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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妞扭牛牛
2000-01-01 加入
毛主席对《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著名论断正适用于《明朝那些事儿》。在当年明月笔下，明朝的皇帝不是“能人”，就是“好人”：篡位的明成祖朱棣虽然灭方孝儒十族、割反抗者铁铉耳鼻令其自食，但他开创了永乐盛世，又派出郑和七下西洋，扬我国威，因此仍是个“好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虽然“打错一仗，杀错一人”（指的是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致50万明军“死伤过半”，自己也被俘；归国复辟之后又以“谋逆罪”杀害曾在土木堡之变后守住京师的功臣于谦），但很有人缘，是个“好人”。同样地，在对残酷好杀的朱元璋、荒淫无度的朱厚照进行评价时，当年明月的宽容度依旧让人啧啧称奇，朱元璋是开国英主自不必说，朱厚照呢，也不过是个王朝规矩的反叛者。
当然，《明朝那些事儿》也不是部没有批判性的作品，像王振、刘瑾、严嵩这些巨宦、贪官就是书中的大反派。尤其是严嵩，当年明月几乎花了《明朝那些事儿》（肆）一半的篇幅描述了他的贪婪无耻，众忠臣与他的斗争更是被写得波澜起伏。可与此同时，历史上著名的嘉靖皇帝却被轻描淡写为一个对修道更感兴趣的“聪明人”。boovie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对于嘉靖老儿的荒淫好道、怠政误国揭发得非常不够，没看出作者对嘉靖的批判”。
当年明月对历史人物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不难发现，《明朝那些事儿》的特色在于对官场权谋和战争风云的叙述，这既是全书出彩之处，也是当年明月历史观的集中体现。官场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其中的权谋斗争是历史小说永恒的主题之一，《明朝那些事儿》的不能免俗也在情理之中。重要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怎么写，《明朝那些事儿》的问题就在于怎么写权谋上。以朱元璋对功臣大开杀戒为例，当年明月指出他这样做是为子孙即位扫除障碍，这是事实没错，但这样做对吗？当年明月对此不置可否。对权术政治的迷恋使当年明月对历史缺乏必要的反思，在朱元璋那里达到极致的君主集权所造成的政体僵化的恶果未被提及，基本的人道主义更是处于缺席状态。
战争也是当年明月津津乐道的话题，朱棣如何将蒙古铁骑追得落花流水，大明军队如何为属国荡平叛乱都成为了他笔下鲜活生动的故事。可以说，战争为帝国赢得的光荣已经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然而战争所带来的“一将功成万古枯”的悲剧却被一带而过。不过分地说，泱泱大国，四方朝拜就是当年明月的历史情结，普通百姓的生活并非他关注的所在。
进一步来看，明朝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变为落后的转折点，它留给后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一个制度极度完备的帝国会日渐丧失活力？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能够在明朝土地上生根发芽？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美、日本那样走上现代化道路？虽然这些问题不是一本通俗读物能够解答的，但是《明朝那些事儿》对明代制度、经济情况的忽略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局限。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轻阅读”的代表《明朝那些事儿》的流行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一方面，《明朝那些事儿》传递的是一种单一的崇拜权力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当年明月又试图给读者一些类似于“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劝导。这种“胡萝卜加大棒”式的价值观诱导着读者放弃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判断。
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是为了找到近代中国衰落的源头，而当年明月迷恋的却是大明王朝受四方朝拜的光荣，这就是两者的差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