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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站着
2000-01-01 加入
在看完了《天机》的第一季第二季之后，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要写一点自己的感想。
蔡骏是年轻一代作家里少有的能够构想故事，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构想呈现出来的作者。在郭敬明之流将青春小说带入一个面目全非的境地的现在，能够坚持用小说来讲故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另外则是蔡骏本人给我的感觉，让我实在硬不下心肠批评《天机》。胡子拉碴，一脸威猛沧桑样子的蔡骏以认真的语调向朋友解说汉服的那样子，非常明白地显示了蔡骏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在生活里，可是一点都不灵异不奇幻的。而对小说的批评真的能够脱离对作者的看法，单单就文本而言么？笔者自问没有这种区隔不同问题的能力。
不仅仅是天机，从之前看蔡骏的那些惊悚小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蔡骏的这些小说虽然其中的故事还是有点意思的，但似乎，蔡骏有些为了惊悚灵异而惊悚灵异的感觉。他的小说在角色调度，在情节规划，尤其是在惊悚小说必不可少的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方面的确是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但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味道。蔡骏之前的几本小说看下来，加上《天机》目前这两卷的阅读，我总觉得蔡骏的小说里缺少了些什么，缺少的或许是那一点点务虚的东西，那一点点人文情怀，或者说是：厚重感。
厚重感并不用渲染太多，可能在作品的不同部分，偶尔牢骚式地随意抛上几句，通过小说的叙述者和小说中的角色来说出来的话也可以，就能够在整个小说阅读之后给人小说文本和故事之外的一点点余味。尤其是惊悚小说，能让人在心弦的颤动渐渐平复之后开始想，是不是这样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是不是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而随着这种思绪的眼神，或许能让人感觉到现实生活实际上还是很温暖美好的，或许让人的遐思延伸到越发惊悚的维度中去。如果一部惊悚小说能够让人时时刻刻怀疑自己的周围的那些细节，那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或许应该越发大了吧。
在讲到蔡骏的小说给人的感觉的时候，忍不住要提出另外一个惊悚幻想小说作者，他和蔡骏差不多大，作品数量也差相仿佛，那个作者的名字叫做那多。那多灵异事件簿系列小说和蔡骏的小说放在一起，反差很大。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灵异小说趋向的对比。
蔡骏喜欢将并不太复杂的故事铺陈渲染，将故事中的一个个角色的各种心态细致地展示给大家看，在《天机》截止到现在的两册里，这种趋向表现地非常明显。《天机》的故事在我看来非常像是好莱坞式的恐怖片，注重的是主角和周围角色在“遭遇”了什么之后的反应，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蔡骏似乎和之前几部小说一样，又要将“解释”奇幻化了。
而那多的小说则不同，那是将构想中的故事不断放低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的尝试。那多的故事设计和阐述水平在不同的几本书里的表现起伏很大，个人非常偏爱他的《凶心人》和《过年》这两本。故事非常精致，语言铺陈也比较好。不像他的其他几本，行文显得有些急促，仿佛想要把脑子里的故事倒出来写完拉倒的样子。
现实-幻想-虚无……在这不同的维度里，从各自的幻想出发，蔡骏和那多尝试着不同的道路。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来说，对于这两种道路并没有什么偏好或者排斥，重视的唯有小说文本本身。惊悚小说在国内是如此偏门的一个领域，只有寥寥几人能够靠这个活着。这太不容易了。
前一阵还听到一个八卦，说蔡骏起诉了出版《天机2》的出版社，说腰封上说“这是蔡骏小说的最高峰”之类的话是对他的诅咒，诅咒他写不出更好的小说。觉得如果那不是炒作的话，至少说明蔡骏对于自己的小说还是有所要求的，应该算是好事吧，虽然这种事情折腾上官司似乎有些无厘头。我想说的是，至少蔡骏意识到，将《天机》当作是他的最高水平，代表作什么的，那这个要求未免有些低了。
简·奥斯汀于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在英格兰汉普郡斯蒂文顿镇。她的父亲乔治·奥斯汀是当地两个教区的主管牧师，靠着两份牧师俸禄，加上招收学生之所得，养活一家九口人。简·奥斯汀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有背景的家庭，因而即使当奥斯汀家陷入逆境时，家里仍然维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
