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蒙德·卡佛

“我不困，”我说，避开他的目光。“我想我还得再呆会儿，读点什么才能睡。”

“那就瞧瞧看，”他说。

“怎么啦，妈妈？”他说。

“怕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宝贝儿，我也许能帮帮你。我想帮你，告诉我吧。这就是丈夫们的用处。”

“不，不，这样行。真的，我没时间了。我觉得轮胎挺好。”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呢？”

“我说不清，”我说，“我就是害怕。我觉得像，我觉得像，我觉得像……”

“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你听见了吗，迪安？迪安！”我想摇他，我要把他摇哭为止。

“是个年轻姑娘的葬礼，”我说。

他在厨房里呆了好一会儿，但新闻开始时，就端着酒回来了。

“现在别，求求你，”我说。

“你知道，一个女人单独在荒野里闲逛可不太好。”他摇摇头，看了看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着我。“好啦，把窗子摇下来吧，怎么样？我们不能这样讲话呀。”

我在沙发上铺了一条床单，他盯着我看。我要去取枕头，他站在卧室门口，挡住了路。

他耸耸肩。“昨天夜里，今天早上，又有什么不同？天太晚了。你那么困，我想还是等早晨再告诉你。”他向外看看庭院：一只知更鸟从草坪飞到野餐桌上，用嘴巴梳理着羽毛。

我刚把车发动起来，卡车就在我后面停下了。我锁好门，摇上了窗户，我要开动车子时，满脸满手都是汗，但是，我无路可走了。

“是的，是个女孩，是个姑娘。后来我们就给警察打了电话。”斯图亚特看看我。“警察说什么？”迪安问。

“走吧，上车吧，”他说，“我带你回家去。”

“不要。”我说。

她看看我。“我还不能说我这么想过，没想过。不，如果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恐怕不会喜欢过去的我的。”她拿着我的手，好一会儿像在想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请把那只手给我，凯恩太太。”

“现在别，求求你，”他奚落道。“什么也别求。”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辆绿色运货卡车在我后面，它跟在我后面走了几英里路。我总是在不该减速的时候慢下来，希望它能超过去，然后又在不该加速的时候加速。我紧紧抓着方向盘，抓得手都疼了。后来在一段明显平直的路上，他终于超了过去，不过还是和我并排开了一阵，司机是个三十出头、穿绿工作服、剃平头的男人。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他挥挥手，摁了两下喇叭，就开到前面去了。

接着我被举起来，又被扔下。我坐在地板上看着他，我的脖子很疼，裙子也跑到膝盖上了。他俯下身来说，“你见鬼去吧，听见了吗，臭裱子？我希望你的下身烂掉，我再碰它之前就烂掉。”他又抽泣了，我发现他情不自禁，他也是情不自禁。他朝起居室走去时，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对他的同情。

斯图亚特面前放杯酒坐在桌边。他的眼睛红红的，我忽然想到他刚哭过。他看看我，一言未发。我一刹那觉得是迪安出了什么事，心呼地悬起来。

“就一会儿，”他说，“为安全起见嘛。”

“我到那儿能游泳吗？”迪安问，他在裤权上抹了抹手。

我膝上摊本杂志坐在烘干机下，米莉给我修着指甲。

我叫醒迪安，我们三人一块儿吃早餐。斯图亚特看了我一两次，像是要说什么，但每次我都赶紧问迪安还要不要牛奶，还要不要烤面包等等。

“你老这么盯着我干吗？”他间道。“怎么啦？”他说着放下了餐叉。

我跟着其他人按顺序慢慢走过灵枢。随后来到前门台阶，走入下午明朗、炎热的阳光。在我前面走下台阶的一位跋脚的中年女人走到人行道上，环顾了一下四周，她看见了我。“唉，他们抓住他了，”她说，“这也算是个安慰吧。今儿早上他们抓住他的。我来之前听广播里说的。就这市里的一个家伙。一个长头发，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在热烘烘的人行道上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汽车。我伸出手，抓住一个停车路标。阳光晃在汽车挡板和引擎盖上。我的头晕了。“他承认那天晚上和她发生了关系，但他说他没杀她。”她擤擤鼻子。“他们把他拘留了，过后就会放了他。”

“太糟了。我真的粮难过。不过别担心，我们会给你装扮得体的。这样行嘛？”

“坐下，”他慢慢地说。他的手在胡茬上抓来抓去。“我得告诉你件事。我们钓鱼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面对面在桌边坐下，他给我讲了起来。

