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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躍天衢
2000-01-01 加入
《金陵十三钗》以史诗般的恢宏气度和催人泪下的故事情节赢取了观众的一致称赞，同时，张艺谋凭借自身的号召力以及国际顶尖团队的倾力加盟共同铸就了这部国产好莱坞大片。其制作水准无论从哪个侧面（一线男星、投资规模、特效团队，后期制作团队）都可充分媲美于好莱坞大片。但是，这种与好莱坞大片的类似却未能赢得一致的交口称赞，反而惹来了批评家对其作品的诸多恶评，其中批评家朱大可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文章《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可谓是句句带刺，招招见血，把张艺谋的这部据说是行将就木前“回光返照”的佳作骂的体无完肤。朱大可给张艺谋的《十三钗》评价为：“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 《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3日]朱大可的批评可谓是真知灼见，但是却因为在情节叙述等方面的瑕疵（如将贝尔扮演的神父称作英格曼）而被人诟病为完全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假设朱大可说的都是真的，张艺谋说这部电影的成功是缘于一部二十年难得一见的优秀剧本，而这个优秀的剧本又来源于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那么这些媚俗的内容是否是来自作为源头的小说呢？又或者张艺谋无法逃离电影工业的原罪而迷失在了打娘胎里生下来就熏着铜臭味的文化工业中呢？从电影角度去重新审视严歌苓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明确的答案，电影工业本身的原罪才是罪魁祸首，原小说相较于电影而言要深刻的多。
一、浅薄的英雄
张艺谋的电影从出场不到十分钟就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高唱主旋律的英雄赞歌。指导队的兄弟们近在咫尺的城门前浴血奋战，为了拯救几个女学生，这让下令的李教官马上变得身影高大起来。为了炸毁坦克，国军用一字排开的阵形向日军冲击，这是张艺谋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但是无疑也是毫无说服力的自我意淫。在那样非常的情况下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是这是电影是虚构，是赚取廉价眼泪的小技巧。更何况，后来兄弟都死光了的李教官用几枚手榴弹还结果了很多日本侵略者。可以说在电影中出现的男性（除了日本人以外）都是人格非常高大的英雄，即使是一开始吊儿郎当的约翰也终于被感化而成了新的英雄。电影里，就是那位汉奸都表现出了无可奈何并最终还完成了功能上的作用，不经意地就成了悲剧的英雄。塑造英雄形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高唱主旋律，将爱国主义的激情发挥到极致，激发观众心中隐藏的情愫和愤慨。
但是这样的单面人是缺乏生命力的，可相比而言原著中的国军团副戴涛却是更真实可信。他也许会回忆起在上海期间由德国人指挥打胜仗的时候，但是，并没有写他仿佛神一样地单挑许多日本人，按常理来想那也只是个美好的幻想。这位戴涛被缴了械同妓女一起也躲进了地下室，而且还与玉墨这位可能平时难得一睹芳容的秦淮名妓暧昧不明。即使这时候作者也不忘记点醒你戴涛肯定是有家室的，戴涛明白，玉墨也明白，即使他们活着离开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他们只能局限于一块抽烟聊天的萍水相逢。作者也没打算给他一个光辉的死法，不会给他个杀敌无数的特效，而只是简简单单地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这种平凡的死法当然让人觉得特别可惜，但是人命在战争中绝对比草芥要贱很多。
同样在电影中被打造成英雄的还有陈乔治，居然最后化妆成了第十三个钗去赴宴。电影中的陈乔治是绝对的正义和道德的化身，仿佛英格曼神父再临世间。他会指责妓女，会指责约翰，可是小说中的陈乔治却是个鬼灵精怪的特权利用者。他负责厨房相关事宜，所以在战争的野蛮背景下也不忘了用土豆去交换红菱的肉体，在死之前还躺在红菱的温柔乡中。他死的也不壮烈。
约翰神父在原著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原型是一个在扬州长大的白人，也就是法比。这位法比看着玉墨也会心动，会故意套近乎地跟玉墨去聊天。同时，法比还得负责周旋妓女、学生和英格曼等诸多的关系。这个人在小说中是个非常奇怪的存在，因为他的身份认同一直都出现问题，他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可是他却并不能认同美国的文化。但是在一群中国学生中他与英格曼神父两个人“仿佛在马群中相遇的骆驼”般惺惺相惜。这些细节对于爱国主义几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严歌苓的设置却是为了更为深层的目的。如果非得类比，法比和英格曼神父加在一块就是约翰了，英格曼是个真正的神父，但是也是个真正的白人，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烧着碳火看书，这是下层的妓女们所不能享受的。英格曼虽不算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多少是个正直的人，最后他用他的正直和道德去劝说和感化了那一帮妓女。严歌苓此书第一版的设计[ 严歌苓原著根据魏特琳女士的日记写成，原型魏特琳女士就是劝说妓女主动献身的，所以修订前的《金陵十三钗》也遵循了同样的情节。]是英格曼神父的布道感化了这些妓女们，但后来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玉墨，使得每一个妓女都把下辈子当个高贵的女学生当成了梦想。
此外，小人物当中，电影里那个教会女学生的爸爸也没有给所有人弄到通行证。实际上原著里，他弄到了带走一个人的机会，即使是拯救一个女学生在严歌苓的笔下也被写成了关于尊严和耻辱的激烈斗争，孟书娟最后昂起了她高贵的头颅，拒绝了被救的机会。
