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是没考上大学、没报考新闻单位、没去广州，另一种生活都将面目全非。所以我常迷信地想，所谓一辈子，就是命定的八字，一切富贵或劫数，都是老天爷用游标卡尺给你量准了的，不多一分，不少一毫。
于是想起了许多乱世或盛世的际遇和因缘。日军进犯广西时，我母亲两岁，外婆把她放进箩筐里挑进深山，外婆若是跑得慢点，今日便不会有我：“文革”时母亲串联到广州，在动物园遇见一个以前的男同学正在吹口哨逗鹦鹉，那个男同学后来成了我的父亲，若没有大串联似乎也不会有我；多年前我在故乡的河流和北海的银滩上，先后差点溺死，若非拼死挣扎，如今更没有我。每一桩事情，都是几乎一辈子。
只有动荡和变数，是一辈子。剔除悲情和渊薮，动荡也可以是幸福之源，因为还可以想入非非，还可以做黄粱梦。我的绝大多数大学同学都比我安稳，他们当着公务员，安逸得枯燥，惟一的生活波澜也许就是整整婚外恋，搞搞宫外孕。而我从来只是过客，不是归人，逃窜大江南北，阅尽人间春色。所以，即将流离的我，把此生的一切流离，都视为生活的赐福。
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一切庸人自扰的酸秀才们时常思索的问题。
其实世间并无恒久一辈子的事情，爱和恨都不会持续一辈子，荣华和潦倒也不会一成不变。
龙应台最近写了本关于内战的书，我的香港朋友柴子文采访她，她说：那时许多10多岁的少年郎，都碰到了生死攸关、影响一辈子的抉择。你到一个火车站，南下还是北上，一辈子；火车忽然停了，你下还是不下，一辈子；到了码头，上不上船，一辈子。乱世的时候，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现在我坐在北回归线以南，岭南的阳光熟睡在我的窗台，我开始了也许是在这个家里写的最后一篇专栏。几天后我即将再度漂泊，彻底漂泊。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回广西工作了。
我忽然想写篇文章，标题叫《几乎一辈子》。但觉这标题很眼熟，一搜索，原来是我的前老板龚晓跃4年前一篇专栏的题目，当时是为南方体育诞辰5周年而作。他写完那篇专栏后半年，南方体育就殁了，几乎一辈子成了整整一辈子。
我出生时肥若乳猪，有个乡下亲戚没有子嗣，想交换动物，用他那拖鼻涕的女儿换我。若是父母当时允了，我如今只怕是一个抽旱烟的农夫，也许是五六个孩子的爹，终日锄地浇菜，想起超生罚款就满脸愁苦，我也许毕生都不知道杜蕾斯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