤去安全网，刷上白油漆，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下一次拆毁。

在镇人民医院精神科的诊疗室里我尿了裤子，钻进办公桌下蜷成一团，像只怕光的蚕蛹。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奶白色的镇静剂，蹲着观察了一会儿，问了同事几个问题，得出结论：“这是惊恐障碍，焦虑症发作的表现，我给他打了一针丙泊酚，马上就能安静下来了。你们最好先把他送回家去，不管是什么触发了他的惊恐障碍，家总是最安全的地方嘛……我给你们留个电话，回去观察一下，有情况再联系我。另外，这里有张心理咨询师的名片，我们医院精神科比较弱，对焦虑症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可以去这里咨询一下……先把药费给结一下。”

你离去之后，我砸碎手机，拔掉网线，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两个月。我不敢走近窗户，怕在窗外看到你。我不敢走出屋门，怕在街上遇到你。我无法看电视听广播，因为总有人的脸孔和声音像你。夜里，我听着敲门声由强而弱，同事们的脚步声逐渐消失，整栋楼陷入死寂。小镇睡去了，这时我才能大口呼吸，把漆黑的空气用力吸入胸腔——可悲的是，就算丢掉了所有家具，屋里还是残留着你的气味。

雨簌簌洒下，空气闷热而潮湿，地砖的缝隙里钻出暗绿杂草，我沿着河向南走，路灯突然亮了起来。这把蓝白格子的折叠伞是你送给我的，用了太久，伞柄都弯了，每次收放都吱吱作响，倾斜持着才能挡住雨丝。

这番话我完全听不明白。他执意要走，我也就没有强留，想着反正明天还会再见面。夜深后，我躺在空旷房间中央的床垫上发呆。你离开之后，我把屋里的东西丢了个干净，因为无论如何整理，总有什么小物件会唤起痛苦的回忆。

后面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回到家后，同事们开始照顾我的衣食起居，将我从严重营养不良和精神衰弱中拯救回来。如医生所说，在家中，我的恐慌并不严重，但极怕踏出房门。我害怕空旷的小区广场，害怕外面的人群、声和光。他们试图帮助我慢慢走出去，甚至还画了一张进度表，让我每日向屋外多走一两米的路程。很感谢他们，在这座小镇我没有一个朋友，若非同事的帮助我不可能重新站起来，尽管知道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喜欢我，而是需要我来领导小小的分公司而已。

“真有那么容易吗？”我望着惨白的天花板，将小药片平放在舌头上，药有点儿甜丝丝的，我攒了点口水将它吞下，趁糖衣融化之前。

不久之后，我发觉自己将车开回了小镇，于是有点儿迷糊地问：“小刘，我们不是要去深圳述职的吗？怎么回来了？”

当我意识到忘了你的时候，你便出现了。

一天之后，我撑起伞，离开大楼，压抑着心中的恐慌走向小区门口。一些人在匆匆行走，车辆溅起泥水，河边站着浑身湿透的售楼小姐，河对岸密密麻麻的自建房在暗自增生。熟悉的场景已太久未曾领略，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双手将伞柄攥得吱吱作响。

我停止摄像，放松身体，打开800号便签写道：“……失败。”

“老板！听说深圳要放水了，你家怕不怕淹水啊？”汤粉阿婆隔着街冲我喊。一辆垃圾车轰隆隆驶过，扭转着方向躲避路中间冒水的井盖。风雨中阿婆的话变得模糊不清，但我明白她在担心什么。“深圳放水”，每个雨季都会流传这个谣言，仿佛深圳某处有人按下神秘的开闸按钮，大洪水就会沿着河流倾泻而来——可深圳根本不在这条河的上游。与此相似的传言还有“深圳地铁会修到这里来了”“明年这里就划入深圳管辖”“下个月开始小孩可以上深圳户口了”……小镇居民总是惴惴不安地编织着传递着有关深圳的只言片语，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城市，一座让他们敬畏、热爱、恐惧和憎恨的大城市。

我停下脚步，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车子摇摇晃晃地停在红绿灯前，然后慢悠悠地起步，经过四个红绿灯之后转弯驶入沿河路，在河东岸狭窄的街道穿行几分钟后，车子停在公交站牌前。我站起来，看了司机一眼，油腻的短发，白手套，茶杯。我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原先那位司机。“我家又淹了，今年雨好大。”他按下开门按钮，似是聊天，抑或是自言自语。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天黑了下来，我走出大楼，回头望向1804房间的玻璃窗，一片漆黑。从此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后到河对面的汤粉店吃一碗横沥汤粉，不要猪肝，多加两元的肉丸，然后坐在桌前望这个窗口，企盼有一天心理咨询公司的灯能够亮起来。疗程没有结束，这似乎对生活不构成什么影响，我只想见到杜医生，让他告诉我这心理治疗的真相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杜医生夹着公文包敲响了屋门，他是小镇唯一一个有执照的心理医生。他五十岁，体胖，长着一副客家人面貌，白衬衣里面穿一件红背心，提着黑色人造革的廉价公文包，并不像位医生。不过一开口，他就显出不凡的见识，“老板，是这样，你得了广场恐惧症。这个病，就是怕人多的地方，不敢到公共场所去，对不对？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你要讲清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我就能给你想个解决办法。”

