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也把未来看作是惟一能够评判我们的作品与行为的审判官。后来,我明白了,跟未来调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义,是向最强权者懦弱地献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时更强些。确实,将由未来评判我们。但未来一定会不胜任它的评判权。
可是,假如未来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种价值,那么我还应当信赖谁:上帝?祖国?人民?个人?
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信赖,只信赖塞万提斯那份受到诋毁的遗产。
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越来越差,痛苦以及无法用遗忘来缓解,最近才突然将自己看做一个个体,千千万万个人里的一个,这样的想法解放了我许多自命不凡的束缚,也更加看清我同父母之间的关系,个体和孕育我的个体,情感有时是刺刀,捅入和我们羁绊最深的人心里,
哲学家的秘史,他们伟大名字的心理被显示给我了。一个心灵能够持有多少真理呢?将尝试多少真理呢?这些问题一天一天地愈加成为我的基本准则。对观念的信仰不是盲目;错误是怯懦,在知识方面的任何征服、任何进步,是勇气、自制和自净的结果。我并不拒斥观念,我只是在面对它们时,戴上我的手套而已。我将借助这个标志而从事征服;因为最为严加禁制的总是真理。
尼采一句话,清楚勾勒出我的疑问和人生。
拍照这一活动本身足以带来安慰,
拍照是什么?还是带来了什么?是什么和带来了什么一样吗?
在权力被神圣化的任何地方,权力自然而然就生出它自身的神学;在权力像上帝一样为所欲为的任何地方,权力就引起对于它的宗教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就可以用一种神学语言来描绘。
米兰昆德拉是伟大的发现者,他的传奇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发现者拥有着超时代的嗅觉和洞察力,加缪也是如此,他经历过早期的共产主义,从支持,到退出,再到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不是作对比,只是想到两位大师晚年都没有回到故土,林先生的思念又有多深呢,)他最知道权利的运作会让人变成什么样子,卡夫卡更是在异化犹太人的环境之中,当然,大师都是超越所在环境的人,单独论时事往往会看不清本质,和事情的发展是嵌入在一个社会大环境之中的特例和通病,小说应是超越时代,反应出人和环境的质,这本质是被笼罩着的,被遮蔽和扭曲的,需要被逆流而上伟大的人揭示,而这些人更伟大的地方是,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的伟大?这句话我该想想如何表达,大体意思是,因为米兰几乎很少主动谈自己,除非记者问,他是想告诉大家他的小说,但完全是为了再三的诠释自身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不进行更多的曲解
在卡夫卡之前,小说家经常把那些机构作为不同的个人或社会利益在其中相斗的竞技场来揭露。在卡夫卡那里,机构成了一个遵循自身法则的机制,而这些法则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定下的,而且跟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根本就是不可理解的。
人发明了这项体制却越加的掌握不了这套体制
他宁肯死亡而不愿否定他所捍卫的权利。
我宁愿死亡也不愿捍卫的是什么?是生活的玩笑,是人性的多变,是命运的奇迹,是巧合的关联,是被玩弄,被折磨的死亡,是无耻的聚敛财富,是什么?让我频频自杀的念头,是无耻的懒惰,是无脑的抱怨,是什么让我不敢面对,是期望的给予?是落井下石的恶心?
人们于是决定不再行动,这至少无异于同意他人的杀人之举,仅仅为人的不完善而哀伤。人们还会想出以悲惨的音乐爱好代替行动。这样,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笔赌金。人们最后终于打算采取行动,但不是免费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更高的价值指引行动,人们在朝着眼前利益的方向前进。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或虚伪的,是善良的或邪恶的,行动规则就是自己要表现得最有功效,也就是最有力。世界于是不再区分正义与非正义,而是分为老爷与奴隶。这样不论人们转向哪个方面,杀人在否定与虚无主义的理论核心中都占有特殊位置。
不论转向那个方面,生活似乎都在面对着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们在此不对它发泄义愤。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人们也许认为,这个时代在五十年内使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受到奴役或遭屠杀,首先应该对它进行评估,然后要弄清罪恶的缘由。在人类的幼稚时代,有些暴君为了其赫赫声威而把城市夷为平地,奴隶被绑在征服者的战车上,在欢庆的城市中游街示众,将俘虏当着聚集的民众扔给野兽。那时,面对这些单纯的罪行,良心是坚定的,评价是明确的。然而,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作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
几乎可以认为之前的时代愚昧无知的罪行是可以用基本的良性加以制裁的,就像是暴君,暴政,可是如今,伪装的邪恶控告着的是清白和无辜,在他人的视角看来,令人震惊的二者的区别是如此的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