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解决方法
第二章 艺术
包法利夫人:“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欺诈之后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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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不仅是攻击上层社会人士的有效工具,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焦虑,并把它维持在一个缓和而适中的程度上。
作为悲剧作品的读者或观众,我们尽可能地远离报纸标题“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欺诈之后服毒自杀”所体现的思维模式。悲剧促使我们摒弃日常生活中对失败与挫折的简单化的看法,使我们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我们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愚昧与过失。
我不只是一个服务员、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一个通奸者、一个小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古怪的小孩、一个杀人者、一个罪犯、一个学校的失败者,或一个生性腼腆没有多少话为自己辩护的人。
托马斯·琼斯:《那不勒斯的屋顶》,1782年
但一部好的悲剧还应该具备其他两个更能体现悲剧本质的要求。悲剧人物不能过好,也不能过坏,他在道德水平上应该处于日常的、普通人的层面,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跟他联系到一起,他应该具有一些优良的品质,但也不乏一些缺点,比如过度的骄傲、愤怒或冲动。主人公然后可能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绝对不是出于内心深处罪恶的目的,而是出于亚里士多德用希腊语称为hamartia的东西,比如判断错误、一时的盲目、一个行动上的、或感情上的失误。主人公的悲剧性弱点将会导致最可怕的peripeteia,也就是命运的逆转,在此过程中,主人公可能会丧失掉自己珍爱的一切,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赔上自己的性命。
伊俄卡斯忒一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立刻大变。她第一次想起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预言:她的丈夫拉伊俄斯将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为了防止危险发生,当她和老国王生下一个男婴以后,就令人把婴儿置于山腰,任其死去。然而,负责丢弃婴儿的牧羊人非常同情婴儿,把他交给科林斯国王收养。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一个神谕告诉国王和王后,他们的儿子将会杀死他的父亲,并娶母亲为妻。为此俄狄浦斯离开了城邦在希腊四处游历,最终到达忒拜,在战胜斯芬克斯之后成为忒拜的统治者——此前,一个倔强的老人曾经挡住了他去忒拜的路,从而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
在芬妮到达曼斯菲尔德庄园之前,这个家庭对即将到来的寄宿者充满了焦虑,奥斯丁让我们偷听了他们的谈话。“我希望她别欺负我可怜的哈巴狗,”伯特伦夫人说。孩子们则很想知道芬妮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她是否会讲法语,是否能够背诵英国国王和女王的名字。虽然是托马斯·伯特伦爵士本人向芬妮的父母提出的邀请,但他还是准备接受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很可能会在她身上发现很多看不顺眼的东西,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因为也许我们即将面对的是鄙俗无知、见解庸俗,以及令人沮丧万分的粗野行为。”伯特伦夫人的姐姐诺里斯夫人认为,应该从一开始就告诉芬妮,她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他们中的一员。托马斯爵士主张,“我们应该让她记住,她不是一位伯特伦小姐。我会很高兴地看到芬妮和她的表姐们能够融洽地相处,但她们不能平等交往。她们的地位、财产、权利和前途永远都是大相径庭的。”
(1848)
威廉·萨克雷
爱米丽亚·赛特笠
乔斯·赛特笠
乔治·奥斯本
毕脱·克劳莱爵士
罗登·克劳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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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滕·克布克:《索特丹湖堤》,1838年
