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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妮塔·布鲁克纳希望告诉我们《湖滨旅馆》的女主人公伊迪丝头脑里在想什么时，她设置了一个平静的沉思场面：

那盒磁带的第二次出现是在伊莎贝尔二十二岁那年搬进哈默史密斯的套房里的时候。当时它简直成了她的打扫卫生伴奏带，无论是用吸尘器打扫卧室和小客厅还是清扫书架，无论是洗涤一摞摞的餐具还是清理浴室，她都要放那音乐。她非常讨厌日常琐事，所以她需要音乐给她带来活力，以免一开始就瘫倒在沙发上。

这张唱片捕捉到了伊莎贝尔对国外一年生活的混乱记忆。歌曲《假如你想跳舞》使她想起柏林曼埃克大街的一个角落里她经常光顾的一家咖啡馆；《苏珊娜没有来！》使她想起了歌剧院；从《如同残缺而稳固的礁石》里她仿佛看见了多维尔，她在那里的一家旅馆干了一个夏天的接待工作；而《唐·奥塔维奥死了！》的不祥乐曲使她想起了她所乘坐的那趟正驶出米兰火车站的卧铺车。

“伊迪丝想，将许多女人驱赶进婚姻深渊的恰恰是她们的同性伙伴。”

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尽量让别人明白意思，向他们讲明一两个要点，而不必也让他们了解意识中较为混乱的思维过程。就连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缺乏必要的复杂思维。他们的想法是从智力的黏性物质中提炼出来，然后带着个套子“他想”或“她想”被涂抹在页面上的。

情况在好转。首先，那张唱片是伊莎贝尔的第一个男朋友斯图尔特·威尔逊送给她的礼物。斯图尔特透露说，有时候，跟男孩子谈话可以像跟女孩子谈话一样畅快。斯图尔特十七岁，前年离开了学校，现在在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青年旅行社上班。他们两人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其间，这对年轻人或一连几个小时在市场上找衣服，或去淘唱片店，或到恩菲尔德大街斯图尔特的父母家去，在斯图尔特的床上互相抚摩。

“你能不能把音量开大点？”有一次夜间行车，当汽车收音机里传出琼·阿尔马特拉丁演唱的《爱与情》时，伊莎贝尔问。

然而几周之后，当我和伊莎贝尔在我的一位朋友家色彩鲜艳的沙发上坐着时，这件事似乎又成了适当的话题。我朋友的沙发是一个橘黄色的框架结构，上面覆盖着一种彩色垫子。其中一个垫子是用一种蓝色的毛茸茸的材料做成的。我看到伊莎贝尔把它拿起来，用手轻轻地抚摩一两次，然后低头闻了闻。

有一次，伊莎贝尔在考文特花园的一家咖啡店里回忆起了父亲。尽管父亲本身根本没有咖啡豆的香味，但在伊莎贝尔的想象中，咖啡和父亲总是同时出现。

时间的云雾被包裹在其他官能和饮料中。从新磨的咖啡内部，像魔仆似的飘然升起了她小时候星期六上午父亲的形象。那时候，她的父亲把自己当成扑扑冒气的煮咖啡器，而且一再声称（背着妻子）一个男人混到这份上已经够了，还求什么呢？他爱坐在厨房里看报纸。他情绪好的时候，伊莎贝尔、保罗和露西甚至在吃完早餐后也会留在餐桌边聊天。他会偶尔转过脸来对他们中间的某个人眨巴眨巴眼睛，他们则会哈哈大笑，要求他再眨巴一下。有时候他还会给他们唱歌，把他们中的一个抱起来放在腿上。他的《徒步旅行》唱得好，但唱《约翰·布朗的身体》难听得吓人，于是他们就哈哈大笑，尖叫着要他安静，并用手指塞住耳朵。

