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裳

在重庆滞留了颇久，周作人两次公审都未能旁听。到南京后，人地生疏，买了一张地图在街上闲步。走过延龄巷，穿过国府路，看见了那座朱红剥落了的国民大会的大牌楼，再走过去，翻开地图一看，已经到了洪武路。向左一转即是老虎桥，也就是“模范监狱”了。心想何不就去看看周作人呢？于是就又穿过了几湾臭水坑，远远有一座红墙的大院落，走过去看，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探监。我在人群中走上一问，说是要看汉奸周作人，卫队长答说这星期中已经有人看过了，怕不便；交涉的结果，由我写一张“申请书”给所长，又在门房等了一会，就有一位领了我进去。进了外面的监门，曲曲折折地走了一会，来到一大间办公室，所长降阶相迎。寒暄之后，他让我坐在一张长条的会议桌旁，所长正坐，我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又泡上两杯茶来。

他又说发表在《国闻报》上的一篇《日本管窥之四》，有很多人没有看过。我告诉他这篇文章我是剪存了的，他很惊异，说这篇文章的结论与《日本之再认识》中的结论是相同的。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许多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张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的罢？有一位律师愿意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与想像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面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堆笑的样儿。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否，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作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了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那次“荣归”，在当时敌伪的报纸上很宣传过一阵子。我曾经稍翻过一下，也颇领略了一下当时的盛况，记得《苦雨斋打油诗》，中有一首道：“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千丝到后湖。”悬揣当时的知堂，不致没有汽车坐，这疲车羸马大抵是所谓腴词罢？虽然现在南京市上也正多着这样的马车。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我又想起了刚刚的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我问他大约还藏有不少鲁迅的遗稿罢，他说有是有的，不过大抵是早年的零碎作品，而且也并非创作。

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惟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寂然有顷，我问所长，可有什么规则要预先知道一些。所长问我是否与周认识，我答说不认识。所长说一向不大欢迎记者与他们会见，因为这批汉奸往往一遇机会即大发谬论。我当即声明，决无代为宣传的意思，于是又寂然。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大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位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好像后来苦雨斋也在大批地收书，也颇有些善本，照纪果庵所说，满架琳琅，很是可观的了。他说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他的买书与别人的藏书不同。他所买大抵在别人是不要的，一些西洋书也大抵是生冷的货色。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读了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罢？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益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颓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附记：这是一篇报导，我只是记下了他的话，其“谬论”在明眼人看来，自然是雪亮的。而且在监狱里辩论也不免为奇谈，因此也就不再加以仔细的批注了。

我又提起那一次元旦被刺的事，他说这事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恐怕是日本人的诡计。我就又提起日本人恐怕没有弄死他的意思罢？他说这事有几点可疑。其一，那时他在燕大教书，还未投伪，中央未必要处决他；其二，日本人后来终未能查出这事，其实是应该查得出的；其三，该时他每周有定时出城教书，坐洋车多经荒僻之处，要下手正好下手，为了避免嫌疑，所以才到苦雨斋去刺他的。他又说事后燕大的司徒校长还去慰问过他，后来教育部特派员某氏也去慰问过他云云。