我不是一个服务员。我曾经是一个学生、一个科学家、一个军人,我妻子叫阿尔萨娜,我们生活在伦敦东区,但我们想搬到北边去。我是一个穆斯林,但安拉已经抛弃了我,或者我已经抛弃了安拉,对此我并不确定。我有一个叫阿齐的朋友,还认识一些其他的人。我今年49,但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还是会有女人回过头来看我。当然是有时候而已。
(1875)
安东尼·特罗洛普
布雷格特先生
约翰·克拉姆
玛丽·梅尔莫特
费利克斯·卡尔伯里爵士
多利·朗杰斯塔夫
乔治亚娜·朗杰斯塔夫
尼德戴尔勋爵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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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录》和《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可能会对玛丽亚和拉什沃思先生心怀崇敬。但是在小说中的这段文字之后,奥斯丁再也不会对他们心怀崇敬,而且她也不会允许读者有这种想法。小说家摒弃了以社会地位为依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强调财富与权力的作用;转而采用一种以道德为依据的判断标准,而这个标准强调一个人素质的价值。通过后一个标准,位高权重的人可以显得很渺小,而那些被社会遗忘、离群索居的人可以显得很高大。在这部小说的世界里,人们道德素养的高低与财富的多寡并不直接相关。举止得体的富人并不一定就具有美德,而缺乏正规教育的穷人也并不一定就缺乏美德。持有美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丑陋的瘸腿男孩,一个穷困潦倒的看门人,一个阁楼上的驼背,或对地理知识一无所知的女孩。芬妮固然没有华贵的衣服可穿,也无钱可花,对法语一窍不通,但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临近结尾的时候,因为她高贵的灵魂使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而家里的其他成员虽然具有贵族头衔,在社会上也各有建树,但在道德上却陷入一片混乱。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让势利毁掉了他所有孩子的教育,他的两个女儿为钱嫁了人,各自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惨重的感情代价,而他的妻子却变成了铁石心肠的人。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等级体系完全颠倒了。
我们可以反驳,杀父娶母绝对不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所能犯的判断错误。但俄狄浦斯的hamartia在全剧中所起的极端重要的作用并没有降低这部戏剧的意义的普遍性。俄狄浦斯的故事在揭示我们的性格与命运的密切关系方面,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小小的失误可以明显地导致非常严重后果的发生,我们往往对我们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不足,我们总喜欢认为我们深思熟虑地掌握着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珍视的任何东西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全部失去;我们理性思考和预见未来的微弱能力并不能跟索福克勒斯称为“命运”的难以捉摸的晦冥力量相抗衡。俄狄浦斯并非完人,他也有缺点。他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已经逃脱了神谕揭示的预言,然后理所当然地接受臣民对他的顶礼膜拜。他的骄傲和急躁的脾气使他同拉伊俄斯进行打斗,而心理上的懦弱又阻止他把他杀死的人同预言联系起来。他自以为无可指责的想法使他多年来忽略这个罪孽,甚至责备克瑞翁向他暗示自己的罪行。
行业的要求使得好多高层管理者,特别是律师,把他们工作中的客观、高效的思维模式带到了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而牺牲了直觉感受和同情能力。
“我一般在早晨6点半尖叫着起床,9点钟抵达公司。”
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
如果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从悲剧艺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那么我们的失败可能导致的后果就不会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
(原文为法语:Oh-Er-Garsong-Regardez Eecee-er-apportez-voo le-la)