但事实上，伊迪丝自己未必会把事情想得那么清楚。她的思维也会像喋喋不休的摩莉·布卢姆那样迅速，离谱，富于联想。话又说回来，思维清晰是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我们的意识中分泌出的不能是毫无句法可言的黏液。我们学习讲话时别无选择，只能够把原料装进用动词、名词和稀稀拉拉的形容词做成的、用句号包裹得整整齐齐的香肠里。交谈的时候，我们要竭力让别人听明白。要想让别人明白我们脑子里想的什么，首先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要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读过普鲁斯特的传记吗？”伊莎贝尔抬起头来，以怀疑的口吻问克莱斯特。

伊莎贝尔听音乐的htｔｐ://www•9９liｂ•ｎet时候，常常讲述一件有具体时间、具体环境的普鲁斯特式的往事。因此，她的回忆常常是隐藏在唱片中的歌声和伴奏声中的。

“对，你。”

这些音乐把伊莎贝尔带回到她十几岁时在卧室里度过的那些百无聊赖的下午。那些回忆中的主要色彩是紫色（那是她的羽绒被的底色）和米黄色（那是磁带封套的颜色）。母亲总对她怒目而视，骂她像街头流浪儿，既不跟家里人讲话，又不好好上学。无论母亲说什么，伊莎贝尔都不争辩。她只是用单一的语调低声问能不能让她一个人呆着。这可能不是做母亲的所希望的，因为她认为对方不反击是对她的侮辱，于是她更加怒火万丈。有一次，伊莎贝尔拒绝否认她在尝试毒品，母亲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伊莎贝尔坐在餐桌边一动没动，连眼睛也没眨一眨，以免眼里的泪水流出来。就是在那时候，她冒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话，说她从没有要求父母生她。

在艾芭的第一普鲁斯特层下面埋藏着一个在阿尔加维度过的假期。那一次伊莎贝尔是同克里斯、克里斯的女朋友和她的妹妹一起去的。他们租下了一套房和一辆汽车，使用一个星期。在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去海滨和夜总会的路上他们播放了那盘磁带。伊莎贝尔一直在寻找无聊的刺激，这种无聊的刺激终于以她和来自吕贝克的一位德国人的风流韵事的形式到来了。那位德国人是一位潜艇设计师。假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向伊莎贝尔透露说他要带着一个小儿子结婚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沃尔夫冈与伊莎贝尔一起聆听《我们的去年夏天》。后来那首歌常使他想起那一次他和伊莎贝尔在他的吉普车里过夜，一起在海边看日出的情景。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萨拉的十四岁生日晚会上。当天晚上，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浴室里，要么就是在厨房里帮忙洗碟子。晚会上人满为患，人们吃着辣味香肠——这很可能就是我记得有人想亲吻我的原因。我的裙子上溅了点什么东西，我记得是苹果汁。”

“是的，正是如此。不论管它叫什么，它都是普鲁斯特瞬间，”伊莎贝尔的朋友克莱斯特领悟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三人坐在一家酒吧里。克莱斯特一直持有和我相同的看法（二手的观点，但尚未有人注册）。伊莎贝尔默默地从蜡扦上将蜡烛油挑下来，分成小块，然后再把它们放进火焰里。

一个星期四晚上下班之后，根据伊莎贝尔的建议，我和她来到离法林顿路不远的一家咖啡馆。我们俩都没有心思说话。已经在咖啡馆里谈了好几天之后，出现这种沉默的局面是很自然的。但我觉得她长时间的沉默可能是一种信号，表明她遇到了什么问题。于是我问她在想什么。

“读过一点，啊，没有读过，”克莱斯特不自在地回答说，“我是说我有那本书，看过一些评论文章，但就是抽不出长假日……”

成年早期，伊莎贝尔开始自己买音乐磁带并在上面加盖了记忆的印记。从那以后，她所收集的磁带既显示了她的音乐爱好形成的轨迹，又提供了她的音乐爱好形成的背景。

然而，一盒磁带里可能会隐藏着一个挨一个的多层记忆，分别反射聆听它的不同时间，就像将一座古老城市的地基横向切开，显示出一层摞一层连续不断的居住痕迹一样。

让我们对比一下，在小说《尤利西斯》中，当乔伊斯想告诉我们摩莉的头脑里在想什么时，他是如何做的（荣格说，乔伊斯在那一段长篇大论中给他讲的女性心理学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而纳博科夫则认为，“私下里说，那是书中最差的一章”）：