他点点头。

我正在收拾桌子，斯图亚特从背后走过来，碰了碰我的胳膊。他的手灼热无比。我吃了一惊，差点摔掉一个盘子。

“凯恩太太？”

今天早上，来了鲜花，红的和黄的菊花。门铃响时，我正在喝咖啡。

今天早晨，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我想，他是要看报上有没有什么消息。八点以后，电话就急促地响起来。

“真见鬼，”他说着就离开了车门，转身走向卡车。随即，我从侧镜里看见他又走了回来，我闭上了眼睛。

“也许他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说，“他们一定得查清楚。他没准在为什么人打掩护，为兄弟或朋友。”

灵枢关着，上面撒满花末纸屑。我刚在教堂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风琴就奏了起来。人们按顺序走进来各就各位，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但大多数都二十出头或更小。这些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穿着运动衣、宽松裤，黑礼服和皮手套，看着好像很不舒服。一个穿肥短裤，黄色短袖衬衫的男孩在我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接着就开始咬嘴唇。教堂一侧的门开着，我抬头望去，一瞬间，门外的停车场让我想起了牧场。但跟着，太阳光就在车窗上闪烁起来。死者家属排成队走了进来，走到旁边被帏布隔开的地方。他们坐下时，椅子吱吱响了一阵。几分钟后，一个穿黑礼服、瘦长、灰发的男人站起来，叫大家低头致哀。他为我们，为活着的人念了一段简短的祷词，念完就让我们为死去的苏珊·米勒的灵魂默默祈祷。我闭上眼睛，想起她在报上和电视上的照片。我看见她离开了电影院，坐进那辆绿雪弗莱。然后我想象她在沿河而下的行程，赤裸的身体碰撞着顽石，被枝蔓纠缠，随水漂流翻转，头发在水中飘曳。最后，手和头被弯垂下来的树枝钩扯住，直到四个男人走过来，盯着她看。我能看见一个人醉了（是斯图亚特吗？），抓住她的手腕。这儿有人知道这事吗？如果人们知道了会怎么样？我四顾周围的面孔。这些东西，这些事情，这些面孔之间有某种联系，要是我能找出来就好了。我极力想找出这联系，头都疼了起来。

我点点头，把晨衣的领口拉紧。

“我知道什么，克莱尔？告诉我。告诉我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点：你最好别卷进这件事。”他给了我一个他自以为是有意味的眼神。“她死了，死了，死了，听见了吗？”他过了一会儿这么说道。“这是他妈的不光彩，我同意。她是个年轻姑娘，这不光彩；我也很遗憾，就像其他人一样。但她已经死了，克莱尔，死了呀。咱们别再提这件事了。求求你，克莱尔，别提这事儿了。”

我听见斯图亚特的闹钟就起了床，他洗漱时，我端上了咖啡，又去准备早餐。

“你得理解，”他说，“别那么看我。冷静点儿，真地。放宽心，克莱尔。”

“我今天要给你打个电话，”斯图亚特开门时说。

上床后，他又把手放在我的身上，然后等着，好像在想什么事。我轻轻转过身，动动腿；后来我知道，他醒着呆了好半天了，我睡着以后他还醒着。我翻了会儿身，听到些小动静，是床单的沙沙声，就睁开眼。天都快亮了，鸟儿在叫，他躺着抽着烟，望着挂窗帘的窗户。我半睡半醒地叫了他的名字，但他没应声。我便又睡着了。

“我说了不用。不用！我觉得它们都很好。我得走了。巴利……”

“你知道，”我说，摇了摇头。

播音员接着说道，这位姑娘，苏珊·米勒，在我们城市北面120英里远的萨米特市电影院作出纳。那天下班后，一辆新型的绿色轿车停在电影院前。据目击者说，那姑娘似乎在等什么人，车来了，她就走了过去，并钻了进去。这使警方怀疑开车人是一个朋友或至少是熟人。警方想找这辆绿色小轿车的司机谈谈。

“他们说他们是无辜的。”

他随即走到我的身后，一只手臂钳住我的腰。一只手滑进了我的乳罩。

“我是……没说。你什么意思？”他说。

“我必须走了。”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说他去拿睡前酒。我要不要？

“这么多地方，你干吗非要去那儿呢？”我说。

我在厨房里看见他留的一张纸条，签着“爱”字。我坐在太阳下吃早餐，喝了咖啡，还在纸条上用咖啡画了个圆圈。电话不再响了，这很说明问题。从昨天晚上起就没再响。我看了看报纸，把它在桌子上翻过来掉过去。然后我拿它到眼前，读读上面说些什么。尸体仍然身份不明，无人认领，好像无人惦记。但在最近的24小时里，有人一直在检验它，往里面填东西，拉开又称又量，然后把东西又取出来、再将尸体缝上，以便找出确切的死亡原因和时间。寻找强奸的证据。我敢肯定他们希望是强奸。强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报上说，尸体将被运到“基斯-基斯殡仪馆”，有待安置。希望人们前来提供情况等等。

