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
先秦到盛唐,中国不乏伟丈夫,北宋以后,就越来越不像男人
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意味着金庸、古龙等人塑造的男子汉的形象,英雄未必多情,多情男儿未必非英雄的理想男人
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较之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阴柔和小气之嫌。事实上,从“大老粗”和“小白脸”这两个称呼上,也不难看出它们的“小大之别”,而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小来来、小弄弄、小乐惠等词汇,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不过只是会过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动作的小市民、小职员、小丈夫、小男人。这当然既不准确,也不正常。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历史上,也同样出过“大人物”;说它不正常,则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原本应该比小农经济的农村更有大手笔(事实也是如此),岂有农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气”之理?
北方大老粗嘲笑的江南小生不像男人,不完全因为他们小白脸和娘娘腔,更在于他们不问政治和擅长家务。
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地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女性化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倾向或者赞赏无性化或者女性化,至少不反对男人这样。
中国农业文化,相比较而言的草原游牧民族,不需要攻击和冒险,更多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
春播秋种、精耕细作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或者女性化。
这句话可以作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很短的,儿女情才能长久;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者,多因儿女情长。江湖上的好汉们,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
一句话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三种解释
最后大多选择第三种
写了反诗,无非是去做“匪”;受了招安,无非是去做“官”。官也好,匪也好,都还是人。倘若抢了民女,那就是畜牲。所以李逵见了宋江,先是“气做一团”,说不出话来。等燕青说完备细,便开口大骂:“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牲!”以李逵之敬重宋江,爱戴宋江,如果不是气愤到了极点,是骂不出这话的。
在李逵看来,比写反诗或者投降朝廷都要厉害的是强抢民女
所谓“红脸汉子”或“江湖豪杰”。他们大多高大魁伟,身强力壮,浓眉大眼,美髯长须,在体格上充分显示出男性的性特征。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总之,他们脸是黑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意志是刚强的;敢冲,敢打,敢做,敢为,能建功,能立业,能驰骋沙场,能闯荡江湖,端的称得上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豪杰、真英雄,在世界任何民族中,都属于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红脸的窦尔敦盗御马,黑脸的张飞
所谓的真英雄 真豪杰 大丈夫 那都是不近女色的
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
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
爱情不会因为经历过几段感情,遇到多少挫折而模糊了ta的定义,ta是真的存在的。ta不是什么一时的冲动,ta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