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在罪恶的清算之地上,很多的纳粹分子在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时提出这么一个理由: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为是长官的命令与法律的规定,我就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本身是无罪的。抛开法庭的驳斥理由不谈,如果按这么算,那么纳粹德国的每个小喽啰都能把屎盆子往上级头上扣,扣来扣去都能扣到希姆莱、戈林和戈培尔头上,然后他们再往希特勒头上一扣,希特勒往头上看看两眼一抹黑:怪我喽?
这理由乍一看挺是冠冕堂皇,法庭及后世开具的驳斥有两条:一是“恶法非法”,元首的法律从法理上来说属于无良的恶法,本身就不能成为约束民众的规章制度,并强制让人遵守;二是正如孟子所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你一个盖世太保奉上级之命去屠杀犹太人时,心中应有起码的良知来辨别是非,这是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明知是丧尽天良之举仍明火执仗,就算人性未泯,也尚不足以为倒行逆施之罪开脱。
虽然第三帝国的集体辩护被驳倒,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确是古往今来的金科玉律,由于军队这一国家机器的特殊性,强调无条件的层层服从成为保证军队忠诚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在无数文艺作品中唏嘘于军人对忠诚的践行与职责的恪守,但换个角度讲,正是因为服从的铁律与现实及理智的冲突,才会发生一幕幕忠贞不渝狐死首丘的悲剧,杰克·希金斯的《德国式英雄》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悲情的故事。
《德国式英雄》讲述了二战后期德国中校库特·施泰因纳率领十三名空降兵意欲奇袭绑架英国首相丘吉尔,最后功亏一篑的故事。本书的宣传语是“无比忠诚,无比理性,可以为毫无意义的荒谬理由而献身,却不能抛弃与生俱来的高贵人性”,主人公施泰因纳出身于普鲁士贵族,是在乎使命感、责任感与荣誉感的真正的军人,而希金斯正是在“荒谬理由”与“高贵人性”的描述以及两者强烈的反差中塑造了库特·施泰因纳这个英雄式人物。
之所以说是毫无意义的荒谬理由,一是不说绑架丘吉尔渺茫的成功概率,就算能够得手,也无法挽救德军的颓势;二是施泰因纳接手这个任务的初衷在于能够为锒铛入狱的父亲将功赎罪,然后老施泰因纳却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希姆莱所杀,他接手这一任务可以说是意义全无;三是施泰因纳都不知道、最后作者从当年的当事人口中得知的一个秘密:他们守株待兔所要绑架的“丘吉尔”其实只是首相的一个替身而已!无数理由的叠加让这次行动变成了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使命,然而施泰因纳却到死宁都要忠贞不渝的执行完自己的任务。而与生俱来的高贵人性,则是因为施泰因纳原本是德军上校,但是在挽救一名犹太少女的生命时与同僚发生了冲突,而被服刑流放。正是因为军人血液中流淌的正义感与荣誉感,在执行奇袭时,原本伪装英军成功的一行人却因救落水儿童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在计划失败被盟军包围时,施泰因纳仍下令释放作为人质的英国平民,而最后败局已定,只剩3人之时,他仍执意要孤注一掷,放弃逃生而孤身返回,最终眼看即将得手却因一秒的犹豫而丧命。人性的善良与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挤压并撕扯着施泰因纳,虽然他打心底里知道这是一次错误且毫无意义的行动,但是军人的天职鞭策着他去毫无保留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在他身上,军人的荣誉与人性的高贵既泾渭分明又浑然天成。
在《兄弟连》中有这么一段,也是在战争后期,温斯特少尉率领的E连俘虏了一群德军士兵和一名将军,那名德国将军在临行前对温斯特说,我想跟我的兄弟们简短地说些话。温斯特说可以,于是在胜利者们静静的倾听下,这名失败的将军昂首挺胸向颓败的部下们说道:
“这是个漫长的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你们英勇并骄傲的为祖国而作战,你们是不平凡的一群,彼此紧密相连,这样的情谊只存在于战斗中。在兄弟之间,共同使用散兵坑,在最需要的时刻彼此扶持,你们看过死亡,一起接受磨难,我很骄傲能与匿名每个人共同服役,你们有权享受永远的快乐的和平生活!”
在成王败寇的世界里,失败者都会被抹上一层灰色,让后让带着有色眼镜的观众们来在茶余饭后品评,所以在连篇累牍的描绘丑陋与罪恶的作品下,人性中共通的光辉点往往被无意识的覆盖。然而王也好,寇也罢,都会有一批肩负荣誉感、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军人,为了国家满含热血义无反顾地去战斗,抛开仇恨与对立,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国之砥柱。希金斯的这本《德国式英雄》没有像绝大多数作品那样去歌颂作为胜利者的盟军,而是以纳粹德国中一名中校的视角去演绎一名真正的军人的风骨,除了反派的背景更能衬托出人性的高贵外,对败者的客观与尊敬也是施泰因纳与十三名德国空降兵得以被异国他乡的英国人留以坟茔的理由。这也是我之所以喜欢《亮剑》的原因之一,亮剑里的日本军人也会想家,也有尊严,也会充满敬意地以勇士的身份埋葬战死的独立团骑兵连,也会在投降时郑重地交出武士刀并询问败于何人之手,而不是只有丧尽天良与矮小丑陋。说句会被认为是汉奸的话,神风特攻队也是一群悲壮的热血青年,只不过同时也是被军国主义蛊惑的受害者罢了。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队作为政治家的砝码,常常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实现政治目的与野心的工具,这也是军人不得不以牺牲成全荣誉感的悲剧根源。从这个角度来说,纽伦堡里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辩护词也不是全无道理,虽说职责与人性不能两全,但面临不可兼得的抉择时,人性的良知往往压倒命令的服从,才会成就如德意志军人一般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