“好吧。那好吧。”他把手提箱从这只手移到那只手上。“要不今晚我们一块儿出去吃怎么样？你觉得好吗？”他一直盯着我。他已经完全忘了那姑娘。“你没事儿吧？”

“没什么，宝贝儿。睡吧。没什么，这样行了。”

发生的第二件事是，那天晚上，我们正看电视，他坐在皮制活动躺椅上，我坐在沙发里，围着毯子，拿本杂志。房间里只听得见电视声，节目当中，有个声音插进来说，那受害的姑娘身份清楚了。详情将在十一点新闻节目里播出。

我抓起听筒听了一会儿。他也停下不吃了。我咬了咬嘴唇，把电话挂了。

巴利接过记帐卡。“别在晚上开车，”他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路可不那么好走。虽然我情愿打赌你这车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了解你这种车，你也不能保证不出爆胎或诸如此类的事。为保险起见，我最好检查一下这些车胎。”他用脚踢踢前面的车胎。“我们把它弄到起重器上去，不会太久。”

我和迪安开车穿过市区，来到斯图亚特的母亲家。她住在一套带游泳池和蒸汽浴室的公寓里。她名叫凯瑟琳·凯恩。她的姓，凯恩，和我的姓一样，这简直不可思议。几年前，斯图亚特告诉我，过去她朋友都叫她凯蒂。她是个高个头、冷峻的女人，头发金银混杂。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总是在做着判断，判断。我低声解释了几句发生的事情（她还没看过报），并且说好晚上来接迪安。“他带了游泳裤来，”我说。“斯图亚特有些事要和我谈谈。”我含混地补充道。她从眼镜上边直直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转向迪安说，“你好吗，我的小伙子？”她弯下身用手臂楼住他。我打开门准备离去时，她又看了看我。她总是这么看我。一言不发。

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好吧，女士，那就随你便吧，”他说。“再见吧。”

“听你母亲的话，”斯图亚特轻声对他说。“就是具尸体，没别的。”

“我自己喝没什么，”他说，“但我想还是问你一句。”

“一个姑娘。我们不是很亲近，但也一样。”

“话够多的了，”我说。“洗你的盘子去，迪安，没你的事儿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别管它，”他说。

“你没事吧，”那人走到车旁问。“喂，喂，里边的。”他敲着玻璃。“你没事儿吧？”他的胳膊靠在门上，脸贴近车窗。

那天晚上，他们煮好鱼和土豆，喝完了咖啡和威士忌之后，拿着碟子到河边，在离尸体只几码远的地方冲刷。他们又喝了一通酒，然后就拿出扑克边喝边玩，直玩到天暗下来，看不清牌为止。维恩·威廉姆斯去睡觉了，其他人则讲起下流故事，讲他们过去那些放荡、不检点的经历。要不是戈登·约翰逊一时忘形。说起他们钓到的鲑鱼肉太硬，河水又太冷，谁也不会提到那姑娘的。他们都不说话了，只埋头喝酒，后来有个人绊倒了提灯，骂起来，大家便都爬进了各自的睡袋。

我签了份什么东西。他给我收据，记帐卡，和一些戳章。我把这些统统装进手袋里。“你放松着点儿，”他说，“再见。”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在我长大的那个城市附近杀害了一个名叫阿尔琳·赫布莉的姑娘，后来还割了她的头，把她扔进克勒·埃卢姆河。我和她在同一所中学上学。这事儿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儿。”

“凯恩太太吗？”一个小伙子捧着一盒花说道。

我看了看“爱”这个字，然后在下面划了一道线。写字条时，我发现我不知道“后院”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我从没考虑过。我想了想，就划了一道“／”，把它一分为二。

他回家来是当晚十一点。我已经睡了，但他一进厨房我就醒了。我看见他靠在冰箱旁喝着听啤酒。他用粗壮的手臂抱住我，一双手在我后背上下抚摩，我那时还想那是和他两天前出门时完全一样的手。

“出了什么事？”我问，甚为惊慌。

他喝干了酒站起身，眼不离我。“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宝贝儿。让我当大夫，好吗？现在，你只需放松。”他伸出一只手臂揽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外衣的扣子，然后又解我的内衣。“首先的首先，”他说，想开句玩笑。

