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心武

我在1980年10月写成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开篇便是其中角色的叩问：“有什么变化呢？”然后我写到他的失望——他所期待有所变化的东单十字路口，尤其是西北角把口的丑陋建筑，三十年来直到他那天凝望时仍没有拆改。我在1998年出版了《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一书，这本建筑评论与环境随笔集的第一部分是评论长安街上的三十五座建筑，其中第三十五座基本上就是《立体交叉桥》那个角色所看到的简陋的菜市场，其门面顶部使用了一点云形手法，呈现出一种略有变化的弧形轮廓线。这本书到2001年已经第四次印刷，但那张本是写实的东单菜市场照片已经成为历史照片，现在从王府井大街南口到东单南大街南口的整片地方，是一线硕大而高档的建筑，名称叫新东方广场，其中包括五星级大饭店，大型商场，写字楼和豪华住宅。入夜，这座立面由银色合成金属与淡灰色玻璃幕墙构成的现代派建筑顶部以略带橘色的强光营造出梦的境界，配置在建筑物前面的喷水池则喷溅出仿佛由碎玉珍珠构成的水柱与水帘，无论是对之凝望还是行走在那庞然大物面前，都会令一些单个的生命备感自己寒酸渺小。如果《立体交叉桥》里的那位角色现在置身于这样一个空间里，他会对这巨大的变化产生什么想法呢？是欢呼“啊，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变化”，还是茫然疑惑：“啊，难道我需要的是这种变化么？”

像满井的消失，以及人们对它的遗忘，这样的变化，能不令我遗憾与惆怅吗？

我还没有把安定门外当年的真相讲完，几位年轻邻居就捂着鼻子大声喊：“别说了别说了！”但是当一位外地人听说我住在安定门外护城河边时却恭维我说：“呀，我去过那地方，又繁华又美丽，你这人真有福气啊！”

大北窑毕竟离天安门广场已有数公里远，而国家大剧院可就在广场旁，紧挨着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现在所实施的设计方案是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他设计的外观看去像个透明的大水泡。有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是痛若切肤，为此我一天之内接到过五次电话，要求我在表示反对的信件上签名，还接到厚厚的资料，是提供给我用以写文章抨击那个“大尿泡”的。北京的城市面貌以及相关的人文精神真的跌落到了我们为此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危急关头了吗？奇怪的是，当我看过所有相关资料后，我却很欣赏安德鲁的设计。古老的文明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我想到了如今还健在的前门箭楼。这座箭楼是在二十世纪开头时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又重建的，重建时并没有“照本宣科”，帮助重建的德国建筑师加大了楼体总体积，在楼身添加了大理石平台栏杆，在楼窗上方添加了拱形檐饰，在楼肚上则添加了体积巨大的装饰性部件，后两项添加物具有与中国古典建筑语汇相异的西洋趣味，但是人们很快接受了这座箭楼，以至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以为明、清时的前门箭楼就是这么个模样。我讲不出很多的道理，只是觉得安德鲁的设计能给古老的北京增色，就像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给上海大大地增色了一样，或许那增色添彩的程度还会大大超过。

比如羊角灯。在北京内城西北什刹海水域附近，有一条羊角灯胡同。那是一条非常典型的小胡同——不长，不甚直，两边的四合院都不甚峻丽，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是黄土路面。为什么叫羊角灯？是否明、清时期这里有生产羊角灯的作坊？或者是有专营羊角灯生产销售的商人在此居住？为什么是羊角灯呢？这种灯的样子像羊角？那形状多么奇怪！是用羊角做的吗？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我有回在枕边翻《红楼梦》，在第十四回里读到这样的描写：“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胡同里的老人告诉我明角灯就是羊角灯，那么，从《红楼梦》里的这种描写可以知道，这种灯的体积可不小，否则上面无法大书府名。再后来又从《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发现有这样的描写：“当下园之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大灯。”我翻的是庚辰本，但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子里，第十四回的描写里“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被篡改为“上写‘荣国府’三个大字”，而第七十五回的描写则篡改为：“当下园子正门俱已大开，挂着羊角灯。”瞎改的前提，一定是觉得羊角制作的灯上纵然可以写上描红般的大字，却绝不可能在灯体上“大书”，不可能是“大灯”；改动者怎么就不细想想，倘若真是仅如羊犄角本身那么大的灯，怎么能与贵族府第省亲别墅的正门相衬？而且，那样窄小的灯内空间，也很难安放点燃的蜡烛呀。

