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都忙着拼酒，无暇叫鸡。十年生死两茫茫，我们抓着壮年的尾巴酗酒，有人吐血，有人摔杯，有人乱性，女眷们赶紧拉着孩子逃遁入夜色，不让我们的悲伤陪他们过夜。
我一直陷于没来由的忧伤中，从第一场夜宴开始。同学的秃头，我的白发，比夜宴的华灯更亮。我们都成了忧心忡忡的中年人。当我们谈起国事，彼此已成陌路。旧时的番号已经失散，我们在不同的地域和年月里彼此挣扎，彼此相望。只好在，我们此生只做过同学，没做过同事，没有利益上的纠结，所以，我们还能相爱，一直的相爱。
我们年少时，有辅导员管着，当我们不再少年，只想借这幕幼小的夜色，聊发一次少年狂。
毕业十五年，我第二次回到福建，这个曾生活四年的省份，已经与我形同陌路。我们的聚会，仿佛就是为了彼此甄别抬头纹和妊娠纹，数点对方的白发。此次聚众淫乱的领袖、曾经和我打牌吵翻天、如今专放高利贷的隔壁老王说：聚会要趁早，再过些年，没准有人要被阎罗王招去述职了。老王几年前切除了胆囊，遂痛感生涯无常，他属鼠，如假包换的无胆鼠辈。
我像一只远征的蝙蝠，飞临海岛的上空。身下的厦门灯火一簇簇地翻涌在暗夜里，宛如沧海。
我们虚假拥抱，我们故作唏嘘。当我们回到熟悉的气场，早已沉默寡言的我又恢复了多年前的贫嘴。见到深圳来的朱奸商，我贫曰：你可在厦门尽情风流，咱们有刑警队长罩着。厦门同学在一边忧伤地说：刑警只管重案，风化案件不归他管。
一群挈妇将雏的同学，像耗子一般出现。我们都是爱国的耗子，班上几个不爱国的都移民到帝国主义去了，所以我们这些残部以爱国的名义聚会。一位曾与我联袂作弊的哥们，彻底消失了15年，本来谁都找不到他，好在班上有厦门同学是干刑警的，通过系统一查，把该同学的住址、电话，甚至曾几次出入福州某桑拿房的记录全部调出，遂缉拿归案。
我们坐上渔船去野岛。聊起家眷，孩子最大的居然已经15岁了，而我们才毕业15年，那位当年穷得买不起杜蕾斯的兄弟赧颜搓着衣角；最小的才一岁，是龙凤胎，事主手扶双肾吹嘘：鄙人此生最大荣光不是在校拿过双学位，而是一炮轰出双胞胎；颠沛十余年，至今无暇耕播的我忧郁地卧于船舱，以两坨棉花塞于耳中，假寐。
同学们像潮汐般散去，我是最后撤离的客人。隔壁老王送我去机场，半路一辆警车追踪，我两股战战，警车追上，阿SIR探头问：“到我办公室坐坐”？我魂飞魄散，戴上眼镜看，原来是刑警同学。我嘴上说不了我要打飞机，心里说不了我一辈子都不要到局子里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