“我有公务，”我说，隐约觉着不那么自在。刘易斯已经去照顾另一位顾客了。

“今晚我需要一个人呆呆，”我说，“我需要时间想想。”

昨天夜里他没在家睡。

“见鬼去，”我听见他对着话筒喊。片刻之后，电话又响起来，我匆匆跑进厨房。“我已经统统对局长说过了，没什么好补充的。正是！”他摔下听简。

“不，不，”我说，用力挣脱他。

有两点是肯定的：1）人们己经不再关心其他人出了什么事；2）再也不会有什么事能引起真止的变化。看看发生的一切。但对我和斯图亚特来说，什么也不会变。我是指真止的变化。我们两人都会变老，你已经能从我们脸上看出这一点，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盥洗时，就可以从梳妆镜里看到。我们周围的某些事物会有所改变，变得更容易了，或变得更难了，非此即彼。但没有什么会从此真变得迥然不同的。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决定，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启动，它们就会不停地转啊转，直到转不动为止。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么样呢？我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个，却又老是掩饰它，直到有一天发生了某件事，注定要改变点什么的事，但你最后还是发现什么也不会改变，这又怎么样呢？同时，你周围的人还是照常说话做事，就好像你还是昨天的你，要么还是昨夜的你，或者是五分钟以前的你，可你确实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你的心都觉得碎了……

“我盯着你了么？”我说，还很愚蠢地，很愚蠢地摇了摇头。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她是死了。但你没看见吗？她需要帮助。”

他迅速转过身来，说道，“我做了什么？我再说最后一遍，你仔细听着。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没什么可惭愧或负疚的，你听见了？”

昨天夜里，子夜时分，斯图亚特砸开了我门上的锁。我想，他这么做就是想告诉我他能这么做，因为门开开以后，他什么也没做，只穿着内裤站在那儿，怒气从他脸上消失以后，他看上去又惊又傻。他慢慢关上了门，几分钟后，我听见他在厨房里撬开了一盒冰块。

“我说什么来着？”他说，又继续吃起来，然后把餐巾往他盘里一扔。“妈的，这帮人干嘛不能少管闲事？告诉我我哪儿做错了，我洗耳恭听！这不公平。她已经死了，不是吗？除了我，当时还有其他人啊。我们商量了半天，都同意的啊。我们也是刚到那儿。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不能再往回走了，离车站就有五英里远啊。何况又是第一天。见鬼，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没有，我没觉得！听见没有，别拿那副眼光看我？我不需要你来对我下结论。用不着你。”

那天晚上发生了三件事：迪安说他学校里的孩子们告诉他，他父亲在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想这事真是见鬼，”他说。“好啦，忘了吧。你一会儿要把我惹急了。现在就忘掉，怎么样？克莱尔？”

“见鬼去吧，”他说，“你要这样就这样好了。不过记住。”

“打电话那人，他说您明白。”男孩用手触了一下帽子，看了看我的晨衣，晨衣脖口敞开了。他两腿叉着站着，脚牢牢地踏在台阶的最高一层上。“祝您一天愉快，”他说。

“记住什么？”我急促地问。我看着他，屏住呼吸。

“哦。我要不是被这儿拴住了。”——他用拇指指指车房——“我就会主动帮你把车开到萨米特再开回来。路可不那么好走。我是说，好还是挺好，就是拐弯什么的太多。”

“我再问你一次，”他说，“你这么做到底是要干什么？”

高速公路围绕在城市的边缘上，随后穿过农场，穿过橡树圃、甜菜地和苹果园，到处都是一小群牛在宽阔的牧场上吃草。不久，一切又变了，农场越来越少，住房越来越多的是木屋，林立的大树代替了果园。眨眼工夫，我就进了山，在右边非常低的地方，我瞥见了纳彻斯河。

我丈夫吃起来胃口不错，神态却显得疲惫而且不安。他嚼得很慢，两只胳膊都架在桌上，两眼愣愣地盯着屋那边的什么东西。他看看我，目光又游移开。他用餐巾抹了抹嘴，耸耸肩。又继续吃起来。尽管他不希望我这么想，但我们之间确实出现了什么事。

“我能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他靠在前挡泥板上。我开钱包时，能感到他的目光。

我们谈了一会儿己不在那儿工作的一位姑娘，然后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一个葬礼。”米莉抬眼看看我，又回到我的手指上。“凯恩太太，听到这消息我真难过。我真的很难过。”