我感谢葛大爷口传给我这关于北京旧风俗的知识。但他那期望旧有的风俗都能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的心态，我却并不能认同。有一回他在鼓楼与钟楼之间卖风味小吃的地方遇上了我，见我正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吃一盘灌肠，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认为那灌肠的颜色不对，本应是玫瑰红的，怎么成了浅褐色？我告诉他原来那种颜色是放了食物染料，有副作用，去掉有好处，他说那这还能叫灌肠？他还认为只有用那种铜把下面镶着象牙或骨头制成的双齿叉戳着吃灌肠才对谱，现在一律用筷子夹着吃太离谱！卖灌肠的汉子高声对他说：“如今谁花那么多钱投那个资？再说想置办那样的叉子也没见有地方供应！老爷子，别捏酸假醋穷讲究啦！来一盘尝尝是真格儿的！”他竟仍把脑袋当拨浪鼓摇，背着手一径走了。那也是我跟葛大爷最后的一面。如今这座城市离老谱的事儿真是太多太多了。葛大爷能眼不见为净，也好。

北京已经赢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为此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新北京，新奥运。”奥运会诚然是新的，北京为什么必得争新弃古？这是某些文化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已经写过很多次北京，2000年还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刘心武侃北京》，难道还有可写的？当然！北京之所以说不尽，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历史悠久变化巨大，尤其今日的北京，由静态北京转型为了动态北京，无论是笔、键盘还是口舌怎么忙个不迭，也还是赶不上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摇身一变”。再，北京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我这个定居北京逾半个世纪的老市民的生命体验日日增酽，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只永能抽出新丝的老蚕。

长安街另一边西单十字路口的变化更是全方位的，我仅仅半年没去，前些天去到那里，简直无论站在哪一角朝哪一个方向望，都几乎完全认不出来了。概而言之，是一点点葛大爷所浸泡过并且熏给我的那种老北京的味儿全没有了。四望基本上全是高楼大厦，虽然有的用了一点民族化的亭檐素材，但其占据主流的建筑语汇却是西方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在东北角的文化广场中央有玻璃金字塔，让人马上想到法国巴黎卢浮宫广场的玻璃金字塔，只不过小许多也瘦许多罢了。西北角是美籍建筑家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总行，他简直就是把给香港设计的那座中国银行大厦截成三段移到北京摆放这个路口而已，这样地对待北京的空间，是功还是过？

我对北京的变化心情是复杂的。我居住在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北京内城有九个门，直到清末甚至民初，这些城门的分工是很明确的，正阳门是皇帝专用，其他如朝阳门是进粮车的，阜成门是进煤车的，东直门是进木材车的，西直门是进载水车的，德胜门是进出兵车的，崇文门是进酒车的，宣武门是出刑车的，那么安定门是专门用来通行什么车的呢？粪车。一点不错，记载分明，很多年里，城里厕坑里掏出的粪便，由粪车从安定门运出，也并不运到很远的地方，像我现在所住的高层居民楼，以及附近若干相似的居民楼，包括一些盖得很华美很气派的写字楼和商厦，以及生意总是好得不得了的麦当劳、肯德基快餐店，所在的地皮几十年前大体上都是粪厂。所谓粪厂，是一种行业，把城里的粪用粪车运到这种地方以后，把车里的粪卸下摊开，利用阳光将其晒干，然后再搜集到一起，卖给种粮食、果树、花木的农民作为肥料。那时候一出安定门便会有一股厚重的粪臭迎人而来，刺鼻熏衣，沾附难除，所以人们能不从那里过就一定不从那里过。那时如果是住在安定门外，一定是最穷最没有办法混得最惨的人。

也不能说以往的安定门外一无是处。安定门外曾有一处满井。据明末《帝京景物略》一书载：“出安定门外，循古濠而东五里，见古井，井面五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百亩一润……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到清朝乾隆时期，《水曹清暇录》一书也还这样记载：“……井高于地，泉平于眉，冬夏不竭。井旁丰草修藤，绿葺葱。士人酌泉设茶肆，游者颇多。”但到晚清的《天咫偶间》一书里，就已经变成“白沙夕起，远接荒村，欲问昔日之古木苍藤，则几如灞岸隋堤，无复藏鸦故迹矣”。一位祖辈定居安定门内的老北京张大哥跟我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城墙以及安定门等城楼都还大致完好时，他曾在安定门外找到过满井遗址，那里已经搭满了小房子，成为低收入人家的居住点，在一块空地上有口井，井口很高很大，盖着大石板，有位老奶奶跟他说那井叫满井，他从石板缝朝下扔石头，过了约半分钟，听见一种仿佛闷嗽的声音传了上来，说明那井虽然已经绝对不满了，里头毕竟还是有水。