伊莎贝尔继续进行这种普鲁斯特式的调查。她对我说，姜味饼干使她想起了她上小学时上午的课间休息。十一点钟铃响，孩子们从各个教室里跑出来，乱哄哄地在餐厅里排成长队。摆在金属柜台上的食品盒里只有很少的姜味饼干。其他可供选择的食品都很可怕，有奇奇怪怪的奶油蛋糕、令人恶心的粗面饼干，还有令人讨厌的白脱甜酥饼。伊莎贝尔摸索到一条占据离门最近的桌子以及迅速跑到校园左边的最佳路线。有一次，她跑得太快了，一头撞到女副校长的怀里。当时那位女副校长正捧着一棵植物苗往生物室走，结果植物苗被碰落在地上。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呆若木鸡。

“什么也没有想？”

然而，伊莎贝尔更多的普鲁斯特式联想还是发生在泡泡浴室里，发生在她十一岁那年从纽约旅行回来的汽车上。她父亲的公司派她父亲去做一笔生意，他们全家被安排在曼哈顿中心的一个商务宾馆里住了一个星期。伊莎贝尔对宾馆的奢华大为震惊：那里的电视有三十个频道；休息厅安装着巨大的双开式弹簧门；她的房间竟然高居那幢六十层大楼的第三十九层。她同电梯司机成了朋友，他把她一直带到顶楼。顶楼跟其他楼层看起来一模一样，尽管那人告诉她说风大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大楼在晃动。那天夜里起了风暴，她很庆幸他们只住在第三十九层。就是在那时，她第一次洗泡泡浴。看到绿色的液体扩散开来，形成表面参差不齐的一块块泡沫，像白色的蜂窝似的闪耀着柔和的光芒，她惊讶不已。她像撒哈拉大沙漠里的孩子用手触摸白雪一样拿眼睛瞧着那些泡沫，又花了半个小时将泡沫摆弄成各种形状：先垒成圆顶小屋，再堆成带有滑雪场的高山，后来泡沫开始消失，变成一座座在绿色的大海里漂浮的冰山，最后在她身上留下一种滑腻腻的香味，一直保留到下一次洗澡。

“哦？难道你不准备道歉吗？”被弄得满身是土的女副校长问。

我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但我读过塞缪尔·贝克特写的一本对他很有见地的评论。所以我知道，无须过多的推断便可以确定，伊莎贝尔坐在沙发上突然回忆起来的她童年的轶事就是所谓普鲁斯特瞬间。普鲁斯特关于回忆的思想介绍了一种判定过去复苏的复杂方法。这种方法弥足珍贵，但却具有传记性质。最常用但却美中不足的方法是通过自愿回忆。有一次在电影院里的灯光熄灭之前和伊莎贝尔的谈话中我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当时我问她小的时候在哪里过夏天。“啊，洛桑。在我父母的朋友莱芒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要不要再来点爆米花？”这种回忆是自发出现的，因而它无疑是可靠的，也是改变话题的前奏；它是一道重新加热的菜，而不是在煎锅里劈啪作响的原料。

“我？”

然而到学生生活的最后一年，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唱片收集活动都更加成熟了。那时，伊莎贝尔弄到了一种版本的：

还有一次我和伊莎贝尔去游泳。池子里的氯气味比九-九-藏-书-网在电影院里的任何提问都远为成功地唤起了她童年时的回忆。我们游第三圈的时候，一个划桨的小孩子溅了伊莎贝尔一脸水。她抹了一把眼上的水说：“天哪，它使我想起了往事。”我回头看看，仿佛那小孩子是个熟人或是某个熟人的后代。伊莎贝尔游了过来，向我讲述她小时候知道的另一个有氯气味的池塘。她说，从那个池塘边放眼望去，目光可以穿过莱芒湖看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有些山峰上夏天里还覆盖着白雪。她曾在那里学过游泳。由于在水里呆得时间过长，指尖都被泡得起了皱。她妈妈说“就像渔民的手一样”。贮藏室里有大黄毛巾，毛巾上扯满了蜘蛛网，爬满了黄蜂。伊莎贝尔取一条大毛巾来，用脚趾头夹住一头的两个角，将另一头蒙在头上，做成一个毛巾帐篷。阳光穿过毛巾照进帐篷里，她觉得舒适极了。帐篷外面正发生着更奇怪的事。她妈妈夸张地哈哈大笑；那些大人们讲的是法语。她不喜欢他们，或者说不喜欢他们的做法：他们管她叫“小公主”，而且每递给她一根空心面总要不停地拍打她的脑袋。连续五年里，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回那所房子和它的游泳池去。尽管伊莎贝尔已经忘记了她睡的是哪个房间，忘记了主人们的面孔，但那个城市的氯气味比我的任何愚蠢的问题都能更有效地把她带回当时的环境里。