简·奥斯丁于1813年春天开始动手写《曼斯菲尔德庄园》,次年完成发表。小说主人公是芬妮·普莱斯,一个羞涩、谦和的年轻女孩。她的家在朴次茅斯,极其穷困潦倒。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和开支,她接受了姨父托马斯爵士和姨妈伯特伦夫人的邀请,前往他们宏伟堂皇的家——曼斯菲尔德庄园,跟他们和他们的4个孩子一起居住。伯特伦家族在英国郡内地位显赫,左邻右舍在谈到他们的时候充满了敬畏之情;他们有两个生性轻佻的女儿,玛丽亚和朱丽娅,都是十几岁年纪,有充足的钱用来购买衣物,每人都拥有自己的马;他们的大儿子叫汤姆,傲慢自大、轻率愚钝,把所有的光阴都打发在伦敦的俱乐部里,花钱交了一批酒肉朋友,期待着父亲早点死去,这样他就可以继承家业和爵位。虽然托马斯·伯特伦和他的家人都深谙英国上层阶级惯常的自谦做法,但他们从来都不会忘记(当然也绝不允许别人忘记)他们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拥有一个大型庄园所带来的各种荣耀——在下午茶和晚宴之间的那段安静时光里,可以看见鹿在他们的庄园上四处溜达。
(1860)
威尔基·柯林斯
玛丽安·哈尔科姆
福斯科伯爵
弗雷德里克·费尔利
在扎迪·史密斯的《白牙》(2000)中,我们见到的是萨马德,一个中年的孟加拉国人,在一家印度餐馆做服务员。他的上司对他的态度极为恶劣,他每天都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钟,不得不侍候那些行为粗俗的顾客,这些顾客会阔绰地赏他15美分的小费。萨马德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重拾尊严,摆脱他的身份所带来的物质影响和心理影响。他渴望唤起他人对他内在价值的关注,然而顾客很难发现他的内在价值,他们只是在点菜的时候抬头看他一下(“烤鸡加油炸土豆条,谢谢”)。他想象在自己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边的字很大,大到全世界都可以看见:
根据法国美术学院所规定的艺术准则,这当然不是人们所公认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该画的内容。自从法国美术学院于1648年由路易十四建立起,它就把各种类型的绘画按照重要性进行了等级排序。排在首位的是历史绘画:用来表达古希腊、罗马的高贵庄严或描绘圣经中的伦理故事。排在第二位的是肖像画,特别是国王和王后的肖像画。接下来排到第三位的是风景画,排到最后的才是被轻蔑地称为“风俗情景画”的作品,用来描绘非贵族阶层的家庭生活。艺术的等级序列直接对应于艺术家画室之外世界的社会等级序列,在艺术家的笔下,骑在马上巡视自己的大片土地的国王,人们自然而然地赋予他高尚的地位,而正在剥鸡蛋的衣着朴素的妇女根本不能望其项背。
并非只有奥斯丁有此崇高的愿望。几乎在每一部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对标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攻击或质疑,这些小说往往摒弃了以财产和血统来判断人的标准,转而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是《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或《名人录》关注的人物。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可以成为道德地位很低的人物,社会地位很低的人物可以成为道德地位很高的人物。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1834)中,我们喜欢的人物绝对不是拥有镀金宅第的纽沁根夫人,而是在破烂的寄宿旅馆中勉强度日的高老头,他年迈体衰,牙齿都已经脱落了。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1895)中,我们尊敬的对象也不是那些大学里的师生们,而是那个生活窘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整天在修理各个学院中的各种形状雕刻品的石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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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像大卫那样看待拿破仑。在《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完成之前的几年,英国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也为这同一情景作了一幅画,起名为《法国第一个皇帝拿破仑的宏大的加冕典礼队伍》(1805)。没有人因为他让高雅品位回归法国而让他担任荣誉军团的军官。
服务员:先生对不起,我不懂法语。