我还没明白过来，就打了他一耳光，我举起手，停了半刻，然后就狠狠地抽了他的嘴巴。抽他时，我想，这是疯了。我们需要把手紧紧拉在一起，我们需要互相帮助才是。这是疯了！

今天他打电话来时我还没起床，他对我说他已经叫他母亲过来和我们住几天。我想了想，等了一会儿，他还讲着话，我就把电话挂上了。不过过了不久，我就往他单位拨了电话。等他终于来听电话时我说，“斯图亚特，没关系。真的，我对你说，随便怎样都没关系的。”

“这是最糟的。我还是小孩时，我姐姐就死了，到今天，我还想不开呢。准死了？”她过了片刻说道。

“纳彻斯河？我们总去那儿。每年至少去一次。”我们坐在太阳下的一条长凳上，他打开两听啤酒，递给我一听。“我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他摇摇头，又耸了耸肩，就好像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是别人的事。“好好享受这个下午吧，克莱尔。瞧这天气。”

发生的第三件事是，新闻一完，斯图亚特就伸懒腰，打哈欠，然后看看我。我站起身，在沙发上为自己铺了个床。

“斯图亚特，我们坐车出去兜风好不好？”我说。“到哪儿都行。”

“什么样的尸体？”迪安问。“是个女孩儿吗？”

“他说由他处理。”

“当然可以，”斯图亚特说着看了看迪安，迪安拿了一条冻僵了的鱿鱼。“如果你愿意，他也愿意，那就去吧。你知道，你不是非得这么做。什么事也没出。”

过了一会儿，我扫起打碎的碟子和酒杯，走到屋外。斯图亚特躺在草坪上，报纸和那听酒放在手边，眼睛凝望着天空。微风阵阵，但温暖怡人，鸟在啼鸣。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又在沙发上铺了个。这次斯图亚特只看了看我，闭口不言，而后走出客厅回了卧室。夜里我醒了，听见风吹开了门，直撞着栅栏。我不想醒，便闭着眼睛躺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下了地，抱着枕头走出大厅。我们卧室里的灯还亮着，斯图亚特张着嘴巴躺在床上，呼吸沉重。我走进迪安的房间，挤到他床上。他在睡梦中挪了挪身子给我腾出个地方。我躺了一会儿，然后抱住他，脸贴着他的头发。

“斯图亚特，我真害怕，真害怕，”我说，靠在门上。

“我愿意被闷死，”我说，“你没看见吗，我就快闷死了？”

往事已模糊了。早年的事真好像演过的一场电影。我甚至不敢肯定我记得发生过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有一个女孩儿，她有母亲也有父亲——父亲开一家小咖啡店，母亲在店里当女招待兼出纳——这女孩儿像做梦似地上完了小学、中学，而后，一两年后，进了秘书学校。后来，过了好久——中间的这段时间到哪里去了呢？——她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家电子零件公司当了接待员，认识了一位技师，他邀她约会。最后，她明知道这就是他的目的，她还是让他诱骗了自己。她当时对这诱骗就有一种直觉，一种先知，但后来，无论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了。过了不久，他们决定结婚，但过去，她的过去已经消逝了。未来怎么样，她不能设想。每当她想到未来，她就微微一笑，好像有个秘密。有一次，他们结婚大约五年后，大吵了一架，为什么吵她现在记不得了。他对她说，总有一天这种事情（他的用语：“这种事情”）会以暴力解决的。她记住了这句话。她把这句话藏在了什么地方，后来就开始一遍一遍大声重复。有时，她整个上午都跪在车库后面的沙箱里，和迪安以及他的一两位朋友一起玩儿。但每到下午四点，她的头就开始疼。她抱着额头，疼得昏头涨脑。斯图亚特叫她去看病，她去了，大夫对她的热切关注让她心满意足。大夫给她推荐了一个地方，她就到那儿呆了一段时间。斯图亚特的母亲连忙从俄亥俄州赶来照看孩子。但她，克莱尔，却破坏了一切，几个星期以后，她又回来了。他母亲搬出了他们家，在城市的另一头租了套公寓房，在那儿住下等着。有天夜里在床上，他俩都快睡着了，克莱尔告诉他，她在门诊部听到一些女病人谈论口淫的事。她想这种事他没准爱听。斯图亚特听她这么说很高兴。他摩挲着她的手臂。他说，会好起来的。从现在起，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将不同，都将更好。他已经得到了提级和相当不错的提薪。他们甚至又买了一辆新车，旅行轿车，她的。他们要在此时此地好好享受一下。他说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在黑暗中，他继续摩挲着她的手臂……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玩滚木球和打牌。他仍旧和他的三个朋友出去钓鱼。