“我很好。”

“啊，什么也没有想，”她回答说，莞尔一笑，情绪开始好起来。

我们离开咖啡店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为父亲的生日买的一包哥伦比亚咖啡豆问我：“这是不是我的恋父情结的进一步证据？”

伊莎贝尔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只说了声“姜味饼干”，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我们的许多时间真是在什么也不想中度过的。这也许是我们除睡觉以外最喜欢的消遣形式。即便是在浩如烟海的编年史中频繁出现的男女伟人（如托尔斯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亨利四世）肯定也在什么也不想中消磨过时光——坐在火车上、马背上、会议室里和肥皂泡沫覆盖的澡盆里，任凭往事从意识中川流而过，但却不能清晰地判断出它们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吹起小号宣布说“我是柏林人”或“不管怎么说，巴黎也许还值几个钱”。

她记得小时候她以为父亲一直就活着，因为他是那样高，那样老，似乎什么都知道。有一个学期，他们学习工业革命。伊莎贝尔回到家里问父亲是否记得火车出现以前的事。

这一次，伊莎贝尔十四岁，每天下午都要一边听着《海潮高高》、《不挂电话》和《玻璃心》，一边学习化妆，试穿朋友的衣服。她的裙子越来越短（她妈妈看到一件时嘲笑说：“看起来更像是腰带而不像裙子”）。她的第一条迷你裙伴随着紧身衣和高跟鞋出现了。趁父母和爷爷奶奶一起度复活节假期的时候，伊莎贝尔拉着劳拉去了诺廷希尔的一家夜总会。她们画着眼线，抹着淡紫色的口红，冒充十六岁少女混了进去。几位学语言的意大利留学生给她们买来了饮料。两杯草莓代基里酒下肚，酒性发作，伊莎贝尔迷迷糊糊地亲吻了其中的一位，是叫圭多或是乔瓦尼或是贾科莫什么的。后来她喝的酒吐在了拉德布罗克路边的排水沟里。

“真有意思。这个垫子和我小时候穿的睡衣是用一模一样的材料做成的。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套吗？那是一种单件连衫裤，也是这种深蓝色，前面有一条大拉锁，两只脚套是直接缝进材料里的软塑料。小时候我最喜欢穿，感觉到又安全又自由。我记得有一次洗澡，妈妈给我穿上一件。我穿着那个小壳子围着房子跑来跑去。由于某种原因，我记得那天阳光灿烂，黄昏时分屋子里充满了橘黄色的光线。那是母亲准备打发我和妹妹睡觉的时候，也是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晚上是妈妈对孩子们管束最松懈的时候。她总要喝一杯酒，抽一支烟，甚至会变得非常温柔。你觉得我能不能问问你的朋友这些垫子的来历？”

我开始琢磨一个人能不能不按家庭年表安排自己的过去，而改用普鲁斯特瞬时法，按照气味、触觉、声音以及使周围的感触具体化的视觉景象所引起的反应安排自己的过去。

假如有人认为布鲁克纳是现实的，那么乔伊斯就是古怪的，这是因为我和伊莎贝尔在咖啡店里互九_九_藏_书_网相交谈时，我们是在用布鲁克纳式的句子交流，而不是用乔伊斯式的句子。如果我轻轻拍拍伊迪丝的肩膀，问她坐在安乐椅里想什么，她一定会回答说：“哦，我是在考虑她们的同性伙伴怎么会把许多女人驱赶进婚姻的深渊。”

