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付高考五分的诗词鉴赏,从高二起我便抱着唐诗宋词大辞典,每天定归读至少一首诗一阙词。出发点是庸俗和功利了些,晚则晚矣,所幸从此逐步转入古典世界后花园,柳暗花明,流连忘返。那可能是我所能回忆出的最踏实的日子,生活载浮载沉,不管什么人总须见见,无论什么书总能瞧瞧,再怎么琐事缠身兵荒马乱,总可以暂时躲进遥远娴雅的诗情词意避避静。
如此拖拉一年半载,读完便完了。并不似想象中伤感,大不了再深入或岔开望向别处。原来古中国的好处真个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悲喜枯荣,开端不必忘形,收梢亦无需黯然。天高水远,人哭人歌。——再往后时光如杀,我愈发暴戾少耐心,对书对人皆粗暴寡恩。一度以为书读得多了,除却巫山,总难入眼。再三细想,才终于明白原是人被磨钝了,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我便只关心生活。
生活非传奇。中国历来懂生活,懂得近乎玩物丧志。飞扬的必定深扎泥土,寻常起落自然更关乎人情。大概惟有中国人才有闲情逸趣津津有味地描摹女子精致考究的妆容衣饰,室内巨细靡遗的陈设布局,墙内外流荡蜿蜒的赏玩景致,以及曲折潆洄的世故人心。张爱玲是最后一抹中国味——越写越淡,断断续续,虚虚实实,山色有无间。
影响她写作走向的,除了醉心不已的《红楼梦》,便是一部名头不甚响亮以致看官们三度放弃的《海上花列传》。顾名思义,上海,烟花女子,树碑立传。诸君若为猎艳搜奇,抱歉这书扫兴了,因其并无半点狎昵苟且。倌人先生们个个儿堂正磊落,心思与谋算不可能一丝全无,却大抵出于真心。十里洋场的上等妓院毕竟讲规矩,论事理,绝非腌臜之地,倌人们若遇着情投意合的客人,索性自此不另接客,专心致志与之过起形同眷侣的小日子,也吃醋,也斗气,也撒娇,也争夺——其实与人家人无异。
分明是寻常光景。然而并不易读,难点颇多:吴语对白是一,穿插藏闪是一,不过最令读者咂之无味的,恐怕还是平淡琐屑的白描。中国旧小说以白描见长,白描说穿了不过是文雅的闲话,品不出白描的兴味,便断然觉不出红楼的好儿,自然更无心进入这片花海。——海上花较之红楼更为简略,简略到不仅线索朦胧,连必要的情节交代也大象无形了,每个细节皆有引申与兆映,一旦忽略便难以连贯成气。
至今《红楼梦》在我的阅读圈中仍艳压群芳,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小说,没有之一。《红》之后,也只《海上花》得了此等气色,淡泊间蕴藉着人世迢迢。不过《红》更浩繁翔实罢了,大概的归宿与终结早已了然于心,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又气又急又不舍,牵肠挂肚,千愁万恨,但付与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海上花》则相对散乱,其悲剧性并非堆叠酝酿至顶,瞬息爆发倾颓,而是匀匀致致平铺于字里行间,闲言碎语,处处哀恸。然而那悲哀又不恣肆,方欲浩然长叹,却因随即剪来的岔子分了神,往往竟又会心一笑。
我并非妄自菲薄的女性主义者,男人其实有比女人更天然的可爱。可惜他们难免虚荣跟脆弱。海上花里的众女子,谋生谋爱,精明与铁腕,痴情并偏执,谨慎又清醒,我默然静观她们周旋于五花八门的风月场,既要掏心侍应老主顾,又得含笑敷衍地头蛇,落落有节,井井不乱,惟有啧啧叹服,再看周遭金玉其外的才子富商,更觉晦黯无光。
其实各有苦衷,谁人甘愿堕落委身风尘呢。造化弄人呵,我无奈思量着,顿觉伤感,好容易不顾唐突与人交心。那人先溜溜问道,你是突然觉得老了,才想起我么。不,我在写,越写越悲哀。他好奇,写什么。妓女。呀呸,妓女与我什么相干。——人心相通。
人皆寻爱。但,何谓爱。我因想起古代婚书,“琴瑟在御,岁月静好”,竟是至理。人到底大同小异,行至某处也许便无谓爱恨牵缠,不过是握紧能把握的,分秒流逝,若即若离,细水长流。你是你而我是我,未必有爱,未必无爱,我早已不记得我们是否必须是我们。——他自然不能苟同:怎可如此随便。——过日子原比爱情郑重可靠。过日子原是往古来今扎实失意的酒精毒。
到底是中国人,一门心思直想逆流而上,至少要刹那永恒。我最感到悲哀与孤独的,是中国古韵的幽微衰绝。西风东渐,理论与主义充斥,现实兼浮嚣并发,一定要计较个所以然。其实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本无对错,无为,无不为。仿若国画无声胜有声的大幅留白,及悠悠然似乎绵绵不绝的戏曲拖腔,余地,余味,余香,余音,悲喜爱恨何须倾尽。古中国一切尽在意意思思间,仿佛到了,偏不点破,不知无碍,知者自知。
最哀艳不是红眼血舌勾魂索命,历尽万花丛后的一身缟素才更惊心。《海上花》清淡得鲜少爆点,残缺,杂芜,气息邈邈,但遍布;又似未完,诸多头绪不及交代,却戛然而止。作者如此解释,譬如登山,峰峦相属,一举三反,察貌揣情,未闻而如有闻。考据派如此推敲,该书暗藏机锋,细微处大有玄机,若孜孜以求,必不难窥测各人后事。其实又何必大费周章,那模糊的结局,下落不明的人儿,岂非常态。——不意其来,不知所踪,生活原本如此,无甚道理可纠缠。
1892年,韩邦庆在其主笔的通俗刊物《海上奇书》上连载了《花国春秋》(后改名为《海上花列传》)为署名“花也怜侬”。1894年刊印石印本,书名即《海上花列传》,在这之后,以上海狭邪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大量涌现,用与“上海”有关的字词命名的就有《海上尘天影》、《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等。
通读这些畅销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特征:都是写新兴的上海妓院风光,作品描写的人物形象复杂,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内容上着重描写“花天酒地”的都市消费生活,含有典型的繁华与糜烂的都市文化特色。叙述上以领导时代娱乐消费潮流的嫖客与妓女的生活以及相互之间的感情冒险游戏为中心。
上海本身就是《海上花列传》里头的那片花海,十里软红尘里每日上演生意捭阖、文酒遣兴,花就碰和,钗横钏飞,可以说,近代上海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是韩邦庆用以营造特定文本格式的必要条件。