离家这么近就有这么一片大水塘，他为什么一定要跑几英里地之外去钓鱼呢？

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我转回身，开始卷毯子边。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后我看见他抬了抬肩膀。“随你便吧。你他妈还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说，随后掉头走过客厅，手还挠着脖子。

“没准是你母亲，”我说。“迪安——也许跟迪安有关系呢。”

我走过去抻直了他的领带，然后放下手。他想吻我说再见。我后退了一步。“那么祝你今天愉快，”他最后说。他转身走到过道走向他的汽车。

“我一开过去，就减了点儿车速，”他说，“我在镜子里没看见你，就停在路边等了两分钟。你还没露面，我就想还是回来看看。没什么事吧？你怎么给锁在里面了？”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我说，我看着他的手，粗壮的手指，关节处布满汗毛，现在正在挪动，点燃一支烟，这昨夜曾摸过我、摸进我身体的手。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斯图亚特说，“你好，宝贝儿。我今天会早点儿回来，我爱你。你听见了吗？我爱你，我很抱歉，我会补偿的。再见，我得走了。”

播音员先重复了一遍四个本地人发现尸体的故事。接着，电视台播放了那故娘的中学毕业照，她是个黑头发、圆脸、嘴唇丰满圆润的姑娘。随即放了姑娘的父母进殡仪馆辨认尸体的录像。他们神情呆滞、悲伤，从人行道缓缓走上台阶，有个穿黑礼服的人正站在那儿等着为他们开门。接着，似乎只过了几秒钟，就好像他们刚走进门，就转身又出来了似地，电视接着就演这一对夫妇离开了大楼，女的哭着，用手帕捂着脸，男的停了好久才对记者说，“是她，是苏珊我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希望他们能在这个人或这些人再干这种事之前抓住他。这样的暴行……”他在摄影机前无力地比划着。然后这对夫妇走进一辆旧车，加入了午后的车流。

“我想可以，”我说，“天很暖和，那就带上游泳裤吧，我想你奶奶会同意的。”

“对不起，我得走了。”

我摇摇头。

“那尸体什么样？可怕吗？”

“谁？你在说什么？”

我瞪着他，不知说什么。

现在我对他什么也说不出。他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路上，但仍不断看着后视镜，并用余光越过座位着着我双膝抵住下巴坐在那儿。太阳照在我的手臂和半边脸上，他开着车，又打开一听啤酒喝起来，然后把啤酒听夹在双腿间，叹了口气。他心中明白。我能当他的面笑。我也能哭。

斯图亚特点上一支烟，看着我们。

“它什么样嘛？”他坚持要问。“我想知道。”

“开开门，好吗？”他说，好像没听见。“至少把窗子摇下来。你在里面会闷死的。”他看着我的胸和腿。裙子已经卷到膝盖以上了。他的目光在我腿上移动。但我坐在那儿，动也不敢动。

“你对我不公平，”上车后他说。田野、树林和农舍在车窗外闪过。“你不公平，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甚至还可以加上迪安。想想迪安。想想我。除了该死的你自己，换个其他人想想。”

他耸耸肩。“没什么，没什么，”他说。

“咖啡在这儿，”我说，“鸡蛋这就好。”

“好啦，把窗子摇下来吧。嗨，你是不是真觉着没事？”

“我投降，”他说着举起了双手。他把椅子从桌边推开，拿起烟，带上一听啤酒走到庭院里。他来回踱着，过了一会儿，坐在了草坪的椅子上，重又捡起那份报纸。他的名字就在头版上，一起的，还有他的朋友们的名字，就是做出了这次“可怕的发现”的那几个人。

“在外头，”他说。

“你在干嘛？”他问，大惑不解。

“我就是想吓你一跳。我是可以碰你，又不让你吃惊的。”他微笑着站在我面前，想捉住我的目光，然后他用一只胳膊楼住我的腰，另一只手抓住我空着的手，把它放在他内裤的前面。

我喝着咖啡，一边听他说，一边盯着他。后来他把报纸从桌那边推过来，我读了上面的那条消息：“……身份不明的女子，18岁至24岁……尸体在水中浸泡了三至五天……强奸是可能的动机……初步判断是勒杀致死……乳房和骨盆部位有刀口和伤痕……尸体解剖……强奸，尚在调查中。”

“好啦，”他说，“真见鬼。”

“我爱你，”他说。

我看着河水。我睁着眼，脸朝下，一直瞪着河底的岩石和青苔，向水塘漂去，微风推着我，把我漂到了湖里，一切都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们还会这么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会一切照旧，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隔着桌子死命地盯着他，直盯得他脸都变了色。

“你怎么了？”他说，放下手。“克莱尔，怎么回事？”

