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旭澜

至于对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婚丧要按照洪氏邪教仪式，官轿出行军民回避不及当跪道旁，平时不得口角打架……凡有违反，“斩首不留”。诸如此类多如牛毛的严酷戒律，就难以一一细说了。

大量清除“妖”人。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土、缙绅、商人、知识者，皆被视为“妖”，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竟捶楚以死。”弄得杨秀清患眼病，悬赏银子一万两求医，结果竟没有人应召。因为医生不是被杀就是外逃了，极少数留在南京的也不愿或不敢应征。对于“满洲鞑子”，更加骇人听闻。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许多汉人满人，不甘受辱而被杀，就全家或数口一同自尽。整个南京，在极其恐怖与血腥之中，建立了洪、杨等极少数人的“天国”。

分男行女行。这是当时的说法，实际上是男女分开，夫妻分居。有个叫卢贤拔的，镇国侯，第九号人物。他巡视女营，看到妻子，带回府中，团聚两天。有家丁挟私怨告发，卢贤拔便被革爵治罪。这还是由于杨秀清力保而从宽处理。冬官又正承相陈宗扬，因夫妻同宿，又要拉知情者下水，双双被斩首。有的将领给儿子写家信，头条是效忠“天国”，第二条便是注意男女分开。可见此事之重要，也说明很容易犯错误。普遍、长期的男女隔离，造成了军官老兵争着与长得文秀的新兵结对子。同性肉体关系远非个别现象。然而，诸王尤其是洪、杨却妻妾成群。这大约只能用反对平均主义的理论，才能解释了。在严禁之下，“天京”有多少分居在男营女营的怨女旷夫？他们过不上合乎基本人性的生活，而洪、杨则妻妾成群，极度纵欲，形成强烈对比。虽然，在1855年3月停止男女隔离制度，准许夫妻团聚，但这种悖反人性的强迫命令，毕竟实行了两年之久。在世界史上，不知有哪个政权，对百姓实行男女隔离？

仅从这些浮光掠影的简单介绍，就可以想像得出当时“天京”风貌。他成了一个严厉清除了异己的大军营，一个不伦不类的洪氏大教堂，一个在愚昧高压下文明濒于断气的小世界，一个绝大多数人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而极少数人享不尽荣华富贵的集中营，一个充满血腥和阴谋、亲贵嬖臣蝉联秉政、腐烂得比清朝还快的小朝廷。

说遥也不很遥，只一百多年。那“天京”就是现在的南京，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

一切归于圣库。造反之初就提出：天下一切财富，“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当时南京水西门灯笼巷设天朝圣库，民间一切金银财宝得统统缴交。粮食则屯于圣粮馆，分丰备仓、复成仓、贡院三处。百姓分别编入诸匠营、百工营、女营、绣锦营、牌尾馆（或称老民残废馆）。统统编入军事化的组织中，一律实行不同等级的供给制。他们所生产的物资财富，除了自身的衣食消耗之外，剩余价值用来做什么呢？一是洪、杨等少数人尽情享受，建造和维持极其富丽的天王府，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洪秀全造反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获得所能想像到的最大享受。这下子他就享受得连政事都无暇过问了。岂止“从此君王不早朝”，连杨秀清有事要见，都要事先请旨安排时间，待他从温柔富贵之中抽出点空呢。其他什么金银财宝，也多多益善，天王府是高级圣库。不然，萧孚泗就用不着大肆掠夺之后，为了消灭证据，以抵塞必然的追查，纵火烧掉天王府。杨秀清的享受排场虽然不如洪秀全，作为大权在握的九千岁，相去自然不远，仅仅从他出门仪仗队千余人，如迎神赛会，就可明白。可见，圣库制和军事化的劳动生产，主要目的之一是，极少数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占有老百姓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历史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然而，却用了“天父”的名义。识破了的人也没有办法，它有律令和刀剑保证实行呢。

只有尊重良知才能被良知尊重。戏说历史终将被历史戏说。

围城中的活剧。从1856年起，爆炸新闻一个接一个。是年9月，最高层内讧和大屠杀，11月石达开回京稳定局势。次年5月石达开被迫出走，10月洪秀全身边的小丑蒙得恩任正掌率（第二把手）。1859年洪秀全堂弟洪仁到京，三级跳地被封为干王，总理朝纲。随后不久，先是断绝李秀成及其部下入京之道，十余天后又封他为忠王。这年，还戏剧性地将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了。此后几年里，陆续大批地封了二千七百多人为王爵，造成史无前例的奇观。在这奇观中，由洪秀全的两个哥哥出面，收受了难以计数的贿赂。作为这许多活剧的中心人物洪秀全，干了一些不是正常人所能理谕的把戏。

举几件事，看看他们是怎样革命的。

对待文化的态度。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便产生了逆反心理。造反之初就砸孔子牌位，将中国文化一律称之为“妖”。占领南京后，毁夫子庙，烧寺院古迹，废除私塾书院，严禁古书流传。洪秀全曾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比嬴政（秦始皇）还彻底。1854年由于杨秀清以“天父”名义制止，不得已才改为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将古书中的“妖言”删除，但他老人家在享受与动乱之中，过了十年，直到自杀，只删定出版几部古书。但新书出了不少，据专家考证共有四十多种。现在所知的，都是政治文件和政教合一的宣传品。但洪秀全对基督教只知一二枝叶，无非借上帝名义造反和控制臣下，根本不是基督教徒，更不是他自封的耶稣之弟。从他的教义看来，是穿着基督外衣的洪氏邪教。它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政教合一的。要宣传他这种邪教，除了出版宣传品，就是用最基层的小头目两司马（管二十五人）来代替塾师。只要想想那些两司马大多数没有文化，就可以知道宣传的是什么货色，以及他们充当教师对文化摧残的程度。

废止商业。既然一切归圣库，实行供给制，不得有私人财产，那么废止商业便顺理成章。商业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我们今天还在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可是，一百多年前洪、杨，对欧洲诸国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潮流即使稍知一二，也绝不会理会。这哪里是什么“向西方探求真理”？分明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百姓成了奴隶，他们极少数人是奴隶主。于是，外国使者到南京时，“既未看到商店，也无任何物品陈列求售，更不可能得到出租的船只、肩舆或马匹”。这在南京建城的漫长岁月里，谅必是空前的。后来坚持不下去，尤其是准许夫妻同居之后，老百姓总归要一点什么商品，才准许在城外设些商业摊点、场所。

今天的青少年，也许以为这是荒诞故事。然而，这是昨日实有的悲剧与闹剧。如果今后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说家、影视作家，以艺术的大手笔，表现这个“天京”风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审美品位，还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繁重的劳役。清军多次围困、进攻，全城始终笼罩着战争阴影，或充满战争气氛。许多青壮年，被驱遣到城外建营垒、砌砖石墙、挖沟濠，在城内大街小巷造望楼。同时，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扩建和重建天王府。前者是生存的需要，后者是因为洪秀全要享福。南京城中百姓，尤其是妇女老弱，原先不曾从事扛大石头之类体力劳动，干起来便分外艰苦。但是在军队监督下，吃不消也得干。谁敢口出怨言，让监督者听到，就会被一刀斩了。

洪秀全、杨秀清攻占南京之后，在这里“定都”。他们一向宣传的“天下一家，同享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诸如此类一些有吸引力口号、纲领，此时事实证明，无非是为了造反的需要。他们真正实行的，是全然不同的一套制度、办法，很有些发明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