北京的魅惑力常常深藏在若干细节里。

许多外地人感叹，北京胡同的名称真有味道，有的真是优美极了，比如百花深处——今天尚存；杏花天——可惜已经消失。但对这些觉得优美文雅的胡同名字表达欣赏时，务必不要轻易发出“古代北京人给胡同取名字是多么注意推敲呀”这类的感叹，因为事实的真相是，明、清时期北京人给胡同取名字其实多半是很不注意推敲的，制酱作坊所在就叫酱房胡同，存卖劈柴所在就叫劈柴胡同，形状像裤裆就叫裤裆胡同，存粪的胡同就叫粪缸胡同，而狗多需打就叫打狗巷……这是最主流的取名法。到辛亥革命以后，这才有人出来加以矫正，办法是尽量谐音而使用字雅化，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粪缸胡同改叫奋章胡同，打狗巷则改为大格巷等等；有的改得应该说非常成功，如烂面胡同改为烂漫胡同，大墙缝胡同与小墙缝胡同改为大翔凤胡同与小翔凤胡同，打劫巷改为大吉巷等等；有的改法则未免有些个胶柱鼓瑟，如把明代一度与宦官魏忠贤合伙误国的客氏（皇帝的奶妈）住过的奶子府改为遒兹府，把闷葫芦罐胡同改成蒙福禄馆胡同……体现出北京人爱面子的特性不是随时代衰减倒是随时间愈坚。

于是我对北京实施中的CBD和国家大剧院的相反态度被一位文化界朋友斥为“机会主义”。在北京的城市发展问题上我没有什么主义。但我对北京的深厚感情促使我抓紧一切机会促进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求得和谐之美。

北京很大，很丰富。从1999年秋天起，我在东北郊农村一处开辟了一间用于休憩与写作的书房，因为是在温榆河边，所以把它称为温榆斋。今年夏末秋初我有意沿着离我最近的温榆河漫游，并且画了不少水彩写生。我这才发现离城不过二十多公里的温榆河畔还能找到若干自然植被丰茂的富有野气的河段，这真让我欣喜。只是温榆河水的气味不好，有些河段的气息恶臭难闻。但是已经有了很具体的治理计划，将关闭一百多处市区通过来的排污口，并全面进行清淤。治理后的温榆河流域两岸将有宽达二百米的人工绿化带。人工绿化措施当然要拍手欢迎，但我最关心的还是对既有自然植被生态的维护滋养。昨天我到了一处隐秘的河湾，是一位小村里的小伙子带我从杂草树丛中摸过去的，一群花喜鹊从芦苇丛里窜飞而去，蒲草的长叶仿佛美女的秀发在微风里摇曳，还有些蒲棒没有熟裂化为飞絮，村民唤作“人儿菜”的野蓼开出串串红紫的花穗，据说它初春的嫩芽用开水焯熟凉拌起来非常可口；河湾里的绿萍忽然荡动起来，原来是一对小野鸭大大方方地游了过来；蜻蜓掠过我们身前，身体上有醒目的蓝色斑点；粗大的榆树旁蜉蝣成团搅动，快活地撞在我们脸上，享受着它短暂的生命……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看不到房屋，看不到电线杆，一点城市的迹象也没有。这难道也是北京？啊，有一种非自然的声音渐渐逼近，紧跟着蓝天里出现了银色的飞行物，那是飞机，天竺机场，也就是目前北京惟一的国内兼国际民用航空港就在附近，大概离这个小河湾顶多也不过三公里。我找块石头坐下来，打开画夹子，并且用唱歌般的调子说：“这也是北京……”