克里斯滕·克布克:《莱姆基尔恩周边的景色》,1834—18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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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戏剧开场时,一场新的灾难降临到城邦。一种奇怪的瘟疫在人群中肆虐,而且无药可救。万般无奈之下,老百姓只有求助于皇室。俄狄浦斯的内弟克瑞翁,被派往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寻求答案,神谕以格言的方式告诉他城邦因为内部有一件污秽的事而受到惩罚。克瑞翁和其他大臣商议后认为,此事肯定指前任国王的谋杀迄今为止还没有抓到凶手。俄狄浦斯也同意这一看法,他发誓要亲自负责找到凶手,然后毫不手软地惩罚他。
但简·奥斯丁并没有仓促下结论,到底谁有缺陷或在何种方面有缺陷,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时间继续往前推进才能明了。大约在10年左右时间里,奥斯丁耐心地随着芬妮穿行于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门廊和客厅,倾听她在花园散步或在卧室休息时所说的话,阅读她的书信,偷偷地观察她的家人,密切关注她眼睛和嘴角的细微动作;奥斯丁还深入她的内心。就在这个过程中,奥斯丁逐渐明白了一种罕有的平和的美德。
人们趋向于认为一个妇女的家务劳动或一个沐浴在午后阳光中的破旧陶器没有多大的价值,但夏尔丹用他的艺术颠覆了这种看法(“夏尔丹教导我们,一只梨可以像女人一样富有活力,一个水壶可以像宝石一样美丽动人。”——马塞尔·普鲁斯特)。
悲剧艺术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戏剧,用来讲述一位英雄——通常出身高贵的英雄,一位国王或一位著名勇士的故事,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错误,使他们丧失辉煌而受拥戴的地位,从而面临毁灭和耻辱。悲剧陈述故事的方式能够同时产生两种影响,其一是能够使观众不愿贸然批判这些英雄的所作所为,其二是观众变得更加谦卑,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将面临这些英雄人物曾经面临的困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遭受毁灭。悲剧在讲述幸福生活实属不易时,令观众悲伤;悲剧在讲述追求幸福生活时的失败事例时,令观众谦和。
在一个世纪以后的美国,仍然有大量的“邪恶和愚蠢”普遍存在于曼哈顿的名流身上,可供《纽约人》的漫画家自由发挥。在经济领域,许多主管人员有了一个新的兴趣,那就是对雇员要显得很友好。但颇为不幸的是,他们的这种兴趣仅仅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这样去做的意愿。他们只是满足于用一套温文尔雅的专业语言来掩盖他们更加残忍的行为,他们希望能够以此给他们的剥削行为带来一丝尊严——虽然他们的剥削行为与以前地狱般的工厂相比并无多大的差别。漫画家不是那么好欺骗的。
鉴于最需要批判(或洞察和分析)的莫过于我们对身份以及如何获得身份的态度,因此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古今中外有众多的艺术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是讥讽的、愤怒的、抒情的、沮丧的或幽默的。
但悲剧作家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事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有罪的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某一方面的本性;在我们内心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品质,包括最优秀的品质和最恶劣的品质,在合适的情形下,或不如说,在错误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干得出任何事情。一旦观众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就有可能摆脱他们傲慢自得的态度,从而感觉到自己施与同情和保持谦虚的能力大有提高;他们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个性中的一些不良品质虽然一直没有导致严重的事件发生,但一旦置于特定的情形之下,这些缺点就会毫无约束地、灾难性地占据整个心灵,从而轻易地把他们的生活破坏殆尽——然后,他们的屈辱程度和悲惨程度将会毫不亚于那些报纸上的“因与母亲发生性关系致使双目失明”的新闻标题所指称的主人公的遭遇。
在同一时候,母乳喂养突然间在上层社会的妇女中流行起来,她们虽然以前从来都不关心婴儿的哺育,但现在开始给婴儿喂奶,使自己与为母之道的最进步的潮流相符合。这些几乎都找不到育婴室的女人一再要求袒露她们的乳房,而且往往是在吃午饭或晚饭的过程中。漫画家们又一次介入了,呼吁人们要把握分寸。
如果幽默仅仅是一种游戏,那么路易·菲力普和拿破仑就不会反应如此激烈。讽刺作品是另外一种抗议方式,用来反对狂妄自大、冷酷无情或华而不实,反对一切背离美德和理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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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在讨论大多数境遇悲惨的人的时候,其语气总是苛刻而有欠宽恕,因此如果把一些文学名著中的主人公——俄狄浦斯、安提戈涅、李尔王、奥赛罗、爱玛·包法利、安娜·卡列尼娜、海达·加布勒或苔丝——的悲惨命运交给一伙同事或一帮学校的朋友进行讨论,他们的形象将会在这个过程中大打折扣。但如果让报纸来评论他们,他们的形象则会更加糟糕:
他道破了那著名的谜语,
伊俄卡斯忒第一个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她回到皇宫自己的房间里悬梁自尽。俄狄浦斯发现她悬在梁上,割断绳子,放下她,然后拿起她衣服上的胸针刺瞎了双眼。他拥抱了两个女儿,伊斯墨涅和安提戈涅,——她们年纪太小,还不能理解父母所遭受的灾难,然后离家出走,在耻辱中四处流浪,直到死亡。
在1848年夏天,诺曼底的好多家报纸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新闻。是关于一个叫德尔菲娜·德拉马尔的女人,她27岁,裁缝师,生活在距离鲁昂不远的小小的李镇,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逐渐变得很不满意,她购买大量的衣服和家具,以至于债台高筑,她找了一个情人,然后在感情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吞砒霜自杀。德拉马尔夫人死后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和一个心神狂乱的丈夫。她的丈夫尤金·德拉马尔在鲁昂学过医,然后在李镇当卫生官员,深受病人和社区的爱戴。
同时,军界人员因为其破坏地球的能力而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漫画家鼓励他们的读者带着批判的眼光嘲笑那些神色凝重、表情严肃的将军们。
俄狄浦斯王:“因与母亲发生性关系致使双目失明”
绘画也可以对这个世界用来衡量何人重要或何物重要的标准提出挑战。
詹姆斯·吉尔雷:《赶潮流的妈妈》,1796年
让巴蒂斯特·夏尔丹:《病人的膳食》,1746年
小说通过呈现被遗忘人群的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的等级观念在想象的领域起到抵制作用。在小说中,整天忙于做饭的女仆可以是兰质蕙心、品格高尚,而笑起来声音嘶哑,拥有银矿的男爵则可以是品格低下、尖酸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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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中,弗洛伊德写道:“一个玩笑能够使我们披露我们敌人的一些荒唐的东西,而用直接的或公开的方式来披露它们则会困难重重、难以实现。”弗洛伊德继续写道:“如果用非玩笑的方式提出批判,有些人就会拒绝接受;但转而通过玩笑的方式,则可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对身居高位的人而言,要让他们采纳批评意见,采取玩笑的方式更为普遍。”
“各位,你们知道我认为什么最重要吗?那就是成为亲切、正直的人。”
我们用下面的话对这部小说的整体概念做一个全面的总结:一部艺术作品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那些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安息的每一个平凡人生的价值。“如果艺术不能够激发我们的同情心,那么它在道德方面将毫无作用,”乔治·爱略特这样认为。
如果我们经常忘记这些小说给我们的教导,那是因为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人的美德才会通过外在的成就而得以体现,从而吸引我们普通的、飘移不定的注意力。乔治·爱略特在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1872)的开篇部分讨论了人们只崇拜外在成就的趋向,为此,她在她的女主人公和阿维拉的圣德雷莎这两个看来毫无可比性的人之间作了一个身份的比较。由于幸运和环境使然,圣德雷莎出生于一个富有的、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家庭,因此——爱略特提醒我们——她能够用具体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美德和创造力。她建立了17座女修道院,她与当时最虔诚的教徒进行交流,她写了一部自传和一些关于祈祷和神秘幻象的文章,她成为罗马天主教会最主要的圣徒和其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之一。在她去世的时候,德雷莎的身份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她的美德。但乔治·爱略特提醒我们,世界上有相当多的人具有这位西班牙圣徒类似的智慧与创造力,但没有能够把他们的素质用行为得以展示,其原因在于他们自身所犯的错误以及不利的社会条件,这些人的身份与他们的内在素质往往没有多大的联系。爱略特写道,“许多德雷莎降生到了人间,但没有找到自己的史诗,无法把心头的抱负不断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动。她们得到的也许只是一种充满谬误的生活,那种庄严的理想与平庸的际遇格格不入的后果,或者只是一场失败的悲剧,得不到神圣的诗人的歌咏,只能在凄凉寂寞中湮没无闻。”小说《米德尔马契》一开始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女人的生活,她名叫多萝西娅·布鲁克,19世纪前半叶生活在英国的一个小镇米德尔马什,小说批判了世人的势利心态,一旦与“人们一贯认同的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爱略特称之为“高贵的精神”就会遭到忽略。
