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我把一张方纸片放在她面前，让她看欧本和马尔梅迪的邮票。我们过得很好。我们慢慢地什么也不去想了，毫无思想地生活着是可以办到的。
我怎么能不提到住宅的布局呢。厨房、挂着葛布兰式壁毯的客厅、书房和三间宽大的卧室，都位于面对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的最幽静的部分。只有一道装着坚硬的橡木门的走廊把那部分同前一部分隔开，前面有浴室、厨房、我们的卧室和连接卧室与走廊的客厅。这样，一个人走进门廊，推开玻璃门，就进了客厅；两侧是我们的卧室的门，对面是通向最幽静的那部分的走廊；沿走廊向前走，打开橡木门，门那边便是住宅的另一部分了。或者在走到橡木门之前向左拐，再顺着一道窄些的廊道往前走，就可以走到厨房和浴室。门开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宅子很大，要不然，看去它就像一所现在建造的那种几乎转不开身的房子。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宅子的这一边，几乎从没有到橡木门那边去过，除非是为了清扫。因为简直不可相信，家具上竟积存那么多灰尘。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许是一座清洁的城市。但是这应归功于它的居民，而不是别的原因。空中满是飞尘，一阵风吹来，台架的大理石上和马克拉梅线织的菱形台布中间就会落满灰尘；想用鸡毛掸子掸干净是困难的。灰尘飞起来，浮在空中，过一会儿就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了。
我们只有身上穿的。我想起我房内柜里那1万5千比索。现在已经晚了。
我点了点头。
然而，这所住宅这所住宅和伊雷内是我所喜欢谈论的，至于我，则是无足轻重的。我问自己：倘若伊雷内不织毛衣，她会做什么呢？一本书，你可以一读再读；可是一件背心织成后，却不能从头织起而不引起他人非议。有一天，我发现樟木衣柜下面一个抽屉装满白色、绿色和浅紫色围巾。那些围巾带着樟脑味，跟在绒线杂品店里那样叠放着，我没有勇气问伊雷内她找算怎样处理它们。我们不需要赚钱糊口，每月乡下都有钱来，钱是不断增加的。可是伊雷内只喜欢织东西，她手艺娴熟非凡，我常常一连几个钟头望着她那像银白色的刺猬似的手，穿来穿去的织针和地上的一两个线筐。线团在线筐里不停地跳动着，很是好看。
最初几天，我们感到很伤心。因为我们俩把许多心爱的东西留在被占据的那一边了。例如我的法国文学书籍，就在书房里。伊雷内想起了几块台布和一双冬天穿着很暖和的拖鞋。我心疼我那只柏木烟斗。我相信，伊雷内一定想起了那保存了许多年的柑桔酒。我们常常（不过只是在最初几天）合上衣柜的某个抽屉，不无痛苦地对视着。
她放下手里的活儿，用疲倦的眼睛严肃地望了望我。
不过，这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清扫工作就变得简单多了。即使我们起得很晚，比如9点半起床，不到11点我们就打扫完没事了。伊雷内经常跟我一块到厨房去帮助我做午饭。我们考虑好了，决定这么办：我做午饭的时候她做晚上吃的冷餐。这样办，我们很高兴，因为傍晚离开卧室去做晚饭总是很讨厌的。现在，我们只要在伊雷内的卧室里摆好桌子，吃那一盘盘的冷餐就行了。
我小心翼翼地吮着马黛茶，但是她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开始做她的活儿。我记得她在织一件灰坎肩；我喜欢那件坎肩。
“没有，什么也没来得及带。”
除了结果不同外，事情几乎同上次一模一样。晚上，我感到口渴，在睡下之前，我对伊雷内说，我要到厨房去喝杯水。出了卧室的门（她在织衣服）我就听见厨房里有声音；也许是在厨房里，也许在浴室里，因为走廊的拐角把声音隔断了。我突然停住脚步，引起了伊雷内的注意。她走到我身边来，一句话也不说；我们谛听着那些嘈杂声，清楚地觉察到那声音是在橡木门的这一边，在厨房和浴室里，或者几乎就在我们身边那道走廊的拐弯处。
“没有在这儿。”又是一件东西被我们丢在住宅那一边了。
除此而外，住宅内的一切就寂静无声了。白天，金属毛衣针的磨擦声和翻阅集邮册的格格声，最日常惯有的响声。橡木门，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它是坚固的。我们一到紧靠被占据的那部分住宅的厨房和浴室，就大声说起话来；要不然，伊雷内就唱摇篮曲。厨房里，瓷器和玻璃器皿的声音很大，甚至将其他一切声音都盖没了。在那里，我们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但是我们一旦回到卧室和客厅，房内就安静了。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为了避免彼此干扰，我们走路都慢慢地迈步。我觉得，这就是夜间伊雷内开始说梦话时我马上就醒的缘故。
“这么说，”她拿起毛衣织针，“我们得住在这边了。”
“你敢肯定吗？”
