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晓声

“妈！”我喊起来。

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建筑工人。他转折了我们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说《父亲》中，用两万余纪实性的文字，为他这一个中国的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立了一篇小传。从转折的意义讲，他是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座碑。

“在那儿！”老头用手一指。

“我……妈，你别去做活了吧！……”我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不给过你吗？”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我读小学时，哥哥读初中。我读初中时，哥哥读高中。

母亲没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从未施加过任何有益的影响。不仅因为他是文盲，也因为从1956年起，我七岁的时候，他便离开哈尔滨市建设大西北去了。从此每隔两三年他才回家与我们团聚一次。我下乡以后，与父亲团聚一次更不易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反对我们几个孩子“看闲书”的。父亲常因母亲给我们钱买“闲书”而对母亲大发其火。家里穷，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口，也真难为他。每一分钱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父亲的工资仅够勉强维持一个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我说：“买一本长篇。”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父亲十几岁时，被生活所逼迫，随村人“闯关东”来到了哈尔滨。

“买什么？”

“妈……”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箱子里。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八个乃至十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是种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他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原籍山东省荣城县温泉寨村。上溯18代乃至28代38代，尽是文盲，尽是穷苦农民。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60年代的教学，比今天更体现对学生的文学素养的普遍重视。哥哥高中读的已不是《语文》课本，而是《文学》课本。

母亲下班后，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买书……”

最先获得买书特权的，是我的哥哥。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么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那两元钱买《红旗谱》。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止做活，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几天后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

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世深有影响。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哥哥也酷爱文学。我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是母亲以讲故事的方式不自觉地培养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哥哥的熏染。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极。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迟呆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的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没有……”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哥哥的《文学》课本，便成了我常常阅读的“文学”书籍。哥哥无形中取代了母亲家庭“故事员”的角色。每天晚上，他做完功课，便捧起《文学》课本，为我们朗读。我们理解不了的，他就耐心启发我们。

我于今在创作中追求悲剧情节，悲剧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里行间流溢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时候听母亲带着她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讲了许多悲剧故事的结果。我认为，文学对于一个作家儿童时代的心灵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创作风格起着“先天”的、潜意识的制约。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母亲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她至今没过上一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母亲仍未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