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里，作家邓刚说，成分不好的他昔年为了办一桌体面的婚宴，在结婚前夜潜入军管港湾摸海参鲍鱼，差点淹死，当一艘巡逻艇驶来时，他不知是被捞起来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更恐怖，还是笔直地沉下汪洋大海更恐怖。入世而死，或出世而死，本无太多差池，貌似慈祥的人生，貌似奢华的盛宴，在熄灯的那一霎，从来都是一般原形毕露。
这种褴衣夜行的时光已经远逝多年，现在它回来了。10年前我住在广州杨箕村，经常凌晨四五点才下班，街巷幽深，杨箕酣睡，除了投射在路面的冗长的影子——我知道它虚幻，但我渴望影子中间那截能真的变长——没有任何物体陪伴我，我深陷恐惧，因为我不知道哪栋危楼的阴影下会隐藏着拍头党，或是埋伏着巡防队员，我无法忍受自己被男人扑倒在地，一次都不行。若是被一只母鸡扑倒，倒是在我的底线内，但村里的禽类此时都在席梦思上微弱或豪放地打鸣，它们如此忘我，没有闲心去扑一个穿越深巷的眼镜男。
我年岁愈长，愈爱幽静。工作的时候我是个喋喋不休的疯子，下班之后，我总是沉默地回家，一言不发地吃饭，抹嘴，上楼看书。我对生活没有什么见解，我对世界也没什么见解。我和这个世道面面相觑。
报人程益中曾说：“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的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几年前的某个暮春，他和我在阴气深重的紫金山半腰，坐于紫霞湖之畔，望着滴血的斜阳渐渐黯淡，胸中忽然都涌起了千秋兴亡。
有回带父母去韶山，毛泽东故居前排起了参观长龙，我怯了，不愿去凑热闹。我蹲在池塘边跟父亲聊天，他淡淡地说：我上世纪60年代来这里时，人更多，有人都被挤进塘里了。后来去长沙的清水塘，父亲又说：“文革”时这里最是繁华，比咱们老家村口的元宵庙会不知要喧闹多少倍。我觉得老头子见的世面比我多。当然他的眼界是历史形成的，40多年前他们大串联，周游全国，红卫兵吃住行全免，我爸这款已经工作的则只免车票，吃饭和住宿还是要出点钱的，革命总不能零成本。我问我爸为何不找个办假证的弄个红卫兵假证件，他说办证没用，那满脑袋的少白头出卖了他。
我最怕洪水般的人流，少年时挤火车上大学，那真是连前列腺分泌物都要挤出来，下车之后跟过塑的照片一样。前些年带父母去泰山，在“五岳独尊”的石雕前想留个影，我奋力挤过无数个大波少妇、豆蔻女童和顽劣男孩，才扶着石刻凛然拍照，而杂草般的各类首级簇拥在我膝下，搞得我很像一个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的独裁家长。
某个长夜，我驾车驶过无人的街，这城市沉寂得像一片荒坟地，只有皎洁入骨的月光飘下来。我恍惚觉得路灯们其实都是磷火。惟有回到小区，望见早餐店的一对夫妇已经亮灯做包子，我才确信自己身处的是阳世。
李嘉欣说，她有人群恐惧症和密室恐惧症，在汹涌人潮中会过敏，独处密室时也会魂飞魄散。这其实暗合了无数现代人的心态，怕人太多，也怕人太少。走极端总是令人抓狂，譬如一个荡妇，在孤灯下守节固然万蚁噬心，但门外若排着一千个目赤如虹的西门庆，只怕也要起怯战之心。
两年前，我成了闲杂人员。离开广西前，我让父母选一个地方旅游：要么江浙沪，要么九寨沟。他们以闪电速度选择了江南，因为江南人多，够热闹。我苦笑着扶老携幼，朝母螃蟹排卵的地方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