斯图尔特虽然话不多，但却有超人的本领：他能让伊莎贝尔感觉到他理解她。迪伦的歌是他们上述活动的重要载体，尽管他们也可以选择比《你这样的情人》、《忧郁难排解》、《我真正想做的事》等较差的载体。他开始进入青春期中期，而在此期间，伊莎贝尔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对男朋友的眷恋一起随之而去。在其中一个人发现了他们最喜欢的三个管乐队之后，相互之间对对方生活的探索很快就结束了。

这就使得按时间顺序界定重要事件更加复杂化了。传记依据的是小商贩评判标准，一个人的一生以死亡、婚姻、专业职位、谋杀以及军事战役为标记被划分成许多小块。因而，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许多极其模糊的形象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我们不仅能够回忆起具体的事件，甚至能够回忆起毫无情节衬托的情绪和气氛。由此可见，我们常见一个人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却又声称他什么也没有想，这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非自愿回忆则是在别人没有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人们被不规则运动的“现在”碎片、著名的玛德莱娜蛋糕或不那么著名的毡垫撞击进“过去”的怀抱里。那种“过去”将会像“现在”一样真实；它存在于一切感知之中。谁也无法预料这种灯彩会在何时出现，而只能偶然遇到这些曾经是、现在又死而复生的逝去了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与更为传统的年表法相比，这种方法要复杂一些。下面是有人记述的尼采的生平：

这时候，她开始接触：

她的第一盒磁带是在牛津大街“主人之声”唱片公司买的。那年她十三岁，曾经亲吻过同班的一个男孩子，并发誓以后绝不再那样做。磁带的名字是：

催促别人回忆过去无异于强迫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下打喷嚏，效果注定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真正的回忆就像打喷嚏一样，不是随意就能做到的。当然，有些东西经常被我们错当成了回忆，比如当你问我中学毕业时的成绩时，我就去搜索文件柜。其实那只是一种机械的本能反应，是这一现象微不足道的同类物。与过去的真正碰撞应该是不分时间距离的即时性对我们的袭击；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回忆，而是发生在时间口袋以外的东西。真正的回忆能够溶解回忆本身与现时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突然回到二十岁时在森林里的一次旅行中，吃着夹有粉红色的肉火腿的三明治。回忆不是以另一个人的唐突提问强加给我们的，而是三十年后在一家火车站小餐馆里偶然闻到的相似的三明治气味启发我们的。

对事件的这种排列顺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事件与时间具有内在联系这一观念，即某些记忆在时间上比另一些记忆离得更远的观念为前提的。但普鲁斯特瞬时法揭示出：从主观上说，将我们和某一事件分隔开来的距离并不表明时间的久远。1882年尼采单恋卢·安德烈亚斯·萨洛米的时候，他记得更清楚的可能是1865年冲出妓院的那一天，而不是仅仅出版了《悲剧的产生》一书的1872年。当记忆与事实一样强烈时，生平也就变成了协同式的，而不是顺序式的。我们可以同时体验两个时间段。1889年，当尼采拥抱着那匹马，从而促成他发疯的时候，他可能也感受到了1867年在军队服役时所感受过的对残忍虐待动物的同样的义愤。

“你瞧，一看见黄花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生病的情形，”她一边解释，一边搅拌现在空了一半、上面印有1984年奥运会标志的杯子。“母亲认为，黄花菊可以治百病。所以，我们几个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就听见她说：‘我去给你冲一杯黄花菊，喝下去转眼就好。’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关于黄花菊疗效的证据，但只凭她的那份热情就足够了。冲一杯黄花菊就能保证你健康。所以我真的没有多想，只是心不在焉。”

“所以，你知道，我也读一点文学报纸，”伊莎贝尔回答说。然后她决定，即使要蛋糕，也九-九-藏-书-网要一个小的。

尽管许多记忆都是通过视觉、味觉和嗅觉发现的，但伊莎贝尔认为，音乐才是最能唤起她回忆的普鲁斯特式媒介。

然后是：

“啊，你知道，胡思乱想。真的没什么。”