北京有句土话：叫真儿。也有人写作“较枝儿”。就是对事情认死理，对似乎是枝节的问题也要研究个底儿透。这种群体性格仍存在于今天的北京市民里。

刷新北京的努力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和计划上，而是在紧锣密鼓地加以实施。在北京大北窑一带，原来已经修建了相当高耸的国际贸易中心、嘉里中心等现代派建筑，如今则进一步启动了CBD即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宏大工程，那里将高楼林立，并可望出现耸入云霄的超高级摩天楼财富大厦，以体现中国真的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CBD曾被一些传媒昵称为“北京的曼哈顿”。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后，这种提法才淡化以至消匿。曾有文化界的朋友打电话来，希望我在他们拟就的一份意见书上签名，以阻止这种令“北京不再是北京的”计划实施。我没有参加签名。这些年我乐于自由表达个人独立见解，不想贸然卷入任何群体性的，尤其是具有情绪性的粗糙表态。我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资料，还从电视上看到了CBD总体设计的三维动画，据说那设计刻意避免了曼哈顿的缺失，摩天楼之间保留了开阔的绿地，甚至摩天楼本身也还在平台上设置了绿化带；而且财富大厦等主体建筑是请德国名设计师精心设计的，采取了新简洁主义的手法，很新潮，也很实用。但我的印象却只觉得刻板乏味。抛开那还是不是北京的问题，即使拿到一片空白的地方建造，似乎也还是没有太多视觉上的冲击力与心理上的亲和力。当然，也许功能性很到位。

还要写北京！但这回打算完全任由思绪的飘逸，随手写来。“后现代”理论有“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并置”一说，亦即以拼贴方式作为叙事策略，好！就拼贴一个我感受到的北京！

我曾这样想像过，在玻璃远未普及的情况下，也许是有一种把羊角高温融化后，再让那胶质形成类似玻璃的薄片，然后将其镶嵌在竹木或金属框架上，于是便将那样的灯称作羊角灯。在一个初秋的傍晚，夕阳仿佛在什刹海里点燃了许多摇曳的烛光，我在湖衅向一位曾经当过道士的葛大爷提起这事，说出自己的猜测，结果先被他责备：“哎呀，可千万不能胡猜乱想呀。”后听他细说端详，才把羊角灯搞清楚。原来，那灯的制法，是选取优良的羊角，截为圆筒，然后放在开水锅里，和萝卜丝一起闷煮，待煮软后，用纺锤形楦子塞进去，用力地撑，使其整体变薄；如是反复地煮，反复地撑——每次换上鼓肚更宽的木楦，直到整个羊角变形为薄而透明的灯罩为止；这样制作的羊角灯罩的最鼓处直径常能达于一尺甚至更多，加上附件制为点蜡烛的灯笼，上面大书三寸见方的字，提着或挂在大门上面，当然都方便而得体。

我从安定门住处的阳台望出去，北京城东、南、西三个方位的天际轮廓线历历在目。三面都有高楼大厦的剪影，东部尤其密集。入夜，远近的霓虹灯光灿烂闪烁。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居民陆续享受到了抽水马桶，粪厂的历史已经结束并被许多忽略遗忘。对这样的变化我怎么能不拍手称快呢？

但现在满井连遗迹也荡然无存了。我曾试着顺护城河往东走了不止五里路，试图寻找到哪怕是一丝丝关于满井的踪迹，可是我看到了价格近一万元一平方米的商品房，看到了大型的建材商场，还有婚纱摄影店，以及一家郁金香洗脚屋……就是没有什么满井。我遇到一位穿着浅绿彩绸衣，手持水红色舞扇的老大妈，显然她是要赶赴河沿绿地参加老年秧歌队的健身活动，我跟她打听满井，她和颜悦色地回答我：“马……什么？普里马斯特超市么？咳，这边没有，您得——”我没听她说完便道谢跑开。

我们都知道上海这些年变化很大。但上海历史很浅，它一出生便定位于“洋场”。它的变化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恢复与展拓。北京是古都。这不仅是中轴线上还完整地保留着紫禁城、景山、钟鼓楼，内外城无数街道胡同与名胜古迹都还蕴含着古都风貌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弄出那么多的洋味儿，而且还不是古典的西洋味儿，主要是些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洋味儿，难怪引出了争论：这究竟是发展，还是破坏？

我一度对胡同今名后面被遮蔽住的原名极感兴趣，但探究得多了，却觉得既扫兴又败趣。现在再有老北京向我指出，我对某某胡同名字的欣赏是误读，极愿将那胡同的“真名实姓”给予点破时，我会将食指竖在唇边，然后哀求他说：“难道就不能让我保留几分美丽的误读吗？像什刹海边的鸦儿胡同、大金丝套胡同和小金丝套胡同、真如镜胡同、藕芽胡同”……我就愿以它们目前的名字来放纵自己的想像。说实在的，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像北京这种性格的空间，对其适度地误读不仅不是坏事，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审美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