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以为只要努力奋斗就可以在那座城市扎根，可房价飞涨，年纪愈大，离梦想中的家越远。这时，公司宣布要在小镇成立办事处，公开招聘经理人选，我考察了当地房价之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雨下个不停，我撑起伞，永远走在没有你的小镇。

我累了，习惯性地不断尝试，但知道自己找不到答案。3栋1804的灯光从未亮起，疗程尚未结束，杜医生没有回来，而我就住在这个病房里——这个无法离开的小镇。

“为什么？”

“哦，没事。”我夹起肉丸咬了一口，肉质弹牙，鲜美的汤汁在舌尖流淌。我咽下食物，哭了起来。

我抬起头，“老板娘，第一次来这儿吃饭时就说过我不吃辣椒的。为什么每回都要这样问我？”

等到周末，巴士将一车车年轻人卸下，深圳客们带着疲惫的神情拥入小镇，点亮高楼三分之一的灯。这里会一下变得喧闹起来，夜市觥筹交错，小镇彻夜不眠。周日晚上，随着最后一辆夜班巴士驶离站台，河西岸会再次沉寂下去，几位老人走出黑暗的楼门，会集在路灯下，打开音响，踏着遍地垃圾又跳起舞来。

——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出现，就算失去一切细节，只剩一抹灰影，一个代指第二人称的字眼。

杜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唔，我猜也是这样，那么就说说我的方案吧。老板，是这样，你先看看合同。”

出院后我继续尝试。我独自沿着河向南走，穿过一片破旧的民居楼，在河水开始乌黑发臭的时候触到了边界。太阳不知何时换了方向。背后的风景出现在眼前，我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注意到如此突然的变换，当我的意识集中在某一件事物上的时候，其余的一切都会被瞬间偷换。

这是个存在于三维空间的克莱因瓶吗？如果是的话，我确实不能离开没有边界的闭合表面，可也不应该回到原点，而是从瓶子里面到达外面，来到小镇的反面;若非严谨的数学模型，那这片空间又是如何将我约束在内呢？我每次逃离，就会有已发生的事实被抹去，难道我身处虚拟现实中而不自知，到达边界就会激活副本重置的触发器吗？世界上何曾有如此真实的虚拟现实技术，而我又是何时成为“缸中之脑”的？又或者是催眠术吗？小镇的边界是激活催眠的口令，让我自动修改大脑的记忆？那岂不意味着我的身体实际上离开了小镇，而灵魂却仍被囚禁在镇中？

杜医生用有点儿奇怪的目光瞧了我一眼，答道：“瓶子里只有一片药，入睡前用热水冲服就行啦。至于怎么治疗，明天就知道了，不用着急的。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肯定不会再见到那个女人了，放心地出门去吧。等什么时候你彻底把她忘掉，这个病就治好了，到时候来我公司把治疗结束的手续走一下就行了。金色年代小区3栋1804，你知道公司地址的。”

咣当！车子碾过什么东西颠簸起来，“妈的，减速带都看不到了！”司机骂了一句，转动方向盘驶出积水。雨刷器擦去雨迹，前方车子的红色尾灯在玻璃上洇晕开来。

我不记得对杜医生说了什么，因为我已经忘了关于你的所有事情。那并不重要。听完我的叙述，杜医生在几天后拿出了治疗方案，奇怪的是，他带来的并不是药瓶、针剂和电击器，而是一张薄薄的协议书。

“要是治不好呢？”

又过了一天，他传回话来：没有一位同事记得杜医生的事情，那家所谓的心理咨询公司也并不存在。

在医院休养了一个半月，同事来慰问时脸上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神色，因为医生对他们说，我的精神状态又开始不正常了。其实在几次尝试后，我就明白了游戏的规则，受困于这座小镇的只有我自己，没人会相信我的故事，正如我无法相信身边的每个人一样。

“啊……哦……一放水就糟了。”我随口答应着，在便签上继续补充：“与司机聊天。”然后保存退出。这个文档的编号是800，第八百个便签，这数字似乎有些纪念意义，可仔细想想，又只不过是个数字罢了。

“我记不住嘛。”阿婆一瘪嘴，“现在人人都爱吃辣椒，这辣椒酱是我自己做的，不要吃就不要吃嘛，老板。”

我无法离开这座小镇，我的身体和意识被封锁在这个空间内，杜医生的实验性治疗如一个诅咒将我束缚。时间照常流逝，世界如常运转，这座小镇不停吞吐着人与货物，像许多其他小镇一样，吸收着大城市溢出的养分，逐渐变得庞大和浮夸。

我只有忘记你，疗程才会结束。

我狠狠踩下刹车，停在道路中央，几辆车子紧急变道，从左右冲过，带着咒骂声逐渐驶远。我用力旋转方向盘，碾过绿化带掉头，将油门踩到底，车子咆哮着向镇外冲去。我睁大眼睛盯着远方，将视线聚焦在天际线模糊的楼宇上，那些高楼愈来愈近，逐渐显出高大而毫无生机的轮廓。那是小镇空洞的高楼，我试图逃离的地方。仿佛这条道路只是纺锤形世界的连接线而已，两个一模一样的小镇，总有一个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