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唐

这30年来，有些被打倒的很快恢复了，比你那时候还繁茂，比如暗娼、赌场、帮会、250块一平方米买地卖两万一平米商品房的土豪。1990年以后，商业理念强调协同效应和资本运作，为了创造规模效应，这一类被打倒的，再次翻身的时候，都是扯地连天的，暗娼比理发馆都多，赌场比旅店都多，帮会比学校都多，土豪比街道都多。

我们有的是希望。遥祝老兄秋安。

还有些被打倒的慢慢恢复了，但是基本被炒得只剩钱味了。有些猪开始重新在山里放养了，但是它们长大之后，眼神稍稍有点像野猪的，200克猪肉就敢卖500块钱。有些茶开始走俏了，你那时候生产的普洱茶七子饼随便能卖到好几万了，顾景舟一把泥壶，如果传承清楚，也随便卖到二三十万了。有些人开始开始收集古董，八国联军抢走的东西慢慢坐飞机回来了，再抢一次中国人的钱，一把唐朝古琴的价格，在唐朝的时候，够买一个县城了。

其次，缺少“绅”。绅士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但是“绅”和钱不完全相关。“绅”包含柔软、退让、谦和、担当。绅士就是一个强大的精神的小宇宙，外面罩着一个人事练达、淡定通透的世俗的外壳。

见信如面。

首先，没有“士”。近二十年出现一个互联网，天下所有的事情它都知道。互联网有搜索引擎，键入一个词，当今人们与之最熟悉的条目就最先蹦出来。键入“士”，最先蹦出来的是迪士尼乐园、摩根士丹利、多乐士油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在三千条、两万里之外。大器，不争近期名利，坚毅，不怕一时得失，有使命，堪远任，用这样的标准衡量，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有几个“士”呢？你那时候，你愿意拿一条腿换一座北京城门的保存。现在，地产大鳄愿意为了亮丽的年度财务报表，把前门改造成斯坦福购物街。

这是一个我公安干警按财富榜抓坏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我国有企业建厂三十年就敢出六十年陈酿二锅头的时代，让我从明城墙遗址公园畅想你那时北京城墙的美好，让我从刘德华和曾梵志畅想中国新绅士的滥觞吧。

我最近常住香港。从你活着的时候到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和外界的联系只能通过这个小岛。钱把小岛挤得全是房子和人，也挤出来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单位城市面积上的丰富。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绅士。

从香港荷里活道往北边的山下走，有个年轻人开的小店，不到十平方米，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日用旧货：120相机、拨盘电话、唱片机、收音机，从欧美的二线城市淘换来，集中在香港卖。因为不是荷里活道常卖的那些艺术品古董，所以也没有荷里活道那些成堆的和艺术无关的假货，开店的几个年轻人长得又鲜活生动，小伙子长得像有梦想的真的小伙子，小姑娘长得像有生命的真的小姑娘，所以不管有用没用，我常常买些零碎回去。

还有些被打倒的，脚筋断绝，基本就再也没苏醒过来。比如你当时想留下来的北京城墙和牌楼。现在的北京是个伟大的混搭，东城像民国、西城像苏联、宣武像北朝鲜、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阳像火星暗面。比如中文。现在的中文作家大多擅长美容、驾车、唱歌、表演、公众演说、纵横辩论，和娱乐的暧昧关系远远大于和文字的亲密关系。十年一代人。懂得《史记》、《世说新语》、唐诗、《五灯会元》妙处的，一代人里面不会超过十个人，有能力创造出类似文字的，十代人里不会超过两三个。比如大师。余秋雨、张艺谋、季羡林都被官府和群众认可，是大师了。比如名士。花上千万买辆意大利的跑车在北京开开，花几千万买张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杀猪画摆摆，就被媒体和群众认可，是名士了。比如才女。如果现在街面上这些才女叫才女，那么李清照、张爱玲或者你老婆转世，你我需要为她们再造一个汉语名词。

梁思成兄：

你们那拨儿人在北京出没的时候，很多历史久远的东西就这样被打倒了，包括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