乔治·奥斯汀夫妇一共生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简·奥斯汀排行第七。简·奥斯汀的大哥詹姆斯上过牛津大学，后来继承了父亲的教区长职位。二哥乔治因为有病，由专人护理，始终不得与家人团聚。三哥爱德华从小过继给一位无子女的亲戚，但与骨肉同胞一直相处融洽。四哥亨利也上过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简·奥斯汀与出版商的联系人。简·奥斯汀的姐姐卡桑德拉比简·奥斯汀大三岁，和简·奥斯汀一样终身未嫁，是简·奥斯汀的终身伴侣。简·奥斯汀的五哥弗朗西斯和弟弟查尔斯参加了英国海军，最后都被晋升为海军将领。
奥斯汀家从未给两位小姐请过家庭教师，也未让她们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简·奥斯汀六岁的时候，曾随姐姐上过牛津女子寄宿学校，不过那不是因为她想念书，而是因为她离不开姐姐。（乔治·奥斯汀太太曾说：“要是有人下令砍掉卡桑德拉的脑袋，简·奥斯汀非得和她一起去死不可。”）上学后不久，简·奥斯汀害了一场大病，差一点送了命。病愈后，简·奥斯汀又陪姐姐去雷丁寺院学校念书，九岁时便永远离开了学堂。简·奥斯汀回到家里，在父母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家里那个藏书五百卷的书房，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流行小说，渐渐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简·奥斯汀早在十六岁，就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在她那个时代，体面人一般都谴责小说，而女人写小说当然更是犯禁的，于是她只有瞒着外人，偷偷地进行写作。她坐在书房里，把构思好的内容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一听到外面有人进来，便赶忙把小纸条藏起来。她每写好一部作品，都要先读给家里人听，遵照他们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约在一七九六年至一七九七年，简·奥斯汀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初稿《第一次印象》，她父亲写信给伦敦的一个出版商，请求自费出版，结果遭到拒绝。简·奥斯汀并不因此灰心，在以后的两年里，她又接连完成了《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的初稿。
一八〇五年，乔治·奥斯汀牧师去世。第二年，他的遗孀带着两个女儿移居南安普敦，同五儿子弗朗西斯住在一起。三年后，爱德华的妻子在生第十二个孩子时死去，爱德华十分悲痛，便请母亲和两个妹妹住到汉普郡的乔顿。简·奥斯汀在这个幽静的环境里生活了八年，再一次焕发了创作的激情。她一面修改前三部小说，交出版商出版，一面创作新的作品。一八一一年，简·奥斯汀匿名发表了《理智与情感》，获得好评，以后又接连出版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简·奥斯汀恰在声名鹊起的时候，她的健康突然恶化了。一八一七年，卡桑德拉陪她去温彻斯特疗养，结果医治无效，于七月十八日离别了人世，终年才四十一岁。翌年，《诺桑觉寺》和《劝导》同时问世。
简·奥斯汀生活的时代，英国小说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涌现了像菲尔丁、理查森、斯特恩和斯摩莱特这样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可是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大师都已离开人世，他们开拓的现实主义传统基本上被一股“新浪漫主义”思潮所取代。这股“新浪漫主义”思潮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以范妮·伯妮为代表的感伤派小说；一种是以拉德克利夫夫人为代表的哥特传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曾经风靡一时，但是终因带有明显的感伤、神奇色彩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正由于有这些作品充斥市场，英国小说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头十年，四十年间没有产生什么重要作品。从一八一一年起，简·奥斯汀相继发表了六部小说，这些小说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出了“新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使之失去容身之地，从而为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道路。在英国文学史上，简·奥斯汀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本身又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被人们誉为“无与伦比的简·奥斯汀”。
