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过这么多失败的改编之后,我已经渐渐能够想象得到把文字转化成镜头语言对于原著作者来说是一件风险十足的事。即使电影观者甚众也无法说明改编在艺术上就是成功的。看那众人尽兴而归,只落得作者一人捡拾地上四散的书页,喃喃地说着你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故事,真正的故事在这里,何其寥落!像《金陵十三钗》这样的小说更是如此,以一个极易挑动公众愚蠢而敏感神经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得而烹之,开一场貌似激愤实为狂欢的民族主义盛宴,必然是宾客纷至,座无虚席。愤青的观众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改编者也只是需要足够多的人来观看。于是便谱写下了这样一场悲剧:愤怒即快乐,仇恨即光荣,文艺和历史不但失去了本应从人们那里得到的虔诚,而且变得毫无尊严,可以被人一次次地取用消费,其存在的意义只是取悦大众而已。
就好像这部小说中那些卑贱的窑姐们。
她们生而为下九流。出身清苦,失却了双亲,唯余自己,囚于烟花柳巷,却一生飘零。她们的容颜,她们的身体,她们的青春,她们的情感,全都不过是被消费的廉价品,尊严在这些东西对自己的价值和对狎客的价值的巨大落差之间荡然无存。战争滚滚而来,人们依旧会带着鄙夷的情绪,随意地抛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诗句,却丝毫不考虑,她们既然在承平年代亦从未有过任何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国度里,何以就要被绑架着一同背负这国殇?而枪林弹雨之下,命如草芥,朝不保夕,高歌一曲,极尽欢愉又有何可非的呢?一曲之后,此生或将休矣。
人们总是渴求着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却又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因一些荒唐的缘由贬损他人的人格。即使如十三钗中玉墨那般地美丽庄重,多才多艺,丝毫不输名利场中的社交名媛,亦无法摆脱因为是妓女而被轻贱的宿命。14岁少女书娟单纯却饱含怨恨的眼光就可以让她苦苦历练出的内在与外在瞬间土崩瓦解,只留得一个娼妓的牌子勒于胸前。对于玉墨这样的女人,狎客们只愿意她们最美的年华里能够一亲香泽一夜洞房,而对她们实质上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其它方面却毫无兴趣。她们唯一的作用,只是被消费。
于是历史的情状倒和这窑姐儿有些相似了起来。有人曾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读完《十三钗》后我觉得,倒不如说历史是个任人揩油的窑姐儿来得更贴切更彻底。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标有数字30万的牌子赫然矗立,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确信无疑的事实;爱国愤青们也常常忘情地叫嚷着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的中国人,以此作为抵制日货等愚蠢行径的借口。可他们之中却没有人能弄清楚30万的数字到底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而东京审判后确定的数字又是多少,也没有人会质疑如果30万属实,全部或大部分的死难者名单又在哪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数字作口实去宣泄自己的情绪,在将他人诋毁为汉奸、抵制日货、打砸由中国人经营的日本品牌商铺时获得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快感。可历史的全貌与真实,却多而无用。爱国愤青们就狎客一样,把历史当做窑姐儿,历史的哪个部分可以供他们图一时之快,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挂着三尺垂涎在哪个部分上下其手。历史,也成了被随意消费的对象。
热血的人们高呼着要铭记历史尊重历史,而历史却正被肆意地玷污凌虐。他们笑着叫着骂着砸着,历史的轮廓却在这喧嚣之中渐渐模糊。南京之前,便早已有大屠杀的史实;南京之后,大屠杀亦在别处上演。历史视乎总是在一个怪圈中重复,今天的受害者或许就会成为明天的加害者。如果我们不带着一种个人主义的关怀去感知历史,聆听历史诉说战争与杀戮带来的痛苦,真正地抛开职业、身份、种族、民族、国籍同等地重视起人的生命与尊严,那谁能保证有一天我们不会被仇恨的气焰所吞噬,成为当年我们口口声声控诉的衣冠禽兽呢?一国的民众的尊严从来就无法靠对外的叫嚣和侵略获得的,而是通过维护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实现的。若是有一天,如十三钗这样命运多舛的女人不再被轻贱,想必国家之尊严便离实现不远了。自己人欺负自己人的国家,又如何能仰赖它去抵御外侮?
故事的最后,平安夜时,日军荷枪实弹地来到教堂以共度圣诞的名义要求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女学生们到军队里唱诗。谁都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为了保护这些女学生和教堂的安全,玉墨为首的剩下的十二钗决定扮作学生怀藏剪刀、发叉之类的利器去给日军唱诗,以答谢教堂之前对她们的收留和容忍。这些美艳的女人似乎终于在最后着实让人看得起了,而这却让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觉得作者严歌苓认为这些女人是因为卑贱所以得作替死鬼,相反,我相信这样的慷慨赴死是基于一种高尚的情怀,她们不希望女孩儿们经历同她们一样的屈辱,也希望为自己所爱着的人儿报仇雪恨。窑姐儿虽任人亵狎,亦有其玉石俱焚的下下之策。
那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