芬妮的到来似乎证实了全家人对那些没有在大庄园长大的人怀有的偏见。朱丽娅和玛丽亚发现芬妮只有一条像样的裙子,不会说法语,孤陋寡闻。“你想想,我表妹连欧洲的地图都拼不到一起,”朱丽娅告诉她姨妈和她母亲,“‘她都说不出俄国最主要的河流,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小亚细亚——太奇怪了!你们听说过这样笨的人吗?你们都想不到,我昨晚问她去爱尔兰该怎么走,她说应该取道怀特岛。’‘亲爱的,’诺里斯夫人回答说,‘这确实很糟,虽然你和你姐姐有非常棒的记忆力,你可怜的表妹有可能一点记忆力都没有。你得容忍她这样,你得同情她的缺陷。’”
詹姆斯·吉尔雷:《法国第一个皇帝拿破仑的宏大的加冕典礼队伍》,1805年
但奥斯丁并没有像一个说教者一样简单直接地宣扬她的等级体系,而是使用一个伟大小说家的技巧和幽默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支持她的道德等级体系,而反对社会等级体系。她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她的区分人物优劣的标准为何极为重要,而是通过小说的娱乐性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她安排故事情景使我们发笑,使用各种手法让我们产生足够的兴趣,使我们想尽快结束晚饭去继续阅读。在读完《曼斯菲尔德庄园》之后,我们从奥斯丁的小说世界中出来,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我们会像她在小说中所教的那样去待人接物,我们将学会辨认和避免贪婪、傲慢和狂妄,转而欣赏我们自己身上和他人身上的美德。
在绘画史上,我们还可以找到为数不多的同夏尔丹具有相同创作原则的画家,发现为数不多的可以纠正我们对重要性的习惯看法的作品。例如,威尔士画家托马斯·琼斯,他从1776至1783年一直在意大利作画,首先在罗马,然后在那不勒斯。就是1782年4月上旬在那不勒斯,琼斯完成了可以跻身西方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纸上油画行列的两幅作品:《那不勒斯的屋顶》(现在悬挂在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和《那不勒斯的建筑》(现在收藏于加的夫的威尔士国家博物馆)。
琼斯描绘的情景在地中海的小镇上处处可见,在这些小镇上,房屋沿着狭窄的街道紧紧地挤在一起,每家的房屋都挨着周围建筑物的裸露的墙壁。在暖洋洋的午后,街道显得很安谧,窗户半闭着。我们可以偶尔看见一个在一间屋子里来回走动的妇女的轮廓,和在另一间屋子里睡觉的男人的轮廓。有时候可以听见小孩在叫,或听见一位老太太在阳台上晾衣服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看见阳台上装着锈迹斑斑的栏杆。
给餐具柜上的水壶或田野里的奶牛赋予这样一个准政治化的价值判断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但克布克,琼斯或夏尔丹的作品的道德涵义极为深远,远远超出了我们习惯性地赋予一幅在纸上或布上所作的绘画的涵义,令人心荡神驰。像简·奥斯丁或乔治·爱略特一样,这些描绘日常生活的伟大艺术家能够帮助我们纠正一系列势利观念,从而对人世间何者应该受到尊重,何者应该获得荣耀得到全新的认识。
漫画隐含的、潜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幽默的灵活运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可以嘲笑的东西变得更少。
我们很少关注屋顶,我们的眼睛很容易被罗马寺庙和文艺复兴时期教堂的金碧辉煌所吸引。琼斯把被人遗忘的角落呈现出来供我们思考,把它潜在的美表达出来,使它能够被人看见,从而在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当中,再也不会认为南方的屋顶毫无价值。
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
让巴蒂斯特·夏尔丹在1746年画了一幅画《病人的膳食》。一位衣着朴素的妇人站在一间家具简陋的屋子里,充满耐心地为一个我们在画面上看不见的病人剥鸡蛋。这是普通人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一刻。为什么要选这些东西来作为绘画素材呢?就他的大多数作品而言,批评家一致认为很难就选材的原因进行回答。他是一位天才的画家,经常神秘莫测地投入很大的精力来画面包片、破碎的盘子、刀叉、苹果和梨,或劳动阶层和下层民众在简陋的厨房或客厅在做他们各自事情的情景。