他出现在厨房门口，毛巾搭在他的光膀子上，估量着什么。

迪安想知道他外出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斯图亚特就从冰柜里拿出几条鱼给他看。

我悉心打扮了一番。试着戴了戴几年没戴的一顶草帽，然后对着镜子看了看。随后又摘掉帽子，淡淡地化化妆，给迪安留了一个字条：

我等他开上了高速公路，才把车倒出来。他换了档，开得很慢，不住从后视镜里看我。我将车停在侧道上，把头趴在方向盘上。

“那孩子还是小丫头那会儿，我就认识她，”女人嘴唇发抖，接着说道。“她常上我家来，我给她烤甜面包，让她坐在电视前面吃。”她摇摇头，目光移向别处，眼泪从她颊上流下来。

我慢下来，在旁边土路上找了个地方，我停下车，并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面河水的响声。面前的土路消失在林中。这时我听见那辆卡车又开了回来。

“别这样，斯图亚特，”我挣脱开。他退后一步，打了个榧子。

“我想今天我不在家，”我急忙说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做。真的，我可能都赶不上晚饭了。”

“反正我想这样做，”我说。

“你吓了我一跳，”我说。

我闭了会儿眼睛，抓着滴水板。我不能再深想这件事了。我必须忘掉它，眼不见，心不烦，等等，然后“继续下去”。我睁开眼。尽管我这么想了，但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没准也是迟早要发生的，我的手臂禁不住扫过滴水板，碗碟和酒杯立时在地板上粉碎飞溅。

上星期天，也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他计划进山钓鱼旅行。他，还有戈登·约翰逊、梅尔·多恩、维恩·威廉姆斯。他们一块儿打扑克，一块儿玩滚木球，也一块儿钓鱼。每年春季和初夏，雨季的前两三个月，家庭假日、小型棒球赛和亲戚来造访之前，他们都一块儿去钓鱼。他们都是稳重的人，顾家的人，对工作也都认真负责。那几位也都有儿女，和我们的儿子迪安一块儿上学。星期五下午，这四个男人就去了纳彻斯河作为期三天的钓鱼旅行。他们带着铺盖、食物和炊具、扑克和威士忌。到河边的第一天，帐篷还没搭起来，梅尔·多恩就发现了那个姑娘，脸朝下浮在河面上。她赤身裸体，缠绕在靠近岸边的一堆树枝里。他喊了其他人，他们都过来看她，商量着怎么办。其中一位——斯图亚特没说是谁——可能是维恩·威廉姆斯，他这人又矮又结实，很随和，一天到晚总爱笑一一总之，他们中间有一人认为他们应该立刻回到汽车那儿去。其他人则用鞋子搅弄着沙子，说他们倾向于住下。他们讲他们很累了，天又晚，那姑娘“也不会跑哪儿去”。最后，他们就都决定住下了。他们立刻动手支起了帐篷，生上了火，就喝起威士忌。他们喝了不少酒之后，月亮升起来了，他们谈起了那位姑娘。有人说，他们最好采取点儿什么措施，以防尸体漂走。他们想到，如果尸体夜里真漂走了，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他们拿上手电，趔趔趄趄走到河边。起风了，很冷，河里的波浪拍打着沙岸。其中一人，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斯图亚特，这种事他能做出来的，涉入水中，抓住那姑娘的手，把她那么脸朝下地拖到岸边，拖到浅水处，拿一条尼龙绳系在她腕上，另一端在树根处拴牢。这期间，其他人的手电就一直在姑娘身上照来照去。后来，他们回到帐篷里，又喝了些威士忌，随后就睡下了。第二天是星期六，他们做了早餐，喝了不少咖啡，又喝了一通威士忌，然后分散去钓鱼，两人在上游，两人在下游。

“住手，住手，住手，”我说，用脚跺他的脚趾。

他还说了些别的事儿，我听着，慢慢点着头。我觉得困了，后来我醒了，我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斯图亚特，她还只是个孩子。”

我等着把车开进车流时，回头看了看，他还在看我。我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在招手。

“要不要我跟你去萨米特或什么地方？我没事儿。今儿早上正有点空，”他说。

我回到家，斯图亚特正坐在桌边吃着什么，还喝着啤酒……

“我带他到你母亲家呆一天，”我说。

我看出来，他隐隐觉得受了伤害，便把目光避开，同时既觉得羞惭又觉得很生气。

今天早展，我从报上看到，苏珊·米勒的葬礼将于明天下午两点在萨米特市松树教堂举行。另外，警方又从另外三位目睹她上了那辆绿色雪弗莱轿车的人口中得了些情况。但车牌号码还没查出来。不过，他们追得越发紧了，调查仍在进行中。我拿着报纸坐了好久，想着什么，然后给美容师打了电话预约了时间。