近代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口岸城市之一,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循环轨道,工业、商业、金融业获得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魔力开始逐渐控制整个社会生活,近代城市设施、市政管理迅速建立,商品经济的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建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可以说,上海在经过开埠以来短短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脱胎换骨”了,它率先完成中国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成为中国最具现代化色彩的国际大都市,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在这里冉冉升腾。
“区别城市和乡镇的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
——这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的。近代上海由一个边陲城镇发展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都市”,这里发生的不仅是外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变化,属于城市的心灵开始占据生活于其中的居住者们,使原来没有本质区别的乡村的人和城市的人有了本质的不同。
近代上海不仅在外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社会伦理以及价值观念的改变,形成城市心灵的核心。在这种城市心灵的诱惑下,近代上海人自身所独有的宽容趋新的地域文化品格发挥催化作用,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跨入了中国特色都市文化中,开始了历史性的特殊角色表演。《海上花列传》等近代狭邪小说是近代在代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已支离破碎的状况下,新型知识分子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现代文化体制之中,感同身受制造着对新型文化的想象,透露出现代性的萌芽。
另外,当代都市文化中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失落、消费享乐、金钱至上、快速变换的生活状态、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在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中找到发源地。
欲望鼓励了经济上的冒险与繁荣,也鼓励了种种情欲肆无忌惮地畸形膨胀,构成了典型的东方殖民地的文化奇观。这种文化之所以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中发展得比较充分,是因为上海本来就地处东海边陲,国家权力控制不严密,传统文化根基也不深厚,再加上经济开发带来人口流动,五湖四海的地方民间文化都以弱势的身份参与了新文化的形成。因此,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不曾得到本土精英文化的丝毫阻挡。而在经济相对繁荣和环境相对安全的租界,妓业也久繁荣起来。
崇俭恶奢的观念在此时也发生了动摇。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人们以富有为光荣,以贫穷为耻辱,发展到极端,便是以衣着取人。时人总结19世纪70年代上海风尚时,归纳有七耻:
“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肩舆;三耻狎幺二妓;四耻肴馈之不贵;五耻坐只轮小车;六耻无顶戴;七耻观戏就末座。”
处此环境中,士商们一边享受着都市生活的冒险与刺激,一边则体悟着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炎凉,相对于曾有过的乡村生活之宁静温暖,都市生活实在让其又爱又恨,陶醉于都市物质文明时,心中隐隐浮动着对乡村的精神向往与怀念。这既是其矛盾心态的重要构成,也是其奔波于都市与乡村两个空间的原因。
无论内容、形式还是生产机制都离不开都市文化的制约,正是由于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使《海上花列传》表现出与以往的狭邪小说大相径庭的旨趣。
首先,新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古今旨趣的不同。同样是嫖客和妓女,但是此时的嫖客与妓女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变了样子。昔日的海誓山盟、坚贞不渝变成一个个欺诈和骗局,变成毫无人情味的交易。这是因为上海是主要靠外地移民而发展起来的都市社会,移民的无背景的隐名状态使之首先从封建家族宗法束缚下挣脱出来,进入资本主义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状态。这样,不仅新上海的嫖客与妓女可以少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容易转变观念,大多数市民也能够自觉地按照新的都市精神来装扮自己,安排自己的行动,调节生活方式,成为都市精神的最早感悟者。
其次,从作品内容上来看,《海上花列传》表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都市市民矛盾复杂的社会心态。作者往往乐意营造出五光十色的物质空间,让人物和读者一起经历“物性”的体验。
再次,《海上花列传》体现出新型知识分子对都市公共生活以及个人空间、世俗常态的体认。《海上花列传》之前,无论是个人创作的世情小说还是流传广泛的戏剧故事,政治命题是贯穿作品的生命线。而在《海》中却很少出现对政治运动的直接描写,小说人物最重要的使命已经不是建功立业,实现抱负,而是捞取金钱,争夺妓女。可以说,近代新型的都市文化构成对重大政治主题的消解。
这一文化特征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构成了《海上花列传》等“海派”文学的最大特色——繁华与糜烂的同体文化模式:强势文化以充满阳刚的侵犯性侵入柔软糜烂的弱势文化,在毁灭中迸发出新的生命的再生殖,灿烂与罪恶交织成不解的孽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