我们这里介绍的《诺桑觉寺》属于简·奥斯汀的前期作品，初稿写于一七九八至一七九九年，取名《苏姗》。一八〇三年，作者对小说作了修订，并将其卖给伦敦的一个出版商，但不知为何缘故，小说并未出版。直至作者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八一八年，经亨利·奥斯汀斡旋，小说才得以出版。
同作者的其他五部作品一样，《诺桑觉寺》是一部爱情小说。然而，同其他作品不同的是，除了爱情纠纷之外，小说自始至终还贯穿着对哥特小说的嘲讽。因此，这可谓是一部“双主题”小说。
小说女主角凯瑟琳·莫兰是个牧师的女儿，随乡绅艾伦夫妇来到矿泉疗养地巴思，在舞会上遇见并爱上了青年牧师亨利·蒂尔尼。同时，她还碰到了另一位青年约翰·索普。索普误以为凯瑟琳要做艾伦先生的财产继承人，便起了觊觎之心，“打定主意要娶凯瑟琳为妻”。索普生性喜欢吹牛撒谎，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便向亨利的父亲蒂尔尼将军谎报了莫兰家的财产，蒂尔尼将军信以为真，竭力怂恿儿子去追求凯瑟琳。当他们一家离开巴思时，他还邀请凯瑟琳去诺桑觉寺他们家做客，把她视为自家人。后来，索普追求凯瑟琳的奢望破灭，便恼羞成怒，连忙把以前吹捧莫兰家的话全盘推翻，进而贬损莫兰家，说她家如何贫穷。蒂尔尼将军再次听信谗言，以为莫兰家一贫如洗，气急败坏地把凯瑟琳赶出了家门，并勒令儿子把她忘掉。但是两位青年恋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结为伉俪。显而易见，作者如此描写索普和蒂尔尼将军，是对金钱和门第观念的无情针砭。
凯瑟琳在巴思期间，正热衷于阅读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哥特小说《尤多尔弗的奥秘》。后来听说将军邀请她到诺桑觉寺做客，她不禁欣喜若狂，心想她终于能到古刹中去，“历历风险”，“尝尝心惊肉跳的滋味”。其实，诺桑觉寺只是一座舒适方便的现代化住宅，仅仅保留着旧日古色古香的名称而已。可是凯瑟琳住进来以后，却凭着哥特小说在她头脑中唤起的种种恐怖幻影，在寺里展开了一场荒唐的“冒险”活动。她第一次走进自己的卧房，见到壁炉旁边有只大木箱，便疑心箱里有什么奥秘，胆战心惊地好不容易把箱子打开，不想里面只放着一条白床单！夜里上床前，她猛然发现屋里还有一只大立柜，战战兢兢地搜索了半天，终于在橱柜里找到一卷纸，她如获至宝，以为发现了什么珍贵的手稿，不料熬到天亮一看，竟是一叠洗衣账单！凯瑟琳碰了两次壁，虽然羞愧满面，但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相反，她那传奇的梦幻还在进一步升级。她参观寺院时，突然“臆测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怖”，时而怀疑蒂尔尼将军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时而怀疑他把妻子监禁在哪间密室里，于是又在寺院里搞起了“侦破”活动。后来，因为让亨利撞见了，听他说明了事实真相，批评了她疑神疑鬼，她才从哥特传奇的梦幻中省悟过来，当即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判断什么或是做什么，全都要十分理智。”在这里，简·奥斯汀给她的女主角打了一剂清醒剂，也着实挖苦了哥特恐怖小说。
顺便应该指出，简·奥斯汀无论对哥特小说还是对感伤小说，都不是全盘否定的。在她看来，这两类小说虽然具有矫揉造作、脱离现实等消极因素，但却一反当时文坛过于严肃的气氛，对于打破古典主义教条的束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五章离开故事的发展线索，向传统的小说观提出了挑战，使用饱含激情的语言赞扬了新小说：
总而言之，只是这样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智慧的伟力得到了最充分的施展，因而，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对其千姿百态的恰如其分的描述，四处洋溢的机智幽默，所有这一切都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出来。
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四处洋溢着“机智幽默”，这既是作者对小说的精辟见解，也是对她本人作品的恰如其分的概括。作者这段义正词严的文字，被后人视为小说家的“独立宣言”。