他呼出一口气。“我觉得你这么做，是在犯一个大错误。我觉得你最好再想想你是在做什么。克莱尔？”

斯图亚特清了清喉咙，往椅子后面靠了靠，喝了一口啤酒。

他没动。我知道他听见了，他抬了抬头似乎在听，但他还是没动，甚至没转过头来看看。为这我恨他，恨他不动。他等了片刻，吸了口烟，朝后靠在椅背上。我可怜他故作超然地听着动静，朝后靠着，吸着烟。风把他嘴里冒出的烟吹成窄窄的一缕。为什么我要注意这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可怜他，可怜他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让那缕轻烟从他嘴里流出……

他翻过身来看看我，点了点头。“我们带上点儿啤酒，”他说。“我希望你现在对这事儿觉着好点儿了。尽量体谅，我就这么个要求。”他站起身，从我身边走过时还摸了摸我的屁股。“给我一分钟，就好。”

“这不是真的，”我说。“你没就那样把她扔在那儿？”

灯一变我就拐了弯，接着又拐，一直开上高速公路，看见路标上写着：萨米特，117英里。10点30，天气晴暖。

我摇摇头。

“这样……好极了。米莉，你有没有希望过白己是另外一个人，或者什么人都不是，什么、什么都不是？”

“昨晚上你怎么不告诉我？”我问。

我停下车加油时，问了去萨米特的路。一个40岁、胡子拉茬的机工，巴利，从休息室走出来，靠在车的前挡泥板上，另一个叫刘易斯的，则把油管塞到油箱里，然后慢慢擦起了挡风玻璃。

我们驶过市区，谁也没说话。快到郊区时，他停在一家商店旁买啤酒，我注意到进门处有一大堆报纸。台阶上面，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胖女人正递给一个小女孩一支甘草棍糖，几分钟以后，我们驶过了埃弗森河，驶入一片离河水几尺远的郊游区。河水从桥下流过，流进几百码外的一个大水塘。十几个男人和孩子散布在水塘的岸边，坐在柳下垂钓。

在我要打第二下之前，他抓住了我的手腕，并抬起了他的手。我俯下身子等着，而后看见他眼中浮出某种东西，随即又消失了。他放下手。我更加急速地在水塘中游来游去。

他诉说着苏珊·米勒的天资：活泼美丽，大方热情。帏布后面，有人咳嗽，有人抽泣。风琴奏起来。葬礼结束了。

我把花放进一个瓶子里，摆在餐桌的中央，然后我把我的东西搬进那间空闲的卧室里。

第二天早晨，他们起得很晚，又喝上了威士忌，一边喝，一边钓了一会鱼。到了星期天下午一点钟。他们决定比计划的日程提前一天离开那儿。他们拆下帐篷，卷好睡袋，收拾好锅、壶、鱼和渔具就出发了。走之前，他们再没看看那姑娘。上了车，在高速公路上默默地驶着，后来停在一个电话亭旁。斯图亚特给警察局办公室挂了电话，其他人则站在烈日下围在一边听着。他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报给了电话那头的人一一他们没什么可隐瞒的，也没什么可惭愧的—而且，他们答应在加油站那儿等对方来人询问详情，并单独做陈述。

我从桌边站起身，走进迪安的房间。他醒了，正穿着睡衣在玩拼字。我帮他找来衣服，然后走回厨房，把他的早餐摆到桌上。电话又响了两三次。斯图亚特每次讲话都很急促，每次挂机时都很愤怒。他给梅尔·多恩和戈登·约翰逊打了电话，缓慢又严肃地和他们谈了谈。迪安吃饭时，他又开了听啤酒，点上烟，问了问迪安学校和朋友的事，就真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啦？”他说，“我不……”

今天早晨，斯图亚特以为他把我哄着了。其实我早在闹钟叫之前就醒了，远远地躺在床边，离开他的毛腿和他那粗壮、僵硬的手，想着心事。他把迪安打发去了学校，然后刮了胡子，穿好衣眼就去上班了。他两次跑到卧室探看，还清清嗓子，但我始终闭着眼睛。

“萨米特，”巴利说，他看着我，一个手指来回摩挲着一边的胡子。“到萨米特可没有最佳路线，凯恩太太。哪条路都得开两个半小时。得过了山。叫个女的走这段路可够受的。萨米特？萨米特有事儿吗，凯恩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