建立在与主人公认同的基础上,观众会产生对主人公的怜悯和对自己状况的恐惧,这是悲剧故事带给我们的感情的自然反应。悲剧作品能够让我们受到教育,使我们谦虚地看待自己应对灾难的能力,并同时引导我们同情那些已经遭受灾难的人们。当我们离开剧院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轻易地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那些犯了错的人们和失败的人们。
索福克勒斯的主人公是忒拜的国王俄狄浦斯,他以聪明才智战胜了威胁城邦多年的斯芬克斯,因为这项功绩而被加冕为国王,当了国王之后,他施行仁政,受到人们的拥戴。尽管如此,这位国王并非毫无瑕疵。他性格暴躁,容易发怒。这戏剧还未开场的许多年以前,他在狂怒中杀死了一位老人,因为老人拒绝为他让开通往忒拜的路。但这件事情很快就被淡忘,因为此后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俄狄浦斯战胜了斯芬克斯,城邦享受着一段繁荣而安定的生活,俄狄浦斯娶前国王的漂亮的王后伊http://www.99lib.net俄卡斯忒为妻,前国王拉伊俄斯在通往忒拜的路上,在与一个年轻人的莫名其妙的战斗中被杀。
但此时发生了一件事,给路易·菲力普宁静的心情蒙上了一丝阴影。1830年末,一个28岁的不知名的艺术家夏尔·菲利蓬创办了一份讽刺杂志《漫画》,在杂志上他把国王的头画成一只梨的形状,他认为国王是大范围的腐败和无能的源头。菲利蓬的漫画不仅极不友好地影射了国王臃肿的脸颊和球茎一样的额头,而且法语中“poire”(梨)的意思是蠢货或傻瓜,他用这个词语巧妙地表达了对路易·菲力普统治政府的远非尊敬的态度。
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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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失败本身固然可怕,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失败,就会受到他人苛刻的品头论足,失败也不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们除了惧怕失败所导致的物质损失之外,还惧怕世人对待失败的毫不宽容的态度,即世人倾向于把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人称为“输家”——这个词语冷漠地指向两层含义,首先是指称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失,其次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丧失了获得同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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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讽刺作品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抗议方式,那是因为它们虽然看起来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发笑,但实际上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漫画不需要对权力的滥用做长篇大论。它们使我们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对权力机构的批评的合理性。
在英国18世纪晚期,年轻贵妇们非常流行头戴巨大的假发。这种荒唐的流行趋势惹恼了好多漫画家,他们快速地制作了一批漫画,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来告诉这些妇女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如同弗洛伊德认识到的那样,受批评的对象如果位高权重,那么漫画家很难直接表达他用漫画能够表达的想法。
(1853)
査尔斯·狄更斯
布克特
恰德班德先生
杰利比太太
理查德·卡斯顿
“乔伊斯,我疯狂地爱着你,我为你茶饭不思,但我不是为这个打电话的……”
阿诺德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不管艺术对“《每日电讯报》的年轻名流”来说是何等地脱离实际,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其他,而是对生存中的缺陷的解释和解决方法。
小说名称 | 小说中身份很高,生活中身份很低 | 生活中身份很高,小说中身份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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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钓瑟夫·安德鲁斯传》 (1742) 亨利·菲尔丁 | 约瑟夫·安德鲁斯 亚当斯牧师 | 布迪夫人 特鲁利博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