同作者的其他几部小说一样，《诺桑觉寺》也是一部充满幽默情趣的喜剧作品，其幽默情趣不仅见诸对情节的喜剧性处理，而且见诸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凯瑟琳是个幼稚无知的姑娘，艾伦太太作为其保护人，本应处处给以指点才是，可她全然无视长者的责任，除了自己的穿戴以外，对别的事情概无兴趣。她同索普太太碰到一起时，一个炫耀自己的衣服，一个夸赞自己的女儿，“两张嘴巴一起动，谁都想说不想听”。索普太太的长女伊莎贝拉是个漂亮的姑娘，但是禀性虚伪，好使心计。她嘴里说“讨厌钱”，心里却想嫁个阔丈夫。她同凯瑟琳的哥哥詹姆斯订婚时，激动得一夜夜地睡不着觉，说什么她“即使掌管着几百万镑，主宰着全世界”，詹姆斯也是她“唯一的选择”。后来，见更有钱的蒂尔尼上尉向她献殷勤时，她又得意忘形地抛弃了詹姆斯。最后，蒂尔尼上尉遗弃了她，她居然有脸写信恳求凯瑟琳，企图与詹姆斯重温旧情。以上这几位女性，加上前面提到的索普和蒂尔尼将军，构成了小说中的滑稽群。比起女主角凯瑟琳来，这些人物尽管着墨不多，但一个个无不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为小说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简·奥斯汀写小说，如果说她的最大乐趣是塑造人物，她的拿手好戏则是写对话。她的对话鲜明生动，富有个性，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难怪评论家常拿她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比如伊莎贝拉总是爱唱崇尚友谊忠贞爱情的高调，但是话音未落，总要露出心中的隐情。一次，她对凯瑟琳说：“我的要求很低，哪怕是最微薄的收入也够我受用的了。人们要是真心相爱，贫穷本身就是财富。我讨厌豪华的生活。我无论如何也不要住到伦敦。能在偏僻的村镇上有座乡舍，这就够迷人的了。”天花乱坠地表白了一番之后，紧接着加了个话尾：“里士满附近有几座小巧可人的别墅。”从乡舍溜到别墅，一语道破了她那爱慕荣华富贵的真情实感。类似这样的绝妙对话在小说里俯拾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简·奥斯汀的小说，确能使读者从说话看出人物来的。
简·奥斯汀的小说大都取材于一个“三四户人家的乡村”，讲的多是女大当嫁之类的事情，有人认为生活面狭窄了些，题材琐碎了些。可是，喜欢“二寸牙雕”的人，有谁又嫌它小呢？简·奥斯汀写小说，恰恰是以创造“二寸牙雕”的精神来精雕细琢的。我们读她的作品，也要像欣赏“二寸牙雕”那样仔细玩味，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森罗万象、意味无穷的艺术天地。
似乎人们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明明处在兔子的位置上，却总是愿意用狼的思维来思考，而且经常为狼的行为喝彩，当然，更多时候，是为死去的狼喝彩。
我不懂明史，不过从我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好像很多人都喜欢明史，也有很多人在研究明史。我不想去评判这个朝代到底是好还是坏，但说实话，我从心里不喜欢这个朝代，原因很简单，黑暗。就像这本书为我们展现的世界一样。
整本书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充满了权力斗争。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这里的常，是平常，而不是正常，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这样。
我不知道别人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看的时候的确很畅快，畅快是因为作者的文笔，轻松、幽默、简单，也因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可是放下书后又会有阵阵不快，不快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找不到和自己同样的声音。
明朝那些事儿里写的是整个明朝的故事，但这个整个是要打引号的，打引号的原因是这个整个是时间上的，而不是空间上的。全书从明朝的建立写道明朝的灭亡，但书里只有来自上层的声音，来自上层的故事，对于百姓好像没有提及，组成这个世界的最庞大的群体——百姓，被隐去了，从历史中彻底的消失了，但我们好像很少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这也是常态，至少在中国的史书中是常态，自然，这里的常依然是平常的意思，不是正常，正常的史书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似乎我们更喜欢这样的史书，也更乐于去谈论这样的史书，它更能给人以快感，可我总觉得这种快感来的不真实，它是那么虚无，那么飘渺，当你想要触摸的时候，已经不在了。在这快感的背后，我感觉到的是空虚，是孤独，当我们在精神上跟着那些所谓的伟大的古人一起消灭敌人之后，转眼回望的依然是苦涩的生活，肮脏的世界。
