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至亲之人如此严苛,对待百姓就可想而知了。他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在建国后的治国方针就是严刑峻法,靠杀人来震慑万民。他颁布的法令,连篇累牍,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对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规定得无微不至。稍有违反,则治以非人之刑。在他的治下,贪污六十两,即被剥皮处死。犯了出行不带“通行证”,在家“不务正业”,遇到不法之事没有及时举报等小过,朱元璋的惩治措施动不动就是“全家迁居化外”、“枭首示众”、“断手”、“断足”……翻开他的《大诰》,随处可以看到朱元璋亲手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案。
孔子曾说过“君子慎独”,大明开国丞相李善长书房内挂匾“慎独”。
“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者。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大师都反复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老子说:“善战者不怒。”孙子则明确提出:“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大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气过后,人可以平静下来,但因此而亡掉的国家不可以复存,因此而死去的战士不可以复生。”曹操也说过同样的话:“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这就需要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理素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他授意陈友谅的前老友康茂才亲笔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作书遣使伪降友谅为内应,招之速来。”急功近利的陈友谅果然喜出望外,与康茂才约定在江东桥会合,里应外合攻取南京。
康茂才:原元军将军,后被元璋部俘获,投于元璋军中,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元璋军中缺乏粮草,元璋欲废除“寨粮”和“检刮”等粗暴屯粮方式,而采取“屯田”方式来满足军队粮草需求,康茂才被元璋任命为都水营田使,陈友谅攻打应天府,康茂才使诈降计为朱军取胜打下基础。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从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而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势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当于元军南下的路上。朱元璋不想承担抵挡元军的重任,他从大势判断,作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对付其他农民军的决策,决定结好元朝,共同对付其他农民军。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元朝大将[...]
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
徽州老儒朱升学名很大,攻打皖南时,朱元璋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向他请教夺天下大计。结果朱升说出了一句名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究竟是何人提出?老儒朱升,左相国李善长,还是定远人冯国用?
元璋非常人者,乃是可控制己欲,为常人欲不为,而不为常人欲为也,此乃真性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