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上海女人市侩,不比北方女子豪爽,也不比位于南下的女人娇柔。上海女子是王安忆所说细细碎碎的,是寻常家里的,是小家碧玉的,是工笔描摹的,是踏着高跟鞋于半夜时分踽踽而行在蜿蜒弄堂中的。
这市侩的温情是你的,是我的,是上海女子的,是无数个王琦瑶的。
杨葵说“王琦瑶是女人中的精灵,她把女人做到了顶峰,做到了极致,到头来还是死于非命。王琦瑶还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灵,她像上海的弄堂,是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又像上海的流言,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王琦瑶还是王琦瑶自己,像城市上空盘旋的鸽子,有点傲慢,但又并非不近人情,否则怎么会再是路远迢迢,也要泣血而回!王琦瑶啊,让人想都不敢多想,正如王琦瑶之于上海,‘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
这话我是不能百分百同意的。
在我看来,王琦瑶是真实的,是平凡的,她不是女人中的拔尖,更不是顶峰,她仿似久远以来就住在我家隔壁。有着几皮箱子陈旧的的衣服,天好的时候一堆堆的拿到太阳低下晒霉,然后坐在树影,光影底下打毛衣,表情是随和的,姿态是抬高的。当然在放杂物的五斗橱的隔层里面一定还有个贵重的木雕首饰盒,那里,放着一个女人的秘密。
一个女人一生的秘密,不是男人,不是她所投身的李主任,更不是邬桥镇里的乡下阿二,不是寡情的毛毛娘舅,不是不懂情的萨沙,也不是负情的老克腊,更不是痴情对她的程先生,而是那明晃晃在一层又一层包裹下却始终招摇着的保命金条。
我倒不是特别喜欢王琦瑶这个人,她只是个极端美丽且具风情的相当平凡的上海女人。除了她的美丽,她的任何其它一点你都可以在上海城内的女人身上观摩到——心是野的心,行为是收敛的行为。但我就是喜欢王琦瑶的不特别,就是喜欢她宛如黛玉般时常有些个小家子气,略微使点小心眼。只是她更有宝钗的表面功夫,场面上总是体面的,周到的,做足的,下功夫的。
这也是上海女人的本性,心里头再不开心也要撑足场面,对上海女人而言,面子如衣,这做给别人看的,不能不从头到尾一针一线的仔细。难为上海女子总是吃力地保持着一份独有矜贵,而这矜贵恰恰成就上海女子骄傲又娇媚的属性。
“王琦瑶就是旧上海,她是一个梦,不复存在在当下现实中,她是在人们的回忆里,在口耳相传和黑白影象里。这个梦开起于老上海的电影,繁华在三四十年代里,迷茫挣扎在五六十年代,飘摇在风雨文革中,终结在八十年代,改革带来的社会开放仿佛带起她回光返照的生命,但是文化断层带来的粗俗最终摧毁断送了她最后的优雅步伐。”
王琦瑶最终的凋零,是历史的狠心抉择,也是她自己亦步亦趋的选择。很久以后,看到一个风情万种却眼角有纹的女子坐在角落里看别人衣香鬓影,那个女子心里在寻思什么?当年的“上海小姐”,当年李主任包养的三小姐,当年的“沪上淑媛”,当年爱丽丝公寓里的青春女子,还会寻思什么呢?也不用寻思,寻思,也已经惘然。
不少人说王安忆写的《长恨歌》是形式语句上对张爱玲的翻版,我听来觉得刺耳。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苍凉的,是别具一格的,是难以超越的,是成名趁早的。但是那个年代不是张爱玲包办的,不是她写的了,别人就不能再写了的。个花入了个眼,非得要拿牡丹与玫瑰分出个高贵低贱来,又是何必?
牡丹是牡丹,玫瑰是玫瑰。王安忆是王安忆,张爱玲是张爱玲。相似的不是她们,而是那些不甘心屈于命运但最终臣服命运的女子,因着那牡丹玫瑰再美,终究也逃不了一谢。
这个书实在是好,看得过瘾,尤其喜欢朱木隶。为什么不是朱元璋呢?
朱元璋嘛,出身卑微,无所顾忌,本来天下乱了。闲着也是闲着,混好了搞个江山,混差了也能霸据一方。偏偏狗屎运,手下一群牛人,越是关键时刻越出彩儿,真是老天挑你做天子,不做也不行。
朱木隶就不一样了。本身活得好好的,踏踏实实混着就完了,他偏不。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提着脑袋造反。且每次必亲自披挂上阵,多次被打的找不找牙。连自己都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反错了?”去问姚广孝(这个老兄很有趣的经历),答“晚了,只能干到底了”。于是顶着头皮撑着,那是怎样的心理压力呀。服!幸好也有点狗屎运,几次危难之时,当见“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居然误打误撞攻到南京,做了皇帝。
最喜欢朱木隶的那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甚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