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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外人
2000-01-01 加入
我有时候会在某一段时间里不断重复地听同一首歌，因为无端就会觉得那一段时间内的某种际遇，或者某种情绪，会和某一首歌特别地贴切，然后它们互相衬托，又互相咬合，如同植物界里的“藤缠树”，把一种感觉绞杀在这样的配合里，于是，“感觉”这种毫不具象的东西，得以在“绞杀”里凝固，变成一种可视的、具象的形态，供人们观赏、把玩，我也会在这种交错里轻而易举、明白无误地捕捉某一种情绪，然后写下来，封存留底。
在读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的一周时间里，我一直在听孙燕姿小姐的《我怀念的》，以至于整本小说看完，我想都不想，就写了这四个字当题目。其实流行歌曲很多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傻”，越流行的就越傻，而严歌苓应该是一个不傻的女人，至少，她的文字给我的感觉一向都是聪明的。不是“冰雪聪明”的那种聪明，而是一种世故的、克己的、人间烟火气的聪明。严歌苓的作品很难圆满，也不唯美，可就是在种种不圆满、不唯美的结局里，我时常又会觉得怅然而心悸，也许有时候伤痛的美感是另外一种艺术，更值得缅怀与反思，最后定格在“我怀念的”瞬间，就像琥珀里的昆虫，最后一点挣扎也能看清楚，有点残忍，但是美感十足。
严歌苓好像一直蛮喜欢写漂在美国的中国人的遭遇，她不厌其烦在琢磨那些新移民的自我放逐与蜕变。在她的描述中，他们往往是落魄的、有那么一点别扭和走火入魔，却顽强而顽固。他们也会去爱，也会风花雪月那么一小阵子，但很快就会被世故、克己、烟火气的作者当头棒喝，继而出戏。严歌苓式的聪明最明白一个道理：人们最爱的往往是自己，为了维系我们最低标准的生计，没有一种对他人的爱是不能割舍的。
这个叫做“无出路”的咖啡馆，实际上是个有点矫情的地方，因而暧昧、模糊、鱼龙混杂、又带那么一些易怒，这样的地方适合回忆，似乎也只适合回忆。
有个中国女子，29岁，来美国做学生，主修文学写作。遇到一美国男子，35岁，职业是外交官。两人本来在谈情说爱的康庄大道上稳步向前，却突然被美国警匪大片里人神共愤的FBI便衣无端插进一杠子。美国人有时候特别自以为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女人，非要和他们国家的外交官发展一段以结婚为目的的“正式罗曼史”，这女人一定是居心叵测的、企图对他们进行洗脑的、探听重要机密要闻的间谍或特工。更可况该女子的父亲还是一名曾经的老党员、老共产主义者，该女子也有过18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24岁晋升少校军官的“神秘历史”。
我不得不说，外交官先生实在是个好人、好情人、极好的未来的丈夫候选人，他叫安德烈。而我又对名叫“安德烈”的人似乎总有无缘故的、特别的好感。我以前听别人说过，一个人优点再多，他若不爱你，所有的优点就要输给这个最大的缺点。书里的安德烈总是侧面出现、局部出现，若放进电影里，他便是个完美的“最佳男配”。虽然这个安德烈只是“友情出演”，但在女主角各种不经意的描述中，他已是大大的优质男人一个，更何况，他最大的优点，是爱她。锦上添花。
中国人一向比较擅长研究人际关系种种高深莫测的心理学问题，中国人的处世技巧是：“宁可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 美国人安德烈可能不懂。况且这段总有不速之客从中作梗的“正式罗曼史”的主角两位，又很不幸不能长相守。她独自在芝加哥，一座时常格调灰暗的城市，她要与生计、房租、学业、工作（非正式，中餐馆打工）、FBI组成的庞大联军作战，在她身心俱疲又警惕戒备的时候，偶然认识了一个比她更贫困、更边缘、更落魄、更迷失的“艺术瘪三”里昂。
里昂也是中国人，更是典型的“地下艺术家”，我一直不怎么喜欢这类人，明明就没有合乎时宜的求生手段，还动不动就把“艺术”当作他们无能的挡箭牌，以为拥有那么一点点自怜自艾的愤怒或悲伤，就比芸芸众生更文艺、更纯粹、更高尚。没错，我不喜欢这种人，但我的“不喜欢”却似乎只能在跳出小说之外才能成立，我想这大概就是严歌苓最大的优势之一：她的文字能给人特别强烈的“代入感”，看她的书，就和她的主人公同悲同喜，用同一双眼睛看世界，用同一种思维模式想问题，所有的细节也都是可以设身处地去想象的，得出的结论也统统都是主人公的感同身受。
正因为如此，三角关系并未出现。因为我就是她，她既然不打算背叛安德烈，我也不认为是她背叛了安德烈。里昂和她就只是这么暧昧着，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天涯沦落”的假象里，他们既靠近又躲闪地互相作伴，他们从不越界，也几乎不去考虑是否该给这段暧昧一个名份、一种说法。我猜他们都害怕，一旦暧昧有了正式的名份和说法，就再也无力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窘迫。里昂“玩”音乐，而不是靠音乐赚钱，无非也就是这理由。
而安德烈呢？安德烈美好地近乎虚幻，安德烈安稳、贴心、有智慧、懂隐忍、肯牺牲；安德烈能记得她所有不爱吃的、吃了会过敏的食物；安德烈会在清晨接机时送她玫瑰；安德烈会把维他命、水杯、零钱等等容易疏漏而又温馨的微小物件放在她的床头……与这样的人相爱，如何就会变得艰难？“无话不说”和“无话可说”之间看似遥远的距离，何时竟天涯若比邻？
“里昂毁坏的不是我心灵的忠实，他毁了我对爱的接受和给予的能力，他毁得最彻底的，是我对爱的胃口。一个人整个情感世界的一切命名被打乱了，他是幸还是不幸呢？他是残缺了还是有了病态的增生？”
张牙舞爪的FBI和里昂的小艺术腔调都不是她最大的敌人，学校的教授和餐馆的老板也不是，如果她想搞定，她一定都能搞定。她最大的敌人是她在“自尊”和“少自尊”间跷跷板一样忽上忽下的犹疑，更是叙述者严歌苓赋予她的那种锐利的、世故的、克己的、烟火气的智慧。她看得太多，也看得太明白，她太独立又太强迫自己独立，凡是她想不出个所以然的，她拒绝，凡是她犹疑过的、她无法把握的、她不想负责的，她拒绝。
她自己也说过，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像安德烈这样对她好的人了，但她宁可去出卖自己的器官，也不愿去承担安德烈这样完美的“好”。她不是犯贱，她只是更在意自己——并非在意吃穿住这类物质的东西，她在意的是自己的智慧会不会被安逸所麻痹，她时时刻刻与自己较劲，她把最美的统统变成回忆。她不曾直白地摆出过一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姿态，也许她会在小说之外的延续里，穷尽一生用各种方式去怀念：怀念收到的玫瑰和床头的水杯；怀念“无出路咖啡馆”里的那些暧昧；怀念所有和里昂不明所以的拥抱和牵手，也许她最怀念的，还是一个叫安德烈的男人，而怀念这个男人的片段时间，是她唯一允许自己变笨的瞬间。
我在想，如果她不是这么聪明，安德烈一定是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