“太好了，我刚才也在走神儿。你要不要来点蛋糕？”

判断一位作家水平的方法也许就是看他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从来抽不出长假日读原著的人们所接受。不幸的是，那本书我也只读过二十来页。从伊莎贝尔看克莱斯特时的目光判断，似乎最好是换个话题或者建议打道回府。

普鲁斯特式回忆并不是遵照逻辑模式出现的。有些事情她能够铭记好多年却不记得具体时间，而另一些引起回忆的事则跟播放的音乐本身无关，而是后来变成了引起联想的线索。比如说，在威廉堡参加完婚礼回来，开车去格拉斯哥的路上，她并没有听到雷姆乐队的《罗克维尔》，但那首歌却使她回忆起了与另一位应邀参加婚礼的客人同路的那次旅行。那是九月的一天，暴风雪从海面上席卷而来，山上的积雪达几英寸厚。汽车上的雨刷发疯似的擦拭着前窗；车空调喷送着融融暖气，车内的舒适与外面暴风雪的肆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声使人联想起了旅行的情趣，而不是具体的事件；温暖的车座的气味、布满蒸汽的窗玻璃的手感、路边被风吹成的雪堆的形状、他们到达格拉斯哥时天气戏剧般的突变——这些都是诗一般的感官记忆，而不是叙述性记忆。

“但无论我在想什么，我只不过是埋头喝茶而已，”她端着一个杏仁巧克力面包卷从柜台回来后，态度更加宽容地接着说。

它使她想起了一次学校组织的和十个女生及一位艺术史教师一同参加的巴黎观光旅游。他们住在蒙马特尔一家破旧的旅馆里。伊莎贝尔和一个担任旅游团副团长的姑娘合住一个房间。（那姑娘已被牛津大学录取，后来她患了癌症，在她的二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星期死去。）他们参观博物馆，在里沃利大街的小餐馆里给朋友写明信片，对法国小伙子讲糟糕得可怕的法语——只要她们能报之一笑，那些法国小伙子们倒不嫌麻烦。听那些协奏曲特别能唤起伊莎贝尔对乘火车返回加来的旅行。她记得那绿色的塑料座位，记得车窗外阿图瓦乡村单调的景色。离开那座城市回国的时候她非常想家，想家里的亲人。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她毕了业，在伦敦大学谋到一份工作，干了一年便又到国外旅行去了。她先到柏林，为一位翻译家打工，遇到一群美国人，其中一个人给她留下一盘：

最后一个普鲁斯特式回忆隐藏在最近的一次单位圣诞晚会中。晚会上，《拿我赌一回》的歌声回荡在皮卡迪利一家饭店酒吧粉红色的大厅里。接待员萨莉·韦尔奇的眼泪（她的男朋友当天晚上离开了她）、勾兑的酒水、打情骂俏与孤独寂寞一直伴随到晚会结束。

“你在做什么？”趁主人去厨房准备饮料，我悄悄地问她。

封套上站着的一群人身穿闪闪发光的缎子裤、紫色丝绸衬衣，沐浴在朦胧的橘黄色光线里。曲目包括《舞后》、《拿我赌一回》、《赢者全拿去》、《彻姬提塔》和《我们中间的一个》。她跟萨拉、塔米、珍妮特和劳拉几个姑娘在购物中心跑了一个夏天才买到那盒磁带。她回忆说她当时希望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具体地说是高她两个年级的格雷丝·马斯登，因为格雷丝乳房大，头发长，皮肤光洁。伊莎贝尔一直不敢照镜子，因为鼻子底下的一个脓疱长了一个星期。她曾经想到过上吊自杀——这也许跟艾芭的调子不太和谐，但艾芭的歌声确曾给她带来了几度欢乐。歌曲《舞后》充满活力，速度很快，她跟劳拉把录音放到最大音量，伴着节奏在床上乱蹦乱跳，直到劳拉的父亲——抛弃了妻子，跟自己的法律助手勾搭的法务官——大喊大叫，要她们懂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