我们甚至都没有彼此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拖着她跟我一起，头也不回地跑到玻璃门边。我们背后的嘈杂声变得愈来愈响，不过总是很低沉。我一下关上了玻璃门，我们就呆在门廊里了。现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这边也给占了。”伊雷内说。织的衣物从她怀里垂下来，毛线一直拖到栅门边，消失在门底下。当她看到线团落在了另一边，就把织的衣服扔掉了，看都没有看一眼。
我的手表总算留了下来，我看了一下，已经夜里11点。我用手臂挽着伊雷内的腰（我相信她哭了），就这样走到了街上。在离开家之前，我感到恋恋不舍：我把大门关好，把钥匙丢在阴沟里，免得在这个时候有某个穷鬼企图乘着住宅被占之机，起意行窃而溜进宅里去。
伊雷内是个生来不肯打扰别人的姑娘。除了早晨做的事情外，一天中其余的时间她总是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织衣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织这么多。我总以为妇人们这样织东西，无非是想从中寻到不做别的事情的有力借口。伊雷内并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是有用的：一冬天的汗衫，我的袜子，她的披肩和背心。有时她织好一件背心，然后又立刻把它拆掉。因为她觉得有点不称心；望着针线筐里的线团连续几个小时都不丧失其圆圆的形状，很有意思。每逢礼拜六我就到市场上去买毛线；伊雷内信得过我的审美能力，对我买的毛线的颜色总感到满意，我从来也不用去退换。我常常利用这种外出的机会，到书店里走一趟，徒劳地询问一下有关法国文学的新书。自1939年以来，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传到阿根廷来了。
我和伊雷内单独长久地住在这所宅子里，已经习惯。这简直是发疯，因为这所住宅满可以互不干扰地住下8个人。我们7点钟起床，打扫房间；11点左右，我把剩余的房间留给伊雷内整理，自己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吃饭总是准时的；除了几只脏碟要刷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一面吃午饭，一面想着这所深沉而寂静的住宅，觉得挺快活；为了使房间保持清洁，我们两个人也绰绰有余了。我们有时甚至认为，正是它不许可我们结婚。伊雷内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了两个求婚者。至于我，在和玛丽亚·埃斯特尔订婚之前，她就死了。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难以说明的想法进入了40岁：我们的这种简单的、悄悄的兄妹间的“同居”，是我们家由先祖奠定的家谱的不可避免的结束。我们终归有一天将死在这里，游手好闲的粗暴的堂兄弟们将占据这所住宅，并将把它拆毁，好把地皮和砖块卖掉发财；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己堂堂正正把它推倒，免得时间过迟。
我们喜欢这所住宅，因为它不但宽敞和古老（今天，古老的房屋拆下的材料是可以卖大钱的）而且保留着关于我们的先祖、祖父、父母和我们整个童年时代的往事。
我走到厨房，烧热了茶壶。当我提着茶壶回来的时候，对伊雷内说：“我不能不把走廊的门关上。后面的房子被人占了。”
“你没来得及带什么东西吗？”我徒劳地问她说。
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事情很简单，没有多余的细节。那是在晚上8点钟，伊雷内正在房内织衣服，我忽然想起要把马黛茶壶放到火上。我沿着走廊走到半开半掩的橡木门前，绕过通向厨房的拐角，就听见餐室或书房里有什么声响。那声音模糊而低沉，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的声音，也像嗓音嘶哑的低语声。与此同时，或者过了片刻后，我还听见在连接那些房间和门口的走廊深处有同样的声音。我赶忙朝那门走去，一下把门关上，同时用身体抵着门；幸亏钥匙在我们这边。为了更加安全，我还把长长的门闩插上了。
当伊雷内大声说梦话的时候，我总是马上就醒。我一向不习惯这种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雕像或鹦鹉般的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梦境，不是发自喉咙。伊雷内说，我做梦的时候，浑身剧烈地摇动，有时被子都扯掉了；我们两人的卧室中间隔着客厅，但是晚上，房子里的任何声音都听得见。我们彼此听得见呼吸声和咳嗽声，觉察得到对方拧开床头灯的动作和彼此常有的失眠。
伊雷内很满意，因为她有更多的时间织衣物了。为了那些书，我感到有点懊丧。但是，为了不使我妹妹难过，我便开始翻看我父亲的集邮册，用来消磨时光。我们过得很快活，各人做各人的事，几乎总是一块呆在比较舒适的伊雷内的房内。有时，伊雷内说：“你瞧我想出来的这个花样，像苜蓿图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