原著中没有英雄，大家都是在残酷战争中的牺牲者，这里有自私有卑鄙，有愤怒也有爱国情怀，但是爱国主义绝对不会是其主题。
二、深沉的主题
如果朱大可了解了原著的主题，也许在破口大骂张艺谋连带严歌苓的时候会三思。因为严歌苓拿妓女来说事未必是为了色情，而是出于一个必然的理由。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背景，背景中的人物看似一致对外同仇敌忾，实际上他们之间身份的差别是不言自明的。秦淮河上的五星名妓也只是一个下贱的妓女，这样一群身份地位被人不齿的下贱女人永远无法享受作为人的平等待遇。平等才是严歌苓原著的真正主题。所以，严歌苓选取的这一群女人可能连最普通的底层百姓都不如，而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死亡的蛮荒背景中，这样的风尘女子是如何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这才是小说的主题。
这就是为什么法比会存在，正如上文曾提到过，法比始终存在身份认同的障碍，他到底是个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个扬州人？实际上，法比的存在是个纽带，时刻提醒着每一个读者这种明显的等级关系。英格曼神父也许是一位不错的神职人员，但是他同时也非常傲慢，并非那种热心的人，他会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救世者。他也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对南京战事的预测时刻牵动着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心。英格曼神父对所有的人都是彬彬有礼，都是那么地和蔼亲切，但是永远无法靠近，即使对同为白人的法比也是如此，仅仅像个住在隔壁点头问声早安的邻居。法比的文化认同感就是等级认同感，他到底是高一个等级的白人还是低一个等级的中国人。这种张力无疑在团副戴涛被缴械的时候展现出来了，戴涛没说出来的话就是不但被东洋人缴了械还要被西洋人缴械。中国人在战争中的低贱地位就这么不经意间被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因为高高在上的白人族群下面还有一群黄种人，而所有的人都会欺压最底层的妓女。所以尽管这些女学生看着那些妓女就仿佛看见一个代替自己去做那些见不得人之事的木偶一般，但是表面上他们仍然会把这些妓女叫成“臭婊子”。但是，作者在不断地提醒读者，别看这群学生如此这般地装腔作势，其实她们心里都明白一个道理：“她突然更加仇恨这些窑姐；她们幸灾乐祸的正是强暴抹除了贵贱之分。”[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陕西师大出版社，P116]在一个朝不保夕，白骨蔽野的战争年代里，所谓的高贵与低贱都只是空洞的符号，生存面前所有的虚伪都必须撕破，剩下的只是一般化的皮囊肉体，谁也不会强过谁。
然而，严歌苓并不打算白描式地将这种关于平等的思考给摆出来，她还用了更加摄人心魄的做法——提问。她把读者逼迫到一个死角里问到底该如何。这就是结局的设置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妓女们怀抱着被社会仇恨和蔑视的身世，怀抱着来世做个女学生的美丽幻想，毅然决然地为女学生们去赴鸿门宴，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但是之所以这样设置是为了抛出一个问题，严歌苓明明白白地借英格曼神父之口将这个问题写了出来：“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护，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护。”[ 同上，P209]为了拯救一些生命而去毁灭掉另外一些，这公平么？这平等么？只有这些卑贱下作的妓女才能让所有的读者心安理得，因为作者没有写这些妓女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她们最多不过是去当慰安妇。而我们读者基于常识也能知道妓女去当慰安妇是再恰当不过了，可是严歌苓并未放过读者的这种卑劣心里，除了赵玉墨，所有的人都在慰安所里死掉。严歌苓不给人喘息就是为了提醒读者：她们献出的不只是肉体，还有生命。这是对每一个曾经哪怕一瞬间心安理得的读者狠狠的一记耳光，我们怀揣的就是这样的高低贵贱的目光，我们不会比那些丑陋的人更好一些。
三、文学到电影的旅行
文学到电影的迁移就如同旅行一般，总难免会在这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遗留点什么。文学向来是以高雅文化自居，而电影则是大众文化的代言。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严歌苓到张艺谋，必然是抖落了一身的零部件，最后变得面目全非。虽然，严歌苓自己参与了编剧，但是作为工业的电影生产必然要消弭主体性，作者必定是消失在团队创作之后的。同样，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也是融合了至少四位关键人物的心血，周晓枫是文学策划，第一稿编剧是刘恒，严歌苓也去参加的原因是“给电影来点儿女人香”，最后统一意见的则是导演张艺谋。
这样的团队合作谁也做不了主，即使严歌苓使出浑身解数也最多让这部电影的性别变成：“烫了头发，蹬上了高跟鞋。”[ 《金陵十三钗：我们一起走过》，北京联合出版公司，P9]因此，原著中所有深刻的内容都不得不被消除干净，因为深刻无法赚取观众的眼泪，深刻也无法体现具有震撼效果的战争场面，深刻更加无法诱发情色意味。张导演喜欢的是战争史诗般的巷战，是摇曳身姿、大冬天里被旗袍包裹的臀部。没有暴力和色情，进入电影院的大众会很难接受，毕竟忙了累了一天了，实在没必要再深刻一把了。因此，这既不是严歌苓的问题也不是张艺谋的问题，即使把导演的位置教给朱大可，他最多能拍出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好片，况且他没意识到他褒奖有加的《辛德勒名单》在西方世界也不过是商业导演斯皮尔伯格一部成功的好莱坞大片而已，远远谈不上多高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