当我们看到那些权臣在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主子出谋划策，互相排挤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道德水准更高的一边能够获胜，我们的心跟着他们一起跳动，他们悲的时候我们惋惜，他们喜的时候我们畅快。我们总是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原谅他们的错误，不介意他们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我们习惯性的认为他们隐忍是为了更好的爆发，他们助恶是为了更好的除恶，他们违心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对别人的伤害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总之一句话，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不管这种好的出发点会产生什么后果，会对无关的人产生什么样的伤害，相对于他们的动机来说，似乎这些都无所谓。所以，那些“正直”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原则、为了所谓的“大计”对恶事物视而不见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原谅。当然，有个前提是后来他成功了。可是我不知道，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和我们一样仅为一介屁民的，我们的先祖们是否能够同意他们的观点。是否愿意为了那些权者更好的施展自己的计划，坐上权力的制高点而自愿的多忍受几年的痛苦，和他们一道隐忍，自动的原谅他们的行为。但好像普通百姓不会想这种事情，他们没有精力去想。甚至有些可能都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去想，当然，更多的是没有去想的意识。
这就是我不快的原因，我觉得，历史应该是全人类的历史，而不是权者的历史，当然，权者的故事更有代表性，也更吸引人，但一本负责任的史书一定要体现出百姓的声音，至少要交代出百姓的感受，这样的史书，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史书。
我相信，作者是想做一个观察者的，他不过是想用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方式来向我们展现一段传奇，但从行文来看，他是有倾向的，他也愿意用权者的思维来思考问题。
我无法想象当权者挥金如土的时候，百姓看到那些金银是什么感受，但我的确有一种羡慕，说实话，那一刻，我也想过那种生活。我不知道，当看到权力更迭时死去的一个个冤魂时，他们的家人是什么感受。但我的确没有注意过他们，权臣成功的那一刻我的感觉是畅快，为好人消灭了敌人欣喜，为道德稍好的权者取得了成功而高兴，此时，在我的眼里，那些牺牲的人只是过客，丝毫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过客。我总是无意识的理解那些权臣，我在心里为这些“好人”所犯的那些个“微不足道”的错误辩解，我告诉自己，成功就应该有牺牲，但不知道这些牺牲的人的家属是否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想法，他们是否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人牺牲，但是我是无法知道他们的想法的，在历史中，他们的声音也被隐去了。
当一个权力体系击败另一个权力体系的时候，百姓的生活能有多大的改变呢，他们还是要忍受剥削，但那一刻，我们都鼓掌欢呼，额手称庆，包括那些没有任何改变的百姓。其实，不过是站在权力最高点的人群换了罢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我们总是下意识的以为，世界美好了，可是，真的美好了吗？
看完整本书后，我感到害怕，怕的不是书中的倾向性，而是人们的思维，我们总是对当代的当权者极尽苛责，同时又对古代的当权者心生艳羡。这样的人有朝一日成了权力的主体之后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我下意识的认为他们会和现在的当权者一样，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被历史隐去声音的百姓，有的甚至会更狠，用一种报复心理来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世界。关键点不在道德，在文化，在思维，在环境。可怕的也不是这种思维，这种环境，而是这种传承。
每当我想起这样的一个画面时。都会不寒而栗，我们的先祖津津有味的听着说书人讲诉前朝权者的权力之争，为他们叫好，心跟着他们一起跳动，他们听到名将胜利时会欢呼，听到名将杀人时会呐喊。这时，那些和他们一样的地位，一样的出身的在战场上死去的士兵，是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欢呼之后百姓会继续自己苦难的生活，懵懂的生活。直到有的后来成了战争中的牺牲品，不明原因的死去，但我相信，即使在他们闭上眼的那一刻，也不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代——我们，依然在津津乐道的谈论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权者的权力之争，为他们叫好，心和他们一起跳动，之后继续自己苦涩的生活……
这是一个可怕的循环，可现在仍然在继续。
我们总是站在历史的强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却也总是在历史中处于弱者的地位，那么，百姓的声音到底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